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門與現代中國教育許壽裳： 現代中國教育的「影子人物」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號上遂，浙江紹興人，著名教育家。早年在杭州求是書院師從宋平子。1902年赴日留學，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時結識魯迅，自此締結一生交誼。留日期間，主編《浙江潮》雜誌，在《民報》社師從章太炎，成為「章門弟子」。

在歷史上，有的人物以獨立的形象與姿態留存於世，而有的人物則更多是與具體的歷史事件或者其他人物相關，作為線索、背景與觸媒而存在，後者不妨稱為「影子人物」。具體到現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與教育史上，許壽裳就是這樣一位「影子人物」。不過，這樣一位「影子人物」，其實個人建樹同樣頗多。他既是《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的草擬者，也曾參與「讀音統一會」的工作，同時，在渡海赴台之後，還極力推動台灣的文教建設。除此之外，許壽裳也有自己獨特的研究領域，例如文字學、小說史以及傳記文學研究等，尤其他的《中國傳記發展史》更是開先河之作。現代中國的傳記文學，由胡適首倡，但在理論與實踐中走向成熟，則是許壽裳的重要貢獻。他的《中國小說史》雖然參考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但是體系完全是自創的，構成了對於魯迅論述的發展。這些同樣值得後人重視。

出自章門的著述家

許壽裳之子許世瑮曾說，「先父說過，他自身深受嚴師與諍友的影響。嚴師就是指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及宋平子先生，諍友則是指蔡孑民先生和魯迅先生」（《魯迅與先父壽裳公的友情》）。的確，時人以及後人對於許壽裳的印象，更多是與他作為「章門弟子」與「魯迅摯友」的身份直接相關的。而作為一位著述家與教育家的他，則通常被隱入歷史深處。

與魯迅一樣，許壽裳也是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小班上的一員。章太炎去世後，許壽裳寫作《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對於這段經歷，深情追懷。

在章太炎出獄前，許壽裳在東京主編的《浙江潮》雜誌上，就發表過他的四首詩歌。其中《獄中贈鄒容》一首——「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翦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堪稱太炎詩歌的代表作。因為此詩不僅最為直觀地反映了當時太炎的心情與心境，更與其時已經涌動的革命風潮正相呼應，所以一經在《浙江潮》上發表，就不脛而走。而太炎手跡，也由此成為許壽裳的藏品。他說：「此我得觀先師墨跡之始。原紙至今藏在行篋，彌足珍貴。」

1906年，太炎抵達東京。在歡迎會上，許壽裳第一次見到了章太炎。在他的印象中，太炎「髮長過肩，肌體頗腴」。他特別說明，這是「獄中食物無鹽之故」。太炎在歡迎會上的演講，因為主張「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與「用國粹激勵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而廣為人知。但事實上，除卻當時曾經傳播一時外，這篇著名演講在此後很長時間都未能引起充分關注。究其原因，乃是太炎沒有將其收錄在《太炎文錄》之中。直到許壽裳寫作《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大段抄錄，此文才再度被「發現」。

關於在《民報》社小班師從太炎的經歷，許壽裳提及「先師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許壽裳著作 。

許壽裳歸國以後，與太炎雖有聯絡，但彼此直接的交往並不很多。不過，對於「章門弟子」的身份，他一直恪守如初。1946年，許壽裳寫作的《章炳麟》出版，成為日後最為重要的一種太炎傳記、在研究者看來，「以弟子身份為尊師作傳，好處是見聞真確，態度虔誠，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資料」（陳平原《作為著述家的許壽裳》）。《章炳麟》的優長，正在與其「見聞」、「態度」與「資料」三美兼備。

魯迅的「三同」摯友

除去「章門弟子」，許壽裳的另外一重重要身份是「魯迅摯友」。作為魯迅的同鄉、同學和同事，許壽裳與魯迅相識相交長達三十五年，可謂是魯迅的「三同」摯友。魯迅任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和教育部均是許壽裳的推薦介紹。而魯迅去世後，許壽裳更是先後作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1947）、《亡友魯迅印象記》（1947）與《我所認識的魯迅》（1952）等著作以紀念魯迅。作為學者，許壽裳在海峽兩岸的多所大學任教，開設「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字學」與「傳記研究」等課程。其中，「中國小說史」還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多有參考。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在許壽裳的全部著作中，成就最高與影響最大的還首推他的「魯迅三書」。

1909年，蔣抑卮（右）、魯迅（左）、

許壽裳在日本東京合影。

在《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的「自序」中，許壽裳寫道：「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東京訂交的時候，便有縞帶紵衣之情，從此互相關懷，不異於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乃是四十餘年前，他剪掉辮子後的喜悅的表情；最後的而且永遠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十年前，他去世兩個月前，依依惜別之情。時為七月二十七日，他大病初癒，身體雖瘦，精神已健，我們二人長談一日，他以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題詞贈我，詞曰：『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市一冊，以為紀念耳。』晚上告別時，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這次下樓送我在本年還是第一次，因為前幾次他都卧病在床，不能下樓，那裡聊得這一次的門前話別，便是我們的永訣呀！」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收錄了《魯迅的人格和思想》《魯迅和青年》《魯迅的生活》》等十篇，是一部系統介紹魯迅生平與思想，發凡魯迅精神的著作。此書在台灣文化協進會甫一刊行，就頗受好評。原因在於許壽裳所言——他與魯迅「三十五年之間，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見的」，所以對於傳主的熟悉程度，幾乎無人能及。而對於魯迅的立場，也高度認同。這就決定了他對於魯迅的闡釋，自覺內在於魯迅的邏輯，所以格外體貼與生動。

完成《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以後，應許廣平之邀，許壽裳又開始寫作《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廣平說：「回憶之文，非師莫屬。」（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小引》）結果許壽裳一發而不可收，接連寫作了二十五篇，於是集成了又一部關於魯迅的著作。許廣平讀後大為感動，寫道：「回憶是不輕的沉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凈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工作者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亡友魯迅印象記〉讀後記》）。

此後，許壽裳又寫作了多篇關於魯迅的文章，這便是在他身後出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懷魯迅，想來許壽裳寫出的也就不僅是魯迅本人，還包括他自己與他經歷的那個時代。值得一提的是，許壽裳的這些關於魯迅的著作，都完成於他渡海赴台之後，是他的絕唱與悲歌。

台灣文教的拓荒者

1946年6月，應時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之邀，許壽裳赴台主持「台灣國立編譯館」工作。據王小平研究，「陳儀邀請許壽裳來台，本意是讓其任台灣大學校長，結果遭到教育部的堅決反對，這自然是與許壽裳和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之間的『宿怨』有關，於是陳儀改設編譯館，請許壽裳任館長」。編譯館由接收教育處的編審室與教材編輯委員會兩個單位合并而成，「在陳儀的設想中，它與宣傳委員會共同隸屬於行政長官公署的直屬機構，同樣承擔著戰後台灣文化重建的重任」（《光復初期赴台知識分子初探——以許壽裳、黎烈文、台靜農為中心的考察》）。許壽裳在光復初期台灣文教領域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許壽裳七言詩。

許壽裳6月25日抵達台北，27日即投入編譯館的籌備工作之中。7月13日，編譯館即正式成立。其效率之高，反映了戰後台灣的百廢待興與知識分子重建文教的滿腔熱情。編譯館除全面參與台灣的「心理建設」事業，還與宣傳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會等部門合作，開展了大量基礎工作。除去公務，許壽裳還寫作了《魯迅的思想和生活》與《亡友魯迅印象記》兩部著作，宣傳魯迅精神。1947年5月4日，他發表《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提出「台灣也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

就在許壽裳號召在台灣發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的同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蔣介石採取了鎮壓的策略，由此造成的對於光復初期的台灣局面的創傷，十分致命。陳儀因此被調離台灣，編譯館也被裁撤。

1947年5月15日，許壽裳接受台灣大學的聘書，出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經過短暫的低落之後，許壽裳又重整旗鼓，準備在台大有所作為。可是，就在1948年2月18日，他卻突然在家中被害身亡，死因至今成謎。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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