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過去了，為何還要讀傅高義先生的《日本第一》

摘要今天它仍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管理、教育科技水平超出我國，相比其他發達國家，它也有不少的獨到之處。

《日本第一》這本書是我和林連德、張柯先生合譯，於1980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林連德已經作古了，他是外貿部的幹部，是從日本回國的台胞，大知識分子。張柯同志今年已年過8旬。我們翻譯的這本書出版後，國內又出了《日本獨佔鰲頭》等新版本。我們翻譯的版本這次被蜚聲國際的上海譯文出版社選用，有金榜題名的感覺，深感榮幸。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日本名列第一》

日本與我國雖說一衣帶水，但對國人而言，日本是個既近又遠的國家。中日之間增進了解，對雙方都有益。努力去了解一個國家，並不是一定要去喜歡那個國家，有時候可能你越了解它反而越討厭它，但是還有一種討厭或者是憎恨，產生於誤解或者偏見、成見，這是不明智的。你可以討厭對方，但是至少要以正確的、準確的、全面的了解為前提。

為了增進國家的關係，相互學習和借鑒是我們中日交往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日本，虛心地學習日本的長處和優點，同樣我們也跟日本人講，他們也要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變化和進步。如果中日之間還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的話，必將喪失許多的機會。

對於我們來講，重要的是不忘舊日本，更要關注新日本。過去我們常用兩分法看待日本，非黑即白，忘了兩端之間，其實還有很大的灰色地帶，所以，我們應該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日本，以現實的眼光客觀地看待日本。

日本民族是個不可小視的民族，這樣的一個得天不厚、先天不足的國家，能夠成為發達國家，發人深思。日本不是烏托邦，世界上發達國家還解決不了的種種問題，日本也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但是日本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140多年的歷史，今天它雖已退居為第三經濟大國，但我認為，今天它仍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管理、教育科技水平超出我國，相比其他發達國家，它也有不少的獨到之處，所以這個國家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美]傅高義著，谷英、張柯、丹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傅高義（英文名為埃茲拉·沃格爾，Ezra F. Vogel）先生在他為此書新版所寫的序言中自信滿滿地宣稱：我說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經濟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而是要告訴美國人，日本是如何發展的。他認為「日本即使經過了失落的二十年，但屬於日本第一時代的優良特質依舊存在，對於發展中國家甚至像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仍能給予重要的啟迪」。

的確，36年過去了，日本那些精華的東西「今天依舊還在」，非但沒有變，有些比以前做得更好了：重視教育，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小，乾淨，少有污染，社會穩定有序，犯罪率低，交通死亡事故少，國民誠信度高，責任感強，收入均衡，腐敗程度低，產品質量高端，醫療保健遍及全民，人性關懷到位，民風淳樸有禮，日本人總的來說富而不奢，不像美國人和中國土豪那樣過度消費，不買多餘的，只買要用的，不買最好的，只買能用的。

這本書1980年出版後不久，傅高義先生應中國社科院邀請訪華，期間我同他有一次對談，發表在《世界知識》雜誌上。我問他「中國向日本學習，主要學什麼呢？」，他答稱，首先是學習日本國民的團結性強。他說，中國也在強調團結重要，並強調思想統一，但思想是抽象的東西。雖然理性概念是需要的，但光憑它來達到一個社會的團結還不夠。

第二是學習外國時的方法問題。二十年前，日本考察團常來哈佛大學，現在哈佛大學接待的中國代表團很多，將兩者比較一下，便可看到不同之點。第一點是日本代表團來之前作了充分的準備，作為預備知識，掌握了很多情況，所以，對話不是從ABC開始，而是從QRS開始。而中國的代表團來，第一個團提出的問題從ABC開始，第二個團來還是提出同樣的ABC問題。在日本，一個團能將其考察的成果向其他的考察團提供，而在中國，很多情況下是前面的團考察的結果，後面的團不知道。另外，中國的留美學生不知道自己學成回國後到哪個部門幹什麼，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而日本的留學生能根據自己回國後的工作要求有目的地學習和研究。

第三、中國各單位、部門的本位主義太強，缺乏彼此聯繫和協調。中國人大概應學習日本社會進行廣泛交流的優點。

傅高義先生的這些看法是根據當時的情況概括出來的，36年過去了，我不知道這些差別是否還存在。

201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國內不少人在炒作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坐上了世界經濟第二的交椅，導致國內一些人沾沾自喜。我們有些人到日本一看，高樓大廈沒有我們多，覺得日本沒有什麼了不起。

其實，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再用GDP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科學的，真正代表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並不是GDP，而應該是國民生產總值GNP（GN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國民在一定時期內新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價值的總和。GNP是按國民原則核算的，只要是本國(或地區)居民，無論是否在本國境內(或地區內)居住，其生產和經營活動新創造的增加值都應該計算在內——編者注）。目前GDP在日本經濟總量中佔比不足40%，而海外經濟的規模相當於國內經濟的1.58倍，存在著一個強大的、隱形的「海外日本」。這就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看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能光看GDP，海外企業的收益和海外資產的收益也是重要指標。

再說，今天我們GDP超過日本，不等於經濟質量超過日本。中國的生產率水平總體依然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長期形成的階段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在一些重要數據上依然跟日本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對日本發展的看法和評價，不能簡單地被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的表象所掩蓋，不能因為GDP超過日本而輕視日本。

人們常說進入1990年代後，日本國內的經濟是「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起大落，沒有真正的衰退。十幾年來，日本國內的生產總值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海外擴張並沒有停滯，始終保持著迅猛的發展態勢。

關於戰後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軌跡，如果說19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是量的增長，1970年代以後是經濟的質的增長和經濟與社會的相諧發展期，可以說當今的日本，正以「環境革命」為號召，進入經濟創新和生活質量提升期。徹底告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時代，向適量生產、適量消費過渡，向資源循環型社會過渡；企業採取新的經營方式，改變20世紀經濟增長、能源消費亦增長的模式；國民採取新的生活方式，削減電光熱費用，生活質量反而提高，以減少環境負荷，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齊頭並進。

通過改善環境，搞活經濟；通過搞活經濟，進一步改善環境，實現經濟與環境的良性循環。政府提出將21世紀變成「環境世紀」，將日本建成資源循環使用和保持領先於世界的環保技術為中心內容的「環境先進國」。日本這種經濟發展方向的確定，旨在保持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勢頭，並繼續保持其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所以，日本這個國家不可小瞧，我們同它還有幾十年的差距啊！

2015年，大批中國人從日本往國內背馬桶蓋成了熱門話題，有人說，這個馬桶蓋是在杭州製造的，為何還要去日本買？沒錯，中國遊客搶回來的日本馬桶圈，確實產自杭州下沙經濟開發區內，但負責設計、質量標準和生產流程的都是日本企業，正如iPhone6的組裝基地在鄭州，但並非中國手機一樣。現在，在日本確實可以看到很多商品背後印有Made in china，但實際情況是，很多商品組裝在中國，設計不在中國，品牌不在中國，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國，製造工具、機床不在中國，市場管道不控制在中國，還有，很多精密製造也不在中國，更不控制在中國人手上。一個小小的馬桶蓋映射出了一個大問題，反映出中日間自主創新能力、技術水平的的差距，這是對中國企業敲了警鐘！

中國遊客在日本爆買

分析人士認為，人們熱衷海外購物，表面上看，中國製造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有兩點：一是工藝，二是材料。而深層次是源於三點：一是產品的功能創意水平有差距，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掌握得不夠；二是產品製造標準滯後於其他國家；三是製造誠意缺失，缺少至誠的「匠人精神」、對精緻完美的追求。

總體上，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高度發達文明的程度，是個成熟的社會。與此相對照，中國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爬坡，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階段，同日本處於不同發展階段。

說「不同發展階段」，霧霾就是一個顯著的標誌。說霧霾是環境問題不準確，實際上是經濟結構、社會發展水平問題。40多年前，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莫大的利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方面是物質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卻是環境的破壞、精神的荒廢、優秀傳統的喪失。公害問題就是日本經濟畸形發展的直接惡果之一。

當時，日本一心追求GNP，盲目發展工業，卻不肯在防止公害和社會福利方面花錢，結果使公害泛濫，環境污染，嚴重影響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公害問題幾乎是每天報紙、電視都少不了的話題，有食品公害、交通公害、空氣公害、噪音公害、垃圾公害，等等，五花八門。許多工業區煙雲蔽日，夜間難得看見星星和月亮，河川變色，海水污染，魚蝦絕跡，連王八也要進口。東京空氣污濁，銀座鬧市的樹受空氣污染都枯死了，還有小學生吸入汽車尾氣形成的光化學煙霧而暈倒在人行道上。我站在東京塔上環視四周，霧茫茫的看不清楚，整個列島變成了「公害列島」，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公害大國」。上世紀六七十年年代，日本法院審理了許多公害案件，最著名的是四大公害即熊本和新潟的水俁病、四日市的哮喘病、還有疼痛病等。

當時，我作為記者，是以批判的眼光來報道日本五花八門的問題，交通難的問題、住房難的問題、民工潮問題、農業問題、人口過密過疏問題，還有教育應試難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金錢崇拜，等等。

今天翻閱當時的記載，我不禁感到些許的尷尬和汗顏。我萬萬沒有預料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些社會問題都在我們國家上演了，而且有些問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能不承認，今天的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有不少類似之處。中國今天存在的問題，日本在四十年前同樣存在過。不過，四十年後的今天，日本的很多問題，如環境、交通問題都解決得很好。

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再去日本工作時，環境完全變了，日本變成了山青水秀、空氣清新的國家，實現了國土花園化。靠嚴厲的法律，靠市民運動（1960年代後期，日本各地居民控告公害災情的案件每年都有幾十萬起），靠經濟轉型、科技創新，靠全民的環保意識的提升，十來年的時間就解決了環境問題。

日本環境俯視

交通方面，四十年前，東京、大阪等大城市道路擁擠不堪，常常是人走得比車快。而今，各種交通方式的發展使你從甲地去乙地在路線和交通工具上有多種選擇。在東京，由電車、地鐵、公共汽車等組成的交通網路已經到了過密的程度。公共交通之迅捷、方便、準時，使私家汽車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私家車僅僅成了休閑時利用的工具，以至於很多人懶得買車。所以對車的概念，中國人和日本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好像不買車就不能成為中產階級，車是富有和身份的象徵。在日本卻不同，國會議員都坐電車上班。很多人，比如大學教授，都沒有車。

所以我想，我們不妨研究和借鑒日本的經驗，看一看日本是怎樣走過來的。一句話，弟子不必不如師。歷史上，中國曾是日本的老師，反過來，我們今天不妨從他們身上得到某些啟示和教益。我們一定要把大中華、小日本的心態去掉，這樣才學得快，超越得快。我們今天的心態決定我們的未來，一定要有「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決心。

我以為，《日本第一》再版的現實意義在於它對於解決我們成長的煩惱，破解改革和經濟轉型中的難題，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參考。當年，新加坡政府把這本書作為官員的必讀書，我希望我國各行各業的人們也能認真地讀一讀此書，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我認為，當前尤其是要關注日本企業走出去的經驗和教訓、節能減排的經驗、建立循環經濟體系的經驗、城鄉一體化的經驗、應對老齡化的經驗、城市公共交通建設和管理的經驗等，還有企業文化、國民素質、敬業精神、團隊意識的培育以及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等等。（文/王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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