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中國知識分子
每日一史
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
中國知識分子素來具有強烈的愛國傳統、憂患意識，尤其是當民族、國家危亡轉折關頭，這種意識就更為強烈。七七抗戰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不論年齡，不分區域，不問專業，他們面對民族危機、國家危亡，義無反顧投身於全民族抵抗運動，而不計較個人學術生命、成果得失。
價值觀、政治立場、學術追求等諸多方面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對立，「知識分子」從來都是一個高度異質化的群體。然而7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的心理防線：在民族危難面前，僅僅沉湎於自己的科學、藝術殿堂，似乎成了缺乏氣節的表現。
戰爭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生活，也改變了他們對社會、對政治的觀念。西遷也好，南渡也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所有人都在思考自己未來的行進路線，有躊躇，有困惑，有悲觀，也有喜樂。
這一個個個體的選擇，最後竟共同促成了抗戰時期知識和思想的迸發，使文化薪火相傳，他們的愛國熱忱至今都讓人為之震撼。
史無前例的高校大遷徙
從浙江杭州出發，經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廣西宜州，8月12日，一支由浙江大學學生組成的社會實踐團隊，終抵貴州遵義和湄潭。
這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時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帶領浙大師生艱苦輾轉的路線。這條歷時兩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路線，就是至今仍被浙大人津津樂道的「西遷」之路。
「學習西遷的歷史，是我們新生入學的第一課。」浙江大學畢業生張學天說。在他看來，只有到過抗日戰爭中浙大走過的地方，才能親身體會到他們和那一方水土至今仍存的連結，感受到歷史的印痕，體悟到使命和責任。
1937年8月，杭州告急。為了堅持學業，並為國家保留一批知識分子，竺可楨毅然率領全體師生踏上西遷流亡辦學的艱辛征程。
浙大師生在西遷途中的渡船上
國際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就是其中的一員。懷揣科學救國信念的他，幾個月前拒絕了美國摩爾根實驗室的挽留，返回祖國，才剛到浙江大學生物系任教。
知識無國界，但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國家。在談家楨歸國前後，志在報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正陸續回到祖國懷抱。國內高校，也一時成為他們的聚集之地。
早年曾留學日本的數學家陳建功，於1929年謝絕了日本的工作，回國加入浙江大學。其好友蘇步青，也在1931年接受了他的邀請，從日本回國與其共事。同年，化學家楊石先離開耶魯大學回南開大學任教。1934年，物理學家王淦昌，也結束了在德國的學習後回國，並先後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
1939年2月5日，宜山浙大標營宿舍被炸情形
但隨著戰火燃起，許多院校蒙受損失，被迫停辦。為挽救國家的教育、科學和文化，大學被有計劃地遷往深居腹地的西南、西北。數據顯示，當時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
七七事變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遷至雲南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與此同時，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北京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等高校，於1937年9月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山東大學、私立齊魯大學等山東高校，於1938年遷抵四川。浙江大學則經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廣西宜州，於1940年抵達貴州遵義、湄潭和永興繼續辦學。
史無前例的高校大遷徙，行進得異常艱難。據原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學生唐覺回憶，師生途中乘坐的鐵皮火車，由於曾遭日軍轟炸，夜晚的涼風肆虐而入。「冷得不得了，吃也沒的吃，水也沒有，什麼也沒有，都硬撐著。」他說。而支撐他們走完遷徙之路的則是不做亡國奴、與大眾共赴國難的信念。
1939年秋，張伯苓赴昆明西南聯大時與在校南開大學師生職員（部分）合影
舒適的生活不可得
並不是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知識分子，都心甘情願地離開熟悉的校園，告別舒適的生活。
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記錄這個多事之秋下的複雜心境：「閱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則華北淪亡，身為奴隸，或則戰爭破壞，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
彼時對戰事頗感悲觀的吳宓，甚至冒出了求死的念頭，「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無論若何結果，終留無窮之悔恨。」1937年7月 18日，日軍飛機轟炸西苑，槍炮聲隱約傳到清華園。留在學校的師生和家屬，多避於科學館、圖書館樓下。而吳宓則「和衣蒙被」，仰卧屋內，「願斃命於此室」，吳宓在日記中寫道。
1937年8月2日，吳宓從《世界日報》上得知，清華將遷往長沙，而他不願前往，於是致函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及陸志韋、梅貽寶等，希望能為他謀一英文講師之職。
他坦言自己「留戀此美麗光明之清華、燕京環境」，因此一直「不以清華教授之紛紛離平為然」。與千里奔波相比，他更想留在北京隱忍潛伏、保全性命，即使「清華實行開學，亦擬不往。」
然而，即便異常留戀，可當時的形勢，還是讓他無可奈何地把選擇的天平向「南下」傾斜。
毫無疑問，轉變的過程對吳宓而言，是迂迴而又痛苦的。所以直到1937年10月6日，朋友、同事促其南下長沙臨時大學時，他才最終發覺，面對國難危機和處於危難之中的民眾，自己實在沒有理由留下以期得到安穩的生活。
長沙臨時大學開學的前6天，1937年10月26日夜，吳宓作出最後決定：南下。
吳宓的這番翻騰，反映了戰爭爆發初期部分人的內心世界，但是，不管他們當初產生過什麼樣的想法，不管他們曾經抱過什麼樣的念頭，最終還是擺脫了種種羈絆，匯入到抗日戰爭的時代洪流。
吳宓
科學進步湧現的年代
學者們要默默承受戰爭帶來的一切。
梁實秋在戰時寫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謂「雅舍」不過是鄉下的茅舍。「窗戶要糊紙，牆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顫悠悠的吱吱作響」。老舍穿上了斯文掃地的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著，像個清道夫。香煙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後抽的是四川土產的捲煙，美其名為雪茄。文學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時，能到小飯館裡吃一碗「擔擔麵」就覺得很美滿了。
在艱苦的條件下，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則相信：堅守崗位、潛心學術是學者應對國難的最好方式。聞一多沉湎於學術難得下樓一次，為此得「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一心埋頭國學的陳寅恪在貧病交加中還認為「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在四川古鎮李庄，梁思成在鄉下的兩間小屋裡，開始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的編寫工作，並於1944年完成；劉文典在常面對無米下鍋、「難以為炊」的窘況之中，完成了《莊子補正》一書，奠定了其在莊子研究領域的地位；在貴州遵義，王淦昌一邊放羊一邊想出了用K電子俘獲辦法尋找中微子的辦法，成為世界物理學的重大成就之一。
梁思成在李庄寫《中國建築史》
不管是對文物古籍的珍藏，還是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知識分子都把學術研究當成救國工具，成就蔚為大觀。有資料顯示，1938年到 1944年，國民政府經濟部共獲准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主任楊鳳城說，正是抱著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情懷，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將民族的災難化為了砥礪自身、奮發圖強的硎石，為中國教育科學事業的維繫和進步，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其他階級、階層無法替代的獨特貢獻。
個人追求讓位民族利益
抗戰全面爆發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7年7月10日發表《為保衛北方緊急宣言》，號召「全國的同胞們一致起來！為民族的生存而戰！」
「中國知識界的統一戰線，是整個中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楊鳳城說。這條統一戰線，雲集了當時著名的學者、作家、教授、律師、出版家和新聞記者等多個群體。以宣言、電影、歌曲和新聞報道等方式，宣傳抗日救國理念，向國際社會揭露日軍暴行，以提振國人抗擊侵略的熱情和信心。
從山東趕到武漢的老舍，加入了於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總務部主任一職。除了要為文協的各種活動四處籌備經費，老舍的文學創作也在炮火中迅速轉變。
抗戰前，老舍是一個純文學作家，他認為，「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夠寫出像但丁《神曲》那樣的，直抵人們『靈的生活』的文學——『靈的文學』」。他堅決反對把文學作為宣傳工具，一再強調：「不管所宣傳的主義是什麼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藝受損失的。」
但隨著強寇迫近、家國瀕危，全部良知都在命令他放棄一切個人情緒，以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為重，甚至不惜犧牲藝術品格。「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南下武漢之後，老舍停止了已經寫有十萬餘字的兩部長篇小說，開始集中筆墨致力於通俗文藝作品的寫作。
「寫什麼都好，怎樣寫都行，只要它有益於抗戰。」老舍曾在文章中寫道。他不顧得失毀譽，「於小說雜文之外，我還聯繫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於寫了數來寶。」
1942年9月,老舍(前排立者左六)隨馮玉祥(前排立者左五)赴成都,與成都文協成員合影。
文人們已經無法再專註於自己的領域，而必須為全民族鼓與呼。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對抗戰有過理性的思考。歸國後，曾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他卻出任了駐美大使，「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在淪陷區里潛伏
無法苛求每個人都在戰爭中保持冷靜，身處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可以用研究，用筆墨明示自己的風骨，而還有一部分留守在淪陷區的知識分子，他們就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和潛在危險。
1936年辭去北大教職遷居上海的馬敘倫，在上海淪陷後留起鬍鬚，改名換姓，決心不事敵偽。有漢奸曾勸誘他就任偽北京大學校長，被他言辭拒絕。而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則因拒絕就任偽維新政府教育部長，在1938年4月遭敵偽暗殺。
「如果說中國的工人、農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水和鮮血支撐著民族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話，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則主要為民族戰爭提供著精神支柱、精神食糧。」楊鳳城說。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伴隨著對文化的破壞和滅絕，中國大批珍貴文物和文化典籍遭到肆意掠奪和焚毀，淪陷區還被迫實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戰勝利後整理編撰的《被日劫掠文物目錄》及《文物損失數量估價表》統計：「我國戰時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據者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古物、儀器、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處。以上估價共值國幣(戰前幣值)9885646 元。」
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保護文化便是他們抗爭時的主戰場和抗戰前線。在暨南大學任教的鄭振鐸沒有離開上海，當他知道日本人在收購舊書，特別是地方志等文獻時，這位精通版本學的學者更迫切地要留在淪陷區搶救本民族的文化。其驚心動魄的程度，並不亞於軍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
對於鄭振鐸的留滬，當時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報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懷疑他對抗戰的態度。葉聖陶曾回憶說：「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捨不得離開上海。」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鄭振鐸才告別暨南大學，在《最後一課》中他寫道：「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晴朗，語音里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的士兵們上了的刺刀，『引滿待發』。」
1958年8月，鄭振鐸在《光明日報》上表露心跡，「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我心裡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
來源/華夏經緯網
作者/劉德峰（齊魯晚報深度記者）
原標題/抗戰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
原出處/齊魯晚報
主編、監製/振華
副主編/曉潔
責編/藍瓓
製作/蘭宇、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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