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川紀章與庫哈斯論建築與意識形態

文史 07-15

黑川紀章與庫哈斯論建築與意識形態

黑川紀章

黑川紀章，第二代日本建築師。1962年成立黑川紀章建築城市設計研究所，1964年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獲獎並獲得多項國際榮譽。他曾與和磯崎新、安藤忠雄並稱日本建築界三傑。

「建築師往往活在如此之小的世界裡，這在我看來是很愚蠢的……」

加入新陳代謝派時，二十六歲的黑川紀章是當時組織里最年輕的，也是最早熟、出鏡率最高的成員，並很快成為最高產的代表。在1957-1958年兩年中，他連續經歷了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丹下健三研究室，1958訪問蘇聯後幻想破滅和目睹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解體及其靜態現代視角。這些經歷最終使黑川紀章成為新陳代謝派的典範。

目睹日本城市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彈火的摧毀也是至關重要：這使得黑川紀章痛苦而清晰地意識到建築的非永久性。在我們的訪談中，黑川紀章堅持表示，這一經歷不僅是明顯的現代啟示以及新陳代謝主義的導火索，實際上更是佛家思想與日本傳統神道的融合與延續，自17世紀以來伊勢神宮每二十年的重建就是明證。

1962年，黑川紀章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他通過一系列自薦的方案和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實現的激進的項目，開創了新陳代謝主義的關鍵性理念：在城市規劃的國家規模中，引入預製、艙體、蜂窩式的、生物學隱喻等手法……

在1970年大阪世界博覽會上，黑川紀章從純建築師「變形」成了媒體人物，也推進了他的政治生涯。1969年，隨著社會工程學研究所的成立，他超越了建築並研究政治、經濟、科學和人口統計學，為各種政府部門和機構製作了上百份報告。與此同時，在1974-1991年之間，黑川紀章作為日本NHK電視台特約評論員，在電視媒體上進一步宣揚他的思想與理念。

2007年，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黑川紀章首次參加東京都知事以及參議院議員選舉，但均未成功。黑川紀章後來被批評為對空言虛辭的無休止追求、浮誇以及過度製造，但同時他也是一個目的嚴肅的公共知識分子、實際上的政府顧問、一個據他自稱作為100本書的作者，以及享譽日本國內外的建築大師。所有的一切，都是黑川紀章項目的一部分。

雷姆·庫哈斯：荷蘭建築師

漢斯·尤利斯·奧布里斯特：國際策展人

雷姆·庫哈斯：我們的期望不是重構新陳代謝主義的歷史，而是試著理解像您這樣一位新陳代謝派成員如何回顧新陳代謝主義。目前的訪談讓我們感到驚喜。

漢斯·尤利斯·奧布里斯特：您是新陳代謝派的最年輕的成員，這一點在無數場合被注意到。大家似乎都提到您曾在世界設計大會前兩年，也就是1958年去過莫斯科。那次莫斯科之行是怎樣的？您是受邀前行，還是一次研究訪問？

黑川紀章：我當時受邀前往列寧格勒，作為日本代表團的團長，參加國際建築學生研討會。那時日本國內學生正在進行左翼運動。當時我最仰慕的小組之一是前衛派構成主義，因此我在莫斯科試圖探究20世紀早期後發生了什麼，是否有人仍繼續這一探索。遺憾的是我一無所獲。但是我有幸與幾位學生和青年委員會主席一起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會見，並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庫哈斯：談話的內容您還記得嗎？

黑川紀章：我在接受莫斯科電視台採訪的過程中，對在莫斯科大學和地鐵站看到的、模仿革命前帝國時期裝飾風格的斯大林主義設計理念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批評意見。這些建築讓我覺得很怪異，與蘇聯前衛派的列昂尼多夫、塔特林及馬雅可夫斯基大相徑庭。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也是我回到日本的原因。你應該聽說過，赫魯曉夫試著重新評估前衛運動，包括現代主義，這是他的解凍政策之一。

庫哈斯：他想要恢復這些嗎？

黑川紀章：是的，赫魯曉夫自己確實曾做過嘗試。繼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邀請外國建築師與建築學生來到莫斯科，甚至包括歐洲建築師。但是隨後他很快改變了主意，開始反對現代主義。畢加索是共產黨員，然而對畢加索在莫斯科的一個藝術展，赫魯曉夫卻強烈批評。

庫哈斯：他變為反對它了？

黑川紀章：是的，他說畢加索的畫可以是讓一頭驢用尾巴都來畫。赫魯曉夫回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與建築領域。

兩個崩潰瓦解

漢斯：您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在新陳代謝派文學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痕迹。

黑川紀章：我本身也是京都大學的積極分子，但1958年後，我對共產主義徹底失望了。我改變了我的看法。

庫哈斯：您的意思是說，新陳代謝主義中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元素？

黑川紀章：完全沒有。而且，第二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解體了。這令我非常震驚。

庫哈斯：很短的時間裡兩個信念的崩潰瓦解。

黑川紀章：國際現代建築協會與包豪斯都是了不起的「慷慨陳詞語彙」，因此我當時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現代主義理論出現了什麼問題。1959年，我寫了一篇檄文，關於我們正在面臨的從國際現代建築協會運動到另一階段的範式轉變。但是另一階段到底是什麼？

庫哈斯：您用什麼詞表示轉型？當時「範式轉變」一詞還未出現。

黑川紀章：正式說法是，「從機械時代到生命時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機械原則到生命原則的轉變。

漢斯：您認為這是一種宣言嗎？

黑川紀章：是的，是一種宣言。

漢斯：我們對宣言的觀點非常好奇。在過去的十年至二十年中，藝術及建築世界中的宣言越來越少。很顯然，作為一個運動，1960年的新陳代謝主義可以看成是一次集體宣言。

這是新陳代謝主義！

黑川紀章：1958年，我們互相還不認識。我聽說過菊竹清訓的名字，槙文彥還在美國。我正在寫書，嘗試了解當時的建築範式轉變。隨後我收到了丹下健三老師的一位朋友淺田孝先生的邀請。

庫哈斯：他們也是合作夥伴。

黑川紀章：是的，的確如此。當時他們共同在籌備1960年的東京世界設計大會。川添登成立了大會籌備委員會，標誌著新陳代謝派的開端。1959年，新陳代謝派的第一年，我遇到了川添登與淺田孝先生。當時我們都在努力了解世界的變化，思考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我們能夠發現哪些有趣的事情，可以選為大會的議題。隨後川添登先生和我邀請了工業設計師榮久庵憲司先生、攝影師東松照明先生、建築師菊竹清訓先生，以及平面設計師粟津潔先生加入我們的隊伍。我們還聯繫了槙文彥先生和大高正人，但是當時槙文彥先生不是很願意參加。

漢斯：他的態度很遲疑？

黑川紀章：他的想法與新陳代謝派的其他成員不太一樣。大概在他到美國的第二個月，他突然與大高先生共同成立了一個團體。

庫哈斯：一個小細胞。

黑川紀章：是的，一個蘊含在新陳代謝派之中的小細胞。他們推崇他們的「團隊形成」的理念。我們認為與我們的新陳代謝主義思想類似。你知道為什麼邀請東松照明加入我們嗎?他1960年的系列攝影作品《瀝青》深深吸引了我：作品聚焦了東京街道的細節。看著他的照片中的街道表面，人們可以看到瀝青馬路上的許多細節，包括釘子、垃圾、可口可樂瓶蓋、石頭等。照片展示了一個非常混亂的現實世界。我認為這就是新陳代謝主義！我建議他加入新陳代謝派，因為他的攝影作品能夠代表我們。這樣我們的隊伍差不多成立起來，我們開始每天晚上六點開討論會。

庫哈斯：在哪裡會面？什麼樣的環境？

黑川紀章：有的時候在銀座的一家很小的名叫「柳月」的客棧里。那裡是淺田孝的暫住地。他的居所在鎌倉距離太遠了，所以他經常住在這家非常典型的日本小客棧里。每天五六點左右，川添會接到淺田的電話：「過來吧，我們開始討論。」有時淺田也會打電話給我們，邀我們到另一個地點開會，比如國際文化會館（International House）。國際設計大會秘書長淺田和他的助手瀨底恆當時在那裡辦公。有時我們也隨便找個地方討論。

完美地轉變

黑川紀章與庫哈斯論建築與意識形態

桂離宮

漢斯：聽說有時你們會討論到深夜。

黑川紀章：是的，有時甚至直到清晨。但是討論的第二天，我往往還繼續畫圖或者寫稿子。在會上，我們會花很長時間討論新陳代謝派的文本，我們總是試著從日本傳統建築中選擇範例。比如桂離宮，就一直是新陳代謝派很感興趣的文本，因為它在一百五十年中經歷了兩次不對稱的擴建，古老的、中期的、新建的部分以模塊形式組合。有趣的是，在我們的傳統中，也有新陳代謝、周期等生長的思想。人們對桂離宮往往抱著一種欣賞的心境：首期就受到人們的膜拜；第一次加建完成後，人們稱其為完美；第二次加建後，同樣受到稱讚。在每一個階段，人們提起桂離宮時，一定會用「完美」來表達。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文本。

庫哈斯：文本？你是說，一種藍本？

黑川紀章：哦，「類型」或者「範式」實際上是與我說的「文本」恰恰相反，我所說的「文本」是引自羅蘭·巴特1973年的著作《文本的愉悅》中的「文本」（text）。如果想用一種新的解釋方法，一種問題。人們認為新陳代謝派的建築一直在發展和變化，但是必須完美地變化，必須美觀。

庫哈斯：又一次提到完美。

黑川紀章：是的，完美作為一種持續變化的過程。非永久性的美、無形的美。因此我們尋求到一種新的理論。歐洲的美被認為是永恆的，但是也許我們可以基於運動發掘出一種新的美學。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建造移動的建築。這就是新陳代謝主義與未來主義的相關的地方。未來主義者及蘇聯前衛派與我們的想法一致。

重新開始的城市

黑川紀章與庫哈斯論建築與意識形態

伊勢神宮

庫哈斯：我想關注兩個年份：1958年至1960年。這個階段給人的感覺像是一個忙碌的機場，很多飛機同時在這裡起飛和降落。您失去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而這個時候國際現代建築協會解體了——或者說，現代性的信念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只過去了十三年，建築剛剛開始從廢墟與灰燼中重生，而且您正在研究伊勢神宮和桂離宮。

黑川紀章：特別是桂離宮，一直是我關注的焦點。在新陳代謝派的每一次會議上，桂離宮都是我們討論的議題。伊勢神宮只是偶爾提到。

庫哈斯：對於我們來說太難想像了。作為這次傳奇運動的一分子，您創作了直到今天依然富有震撼力、令人稱絕的視覺作品。但是您告訴我們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宮殿與廟宇，您是如何將這些融合為一體的呢？

黑川紀章：這就跟如今的事物與許多其他的事物相互關聯一個道理。我認為我們正在合成著很多事物，包括矛盾。當時發生的事情太多了。

庫哈斯：在學校里您是否受到未來主義派和蘇聯前衛派的影響呢？

黑川紀章：是的，在高中時代。我父親是一名建築師，他的工作室里擺滿了書。

庫哈斯：所以您是說，您的文化信息很多來自於父親，而不是來自學校？

黑川紀章：是的，還有一些來自自身的第一手體驗。我在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開始考慮建築的問題。我在名古屋的中心長大，但是在戰爭中，我們逃亡到了鄉下。有一天夜裡，兩三百顆炸彈飛過城市上空，城市成為了一片廢墟。擁有150萬人口和230年歷史的名古屋一夜之間消失了。我很震驚。站在廢墟之中，我父親說：「現在我們必須在傷痕中重建城市。」我想，我們能建成一座城市嗎？不可能！那時候，我並不相信建築——我認為建築和城市一樣，都會瞬間消失。

唯識論

庫哈斯：您那時候多大年紀？

黑川紀章：十歲。上中學後，我開始對哲學產生興趣。每周我在東海學園佛教學校聽校長、著名哲學家椎尾辨匡講課。進入京都大學後，我開始研究哲學和佛教中的唯識論學說，它們成為我的共生理論的起點。唯識論教學在4世紀起源於印度，後來與大乘佛教一起，經過中國傳播到了日本，成為日本文化的基礎。我對這個理論中的反純粹主義學說很感興趣。與之相反的是，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歐洲現代主義一直是基於理性的純粹主義和二元論的。比如天主教，就通常將美好和邪惡劃分為兩極。純粹主義者確實對科學、技術和經濟起到了推進作用，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庫哈斯：在這個過程中，您是什麼時候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呢？

黑川紀章：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我曾經是大學裡的積極分子，但是1958年，我開始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於是在東京大學研究生時期，我開始專註哲學並開始寫作，這些作品最終收錄在我的《共生的思想》之中。這本書我花了五十年才完成。

暫時性哲學

庫哈斯：您父親是一位現代派建築師嗎？

黑川紀章：是的。

庫哈斯：是一位中堅分子？

黑川紀章：是的，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者。

庫哈斯：他是否有在日本以外地區的作品？

黑川紀章：沒有，只在日本國內，而且只在愛知縣地區。

庫哈斯：您曾經告訴我您父親是從傳統派轉變為現代派建築師的。

黑川紀章：我想說的是，當時在戰爭時期，人們不得不成為傳統主義者——就連丹下先生當時都創作了伊勢神宮式的作品。在軍隊的管轄之下，很多建築師都被迫進行神道風格的建築設計，也包括我父親。在戰爭時期他設計了多個神道風格的建築，但是我認為他自己也並不熱衷其道。戰爭結束後，他成為一位現代主義者。

庫哈斯：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問題之一。在戰爭時期，很多建築師被迫進行神道風格、伊勢風格的設計，但是為什麼戰爭結束後，前衛派仍在繼續研究伊勢神宮？

黑川紀章：不是的，並不是這樣。

庫哈斯：川添登先生是這樣說的。

黑川紀章：是的，但是他說的是建築風格背後的哲學。伊勢神宮和桂離宮代表了美學宣言，暫時性哲學。

庫哈斯：而不是方法或者理念嗎？我還是完全不能理解。好像納粹將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強加於一代建築師，而隨後那些受納粹壓迫的建築師的後代又在學習古典主義。

黑川紀章：問題是唯識論與西方唯物論的對比。

庫哈斯：這是戰後重建的一部分嗎？或者，這是否與戰爭有某種關係？

黑川紀章：事實上神宮已經有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每二十年都會重建一次。你理解么？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暫時的。在戰爭中整個城市都可能一天之內消失。日本人堅信這一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這個哲學。川添先生之所以引用伊勢神宮的概念，是因為伊勢神宮的簡約與現代風格契合。希特勒很迷戀新古典主義，並試圖效仿卡爾·弗里德里希·辛克爾，這就是區別。在戰爭期間，丹下先生在「大東亞共榮圈紀念碑」競賽中設計了日本神社風格的項目是很不光彩的。

庫哈斯：是的，這也是我們想要討論的問題。

不可見的延續

漢斯：如果回顧丹下健三和川添登在1950年代的關注點，以伊勢神宮作為日本建築的範例，確實發現他們在傳統的伊勢神宮的類型中發現了現代主義的主題——在功能設計中對自然材料的使用，整個預製的理念。他們是否在傳統中尋求現代性？

黑川紀章：不是的，在哲學中而不是從形態中尋求現代性。當然，傳統有很多是看得見的，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堅信我們的傳統和哲學是看不見的，這與歐洲的學說大不相同。歐洲人的思維方式根植於物質文明，因此他們所談論的傳統是看得見的。

庫哈斯：事物。

黑川紀章：建立在物質至上的秩序感。我們將伊勢神宮作為看不見的延續：每二十年，這座神社可看見的部分——建築——就會被重建。我們說傳統已經被保留了一千兩百年，儘管材料還總是新的。我們稱它是一座非常古老、傳統的建築，但是我們所指的古老是與雅典衛城的物質保護截然不同。

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我們開始從服飾、憲法、教育和建築等多方面效仿西方文化——各個方面都以歐洲為模板。我對這種態度非常抵觸。現代化不應該意味著複製歐洲文化。但是自19世紀以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效仿西方社會。這種效仿的模式對技術及經濟發展很奏效，日本通過複製西方模式，在這些領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現在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亞洲其他國家不再認為模仿西方是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我們需要的是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一種共生的哲學。我們必須促進多樣性文化的繁榮共生，而不是將未來發展局限在一味的現代化的競爭中。既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不是民族優越感，它應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建築以外的方式

漢斯：正如我們在各種訪談中了解到的，新陳代謝派並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它集合了很多異質的成分。與其他前衛運動相比，新陳代謝主義似乎更加有機，界域也更寬鬆。

黑川紀章：大高正人和槙文彥當時對建築的思考是基於形態或布局的問題，但是我以一種更為哲學的方式思考。川添登努力研究伊勢神宮、出雲神社、繩文文化——一種日本島國古老部族的文化，試圖尋求日本文化的所在。但是他是傳統派的核心人物。

丹下健三與新陳代謝主義沒有真正的關係。丹下先生與磯崎新對新陳代謝派很感興趣，但是磯崎新的秩序感總是錯位，所以我們自行開始了。他曾經說過，「我是一個反—新陳代謝主義者」。我認為他更傾向於與前衛藝術家形成一個團隊。他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前衛藝術家，與我們的團隊很不相同，而且他依然持有這種藝術態度。

我開始接觸建築和藝術圈以外的人。我接觸到了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數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商人和工業家等等。

庫哈斯：所以丹下先生沒有參與。這是我們沒有聽說過的。

黑川紀章：新陳代謝派結成後，丹下先生邀請我們到國際文化會館並宣布：「我們成立東京團隊，包括新陳代謝派，還邀請大谷幸夫、磯崎新和一些其他成員。」我問他：「東京團隊有何想法？丹下先生對建築的未來有何設想？東京團隊與新陳代謝派的理念有何區別？其實您是否同意新陳代謝主義學說？」但是他沒有回答，於是這件事就結束了。

庫哈斯：「變形」可以看作是東京團隊的另一個名字嗎？

黑川紀章：不是的，「變形」是我想用於新陳代謝派第二本著作的名字。

漢斯：這本書從來沒有出版？

黑川紀章：我們嘗試過了。我編輯了大量的內容，榮久庵憲司根據我們的討論編撰了自己的篇幅，但是菊竹清訓、大高正人和槙文彥沒能提供內容。

庫哈斯：為什麼？

黑川紀章：我不知道。新陳代謝主義出現後，我認為「變形」對我來說有意義。我認為它會使新陳代謝主義邁上一個新的台階。我已經出版了《螺旋計劃》（1961）和《變形計劃》（1965）兩本書，但是槙文彥、大高正人和菊竹清訓並不是很贊同，雖然在出版時我們已經對書名和論點達成了共識。

庫哈斯：那就是說，1962年後，你們之間再無共識？

黑川紀章：1969年，我們在秘魯一個住宅項目競賽中合作，1985年，共同為筑波世博會進行總體規劃。2003年，在大高先生八十歲生日會上，所有的成員都聚齊了。2005年，我們出版了我們的新書。

生命的原則

漢斯：菊竹清訓和川添登曾經指出他們的科學靈感，這也是菊竹清訓理論的重要工具。我曾經一度認為武谷三男1946年出版的作品《辯證法諸問題》也是您的研究工具，或者您獲得了其他科學靈感。

黑川紀章：我的想法不太一樣。就像我剛才說的，我一直在試著理解即將到來的時代，思考從機械時代到生物動力學時代的轉變。

庫哈斯：那麼您的研究靈感更多來源於哲學，而主要不是科學？

黑川紀章：我一直在研究生命科學和哲學。新陳代謝主義是一種生活的原則，共生思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循環是一種生命的原則，生態是一種生命的原則，信息是一種生命的原則，模糊不清的中間區域也是一種生命的原則。自從新陳代謝主義創立以來，我持續探索循環、生態、信息，以及共生——所有這些關鍵詞都是基於生存原則。我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確。

庫哈斯：如果現在回顧您的事業，以及您在1960年代拓展建築領域的方式，通過包括出席電視節目、展覽和各種活動，成為公眾人物，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作將生命包括在建築中的一部分？您是否會把這些看作新陳代謝思想和哲學的一種實踐？

黑川紀章：我試著改變這個時代。

社會工程學研究所

庫哈斯：能否解釋一下，您是怎樣改變這個時代的？還有，當您的世界開始擴展，您的想法是什麼？

黑川紀章：建築師生活在一個很小的世界裡，我認為這很愚蠢。建築和都市學應該與哲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科學、藝術、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相互關聯。

漢斯：您當時具體與哪些人合作？

黑川紀章：我試著與一些知名學者合作，包括哲學家、人類學家梅棹忠夫。我在1977年設計了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梅棹先生後來成為了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我廣交益友，與各個不同領域人士建立起跨行業聯繫。1969年，我成立了社會工程學研究所，邀請不同領域的人們共同討論未來學。這是一個全新的「活動」主題。研究所成為日本政府的基本研究機構，為財務省、防衛省、厚生省等服務。

庫哈斯：成立這個研究所完全是您個人的想法嗎？還是受到政府的鼓勵？

黑川紀章：不，我在當時的商業環境下成立了這個研究所，當時得到了多個企業的支持，如三井、三菱、住友等。

庫哈斯：作為一個年輕人，您當時是如何與這些大公司取得聯繫的呢？您如何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任？

黑川紀章：我想這可能跟當時我的兩本書在市面上成為暢銷書有關。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與社會溝通。菊竹清訓是一位純粹的建築師，槙文彥是一位教育家和建築師，川添登是一位純粹的歷史學家，所以我認為我必須拓寬視野。每當開始一個項目，我都通過在社會工程研究所里的工作來進行市場和科研工作，並展開討論，聽取公眾意見。與此同時，我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進行建築創作。這種方式非常有效，最終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中對我們委以重任，如進行新建航空系統與鐵路系統的比較，模擬日本人口增長，以及為財務省做經濟預測等工作。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經歷。

庫哈斯：您能否解釋一下，對航空和鐵路的研究主要是關於什麼主題？

黑川紀章：研究主要是為了將垂直起降（VTOL）和短距起降（STOL）交通體系合并成綜合交通網路，以適用於日本多丘陵的地理條件，一方面將新幹線高速鐵路與高速公路連接，另一方面將地面交通與空中交通連接。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研究課題，其中有一項實現了降低汽車工業污染的技術研究是由豐田公司贊助的。

庫哈斯：你們一共完成了多少研究項目？

黑川紀章：在三十六年里完成了大概有480個項目。

漢斯：太了不起了。其中有多少已經發表？

黑川紀章：我們是受政府委託進行的研究，所以，這些課題並沒有發表。研究成果主要供投資商和政府機構參閱。

庫哈斯：有多少人參閱這些報告？那480份報告大約分發給多少投資商了？

黑川紀章：這些報告主要為不同政府機構服務，為他們制定發展計劃提供基礎的研究材料。當時研究所擁有兩百萬美元基金，投資商們可以共享研究成果。

庫哈斯：那個時候的兩百萬美元嗎？

黑川紀章：是的，當時確實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的報告為政府提供最前沿的信息。

漢斯：您有樣本嗎？黑川紀章這裡沒有，不過你可以參考那些報告的題目，它們已經在研究所歸檔。

庫哈斯：您剛才說，您反對歐洲的二元論，而對共生和哲學更感興趣。但是「社會工程學研究所」這個機構，聽起來不是更驚人地歐洲化，更傾向二元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