毛澤東為何力挺「評法批儒」：特殊的意識形態書寫
「文革」連環畫封面。
12月6-7日，重慶大學舉辦了「重返『儒法鬥爭』：當代文學研究工作坊」。
該工作坊由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與《現代中文學刊》聯合舉辦。據活動介紹，它選擇1970年代中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作為切入口，並將這一運動以及對它的批判，看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當代史事件」，因為正是對「評法批儒」的批判和對「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在思想上、理論上構造出1970年代向1980年代的轉折，標誌著「文革」的終結和「新時期」的開端，甚至成為了「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之間轉型的某種記錄與見證。
如何理解儒法鬥爭史在中國的實際意味？不同意識形態的歷史敘述中，儒家的面目如何？
意識形態的敘述者都宣稱自己的主張具有理性、科學、進步等權威性的價值立場，並成為他們判定歷史事件和思想發展的自覺的依據，他們會有意識地「揀擇」歷史資料以證明其所服膺的意識形態真理，由此而構造的歷史則呈現為一個有著確定的理想方向的多種階段。
自從嚴復翻譯了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之後，國人接受了一種進步史觀，即社會發展必然會由野蠻社會、宗法社會向軍國民社會進化（中把社會發展分為這三種概念。其中「軍國民」是現代國家，「國民」指超越種族的國家意識，「軍」是指國民皆有從軍義務以維護國家主權）。
與此同時，在飽受軍事和經濟失敗的壓力之下，護衛文化的任務總會屈從於「國家獨立和富強」這樣的目標。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相繼傳入中國，而這些思潮背後都存在各自認定為「真理」的歷史發展模式作為基礎。而論證其理論的真理性的依據則是：其是否能幫助中國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
正如自由主義者認定現代化就是市場競爭和個人自由得到制度性保障的過程一般，社會主義思潮則認定消滅了國家和階級壓迫的理想社會必然會實現，而此前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前奏。
這樣的意識形態化歷史觀必然會影響到對於儒學發展歷史的描述。在現代化的敘述中，儒家作為一種源於農業社會的思想觀念，難以適應現代化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儒家失去其生命力和現實影響力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按列文森的形象的比喻，儒家最佳的未來就是作為博物館的陳列品。而在救亡史的敘述模式下，儒家要為中國近代的失敗擔負責任。無論是政治革命還是新文化運動所代表的「文化革命」，其目標不僅是帝王和家族制度，而且還必須打倒儒家的綱常倫理。
在20世紀，儒家先是失去了其持續了近兩千年的獨佔性價值的地位，後來又不斷成為其他意識形態競爭中的一種變數。比如，國民黨試圖通過中華文化的本位性來與共產主義運動所代表的超國界的價值進行對抗，而在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則吸取了「中國化」的思路，力爭通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盲目照搬蘇聯的教條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從而形成了以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觀。但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中國共產黨接受的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哲學觀，而國民黨則更注重儒家的道德觀念。所以毛澤東在1939年2月致信張聞天，討論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時，尤其指出：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得孔子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作為延安時期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思想上的助手，陳伯達在1939年撰寫的關於老子和墨子的文章中，已經以是否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樸素的辯證法作為判別古代哲學家高低的標準。比如，陳伯達認為墨子之所以可以被稱為是古代最偉大不朽的哲人，是因為墨子是下層階級的代表，其思想中包含有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學說。
一方面是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一方面是唯物論哲學的影響，孔子的思想有限地獲得肯定。但是，即使在延安時期，孔子所代表的貴族式、傾向於維持秩序的觀念勢必是要遭到批評。
需要指出的是，以儒家和法家的鬥爭為基本線索的一種思想史的敘述，在1949年之後，越來越被毛澤東所肯定。這方面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楊榮國和趙紀彬。
當然，楊榮國早在1940年代就形成了他的基本敘述方法，即從思想家的階級地位出發，考察其是否具備唯物論的傾向來評判其思想的進步和反動。在定稿於1952年、出版於1954年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他說，孔子雖是開私人講學之風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體系卻是保守的，是要維護那日趨崩潰的種族統治的。「在儒家的一方面，把孔子的消極部分作了充分發揮的就是思孟學派；而具有積極意義，和法家同樣反映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為新社會而致力的卻是孔子。……因之，從儒家來說，真正代表封建制度的思想的是『禮表法里』的荀子的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思想，因為孔子的思想是維護種族奴隸制的。」很顯然，與儒家相比，法家厚今薄古的精神與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進步史觀更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敘事模式中，即使同樣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為底色的郭沫若的敘述體系亦被認為對儒家過於溫情。1970年代，在因林彪事件而展開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幾次談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1972年12月17日，在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均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郭沫若的《奴隸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學術界一批人不贊成，趙紀彬、楊榮國都是批郭的，認為孔是復辟周朝的奴隸制。歷史要多讀一些。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雖然毛澤東對楊榮國的觀點提出了一些批評，但是明顯他對於以儒法鬥爭來敘述中國思想史的做法是肯定的，而且其尊法批儒的傾向也十分明確。1973年7月4日，在與張春橋和王洪文的談話中，又提到《十批判書》尊孔反法，這與國民黨和林彪一樣了。毛澤東說，他贊成郭沫若以春秋戰國作為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的做法，但是不同意郭沫若對秦始皇的批評。或許是因為這樣的一些談話，批林整風逐漸轉變為批林批孔，並進一步地發展為「評法批儒」運動。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與江青談話，專門說到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毛澤東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接著念了新寫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在1970年代，毛澤東的任何一次講話完全足以成為全國性的運動，「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這類本來可能成為一個學術討論的議題變成了一次全民參與的政治活動。而毛澤東對於秦始皇和法家的推崇，固然有其政治的考量，而在此背景下的儒法鬥爭史也就成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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