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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雞腿媽媽」:不想再說,後期費用不夠還要找媒體

「偷雞腿媽媽」:不想再說,後期費用不夠還要找媒體



偷雞腿媽媽

看到澎湃新聞記者來採訪,南京軍區總醫院內科樓52病區14床(加)病房外瞬間圍攏不少人。不一會兒,劉燕(化名)穿過人群,走進病房後,又把門關上了。一位病友低聲說:「前兩天,比這些人還多。」


劉燕不會想到,在超市偷了一隻雞腿和一本三字經——這個令她「難堪」的行為,竟意外改變了她的命運。

「偷雞腿媽媽」:不想再說,後期費用不夠還要找媒體


6月1日,一則「最心酸兒童節禮物——母親偷雞腿給生病的女兒」的新聞,讓36歲的山東人劉燕成為焦點人物。報道刊發兩小時內,來自各地的愛心捐款超過30萬元,一天後,劉燕患有腎病綜合征的女兒大麗(化名)住進了南京軍區總醫院接受全面治療。


很快,輿論出現反轉:有媒體暗訪超市銷售員,揭秘劉燕是「慣犯」;也有媒體披露大麗並非劉燕親生。


但幾天來,愛心人士的關注熱度絲毫不減:很多人打電話給劉燕,希望直接捐款給她本人;不少人跑到醫院來看望她們母女,並帶來了禮物和救助金;還有人打電話給救助劉燕的民警潘順群,希望轉達和劉燕結婚的願望。


另一邊,正在江蘇盱眙縣某村廢品回收站收廢品的劉霞(化名)一家,卻為妹妹突然的「出名」而苦惱。「就算再難也不能去偷。」劉霞說。這些天,接二連三有記者過來,劉燕的姐夫有些不高興,「已經影響到家裡的孩子了,我們去學校接小孩,也被人指指點點的。」


「偷雞腿媽媽」:我不想再說了

劉燕穿著前幾天新聞照片上的那件紅色格子襯衫,扎著馬尾。她看起來很忙,一會兒去醫生辦公室,一會兒又去藥店拿葯,女兒大麗住在內科52病區14床(加)病房。因為怕孩子被細菌感染,房門給關了起來,記者們都很耐心地在一旁等待。


8歲的大麗是一對雙胞胎中的姐姐。她的身高看起來只有普通5歲左右兒童高,臉頰和四肢都異常腫大。劉燕對澎湃新聞介紹說,大麗姐妹一歲半時被發現患有腎病綜合征,無法正常排尿,許多食物也要忌口,每天要吃十幾種葯。


過去三年,劉燕經常帶著女兒來南京看病,有時隔一個月就要來一次。因為住院太貴,她就帶著女兒在南京軍區總醫院附近的地方租房住。2014年初,與丈夫離異後,劉燕在江蘇幫姐姐家的廢品收購站分揀垃圾,「一天大概能賺三四十」,而孩子一個月的醫藥費就需要3000多元。


南京軍區總醫院兒科主任夏正坤介紹說,大麗這次發病是由於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診斷為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不排除孩子病情發展成尿毒症的可能。


夏正坤說,像大麗這樣的情況,發病期一年花費3萬-5萬元,恢復期需要2萬元左右。

據山東媒體報道,從2014年初離婚開始,劉燕母女三人享受低保,當地鄉政府為兩個孩子申請到困境兒童補助,母女三人每月的補貼總共為750元。劉燕已經加入新農村合作醫療,報銷比例在40%左右,但她的醫保關係在山東,需要在江蘇、山東兩地往返辦理醫保手續。


此前,劉燕租在醫院附近一間2平米左右的小屋,除了一張床,一個床頭櫃,只能留下一個人行走的空間。這個小屋一天租金30元。過去一周為了方便女兒看病,她問親戚借了3000多元在這住著,一周花下來只剩下三四百元。


而現在,她窘迫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


大麗住進醫院的當天下午,南京軍區總醫院兒科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了她的病情和治療方案、治療費用情況。

由新浪江蘇和現代快報發起微公益、天使媽媽基金會認領的「最心酸兒童節禮物」捐助項目,從6月1日下午5點多到晚上8點多,共有1.6萬人次捐款,捐款金額超過30萬元。另外還有愛德基金會為母女募集到了7萬多元,民警潘順群也為她們募集到3萬多元。雖然線上捐助平台已關閉,還有許多愛心人士線下在繼續捐助。


4日下午6點,許多媒體都散去了,一位肩挎黑包的男人,走進了大麗的病房。男人看起來有些拘謹,手裡抓著一個白色信封。他走近劉燕,對她說了幾句話後,遞過了手中的信封。劉金燕接過信封,突然加大聲音說:「非常感謝南京正能量,謝謝你們對我和孩子的關心和幫助!」


信封里裝的是愛心款,男人不願意吐露更多,待了幾分鐘後就走了。記者坐在床尾的凳上,突然聽見稚嫩的聲音問:「採訪得怎麼樣啊?」大麗的蘋果臉並沒有往這邊轉。


「媒體過來了很多很多。」劉燕列舉了幾家媒體,都是江蘇的和山東的,她接著說,「他們問我怎麼住進醫院,怎麼得到幫助的,孩子的治療情況……媒體那麼多,問了一遍又一遍,老是問來問去的……」


「媒體一撥撥的來,是不是讓你覺得有些煩?」記者問。


「我認為這些媒體非常熱心,沒有他們的報道……」劉燕突然停頓了幾秒,接著一字一句地說,「也許我們得不到那麼多人的關心和幫助。」


「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隱私不想說?」


「有些我確實不想說,但是我想想也沒什麼,比如說孩子的身世啊……」


「你開始沒有說孩子的身世?」


「嗯。孩子還小,還不想讓她知道。」


「她現在知道了嗎?」


「她現在還小,還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結婚的?」


「你看,說著說著就來了……」


「這個不想說?」


「嗯。」


病房突然變得很安靜,連床上的大麗也不說話了。劉燕突然站了起來,沿著角落的水果籃和牛奶盒,走到大麗在床頭說:「今天就說到這兒吧,以後也說到這兒了。其他媒體來,我也不想再說了。」


隨後她又補充說:「以後你們願意關注呢,關注我的後續吧。後期孩子的費用如果不夠,我還要找你們呢,還要找你們這些媒體……」


同病區「尿毒症」家庭:求求報道我們吧


「求求你們把我們的事向媒體報道。」同在這家醫院的內科52病區,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著澎湃新聞記者。這位來自安徽農村的母親和劉燕一樣,有兩位患嚴重腎病的女兒。


12歲的朱鳴頭上扎著一把馬尾,脖子上插著一條管子,連接著右邊一米高的機器。「那是水,一個進去一個出來,循環把毒素帶出來。」王玉琴指著邊上的那台機器說,「以後就要靠這個機子活了。」


王玉琴有兩個女兒,朱鳴是第一次做透析,19歲的朱詠夢已經透析了兩年。「姐姐每星期要透析兩三次,透得她現在都沒有尿了。」說起兩個女兒,王玉琴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最開始發病的是姐姐,6年前出現手腳抽筋。王玉琴給她買了很多中藥,還買了不少鈣片,但一直沒有帶她去做檢查,「我以為是月經不調引起。」王玉琴說。


2012年3月,王玉琴帶著15歲的朱詠夢,到安徽郎溪縣人民醫院做檢查。醫生告訴她「兩個腎全部都壞了」。當天他們又來南京軍區總醫院複查,「這邊醫生把我罵了一頓,說孩子病得這麼重才來看,可是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啊。」


朱詠夢得病後,就不再去學校了。兩個月後,妹妹也查出腎病綜合征。「2013年,大的開始透析,小的一直保守治療。這次朱鳴突然嘔吐,吐了好大一盤血……以後她們都要靠透析了……」


王玉琴的丈夫是瓦工,天一下雨就不能外出幹活。大女兒透析了兩三年,按規定透析三個月後可以進入大病醫保,報銷比例在85%,費用負擔會輕一些。但小女兒還不夠大病醫保條件,異地報銷比例只有30%-40%。兩個女兒治病前後已經花掉了40多萬。這樣撐了三四年,實在撐不下去了。兩個月前,侄女幫他們在網上發起了眾籌。


王玉琴翻開手機,打開眾籌的頁面,一邊遞給記者一邊說,「大部分都是親戚朋友發動親戚朋友捐的,網路上的人誰相信你啊……」上面籌款額為20萬元,但直到眾籌結束,他們一共才籌到兩萬多塊。


「大家給(劉燕)這麼一捐,對其他家長影響很大。」醫院的中午來得特別早。午休之前,管床醫生張越(化名)把記者拉到邊上說,「就像你們第一天來救助她時,那個父親和母親(王國華和王玉琴)在那裡哭。那麼多年堅持下來,他們兩家也扛得很累。」


「我看一堆記者過來,都來採訪他們一家。」那位叫王國華的父親說,「比她孩子嚴重的很多,人家家裡情況也不好,站在邊上看著你們給她錢,你說人家心裡難不難過?」


自2007年查出腎病後,王國華的兒子王新宇一直吃藥治療,上個月轉變為尿毒症,如今進入了透析階段。治病6年來,他們花費了30多萬,因為是江蘇本地人,省內新農合報銷比例可以達到80%。但許多進口葯價格高,又不在報銷範圍。對於尿毒症患者來說,腎移植可能最有效的治療方案。但一來腎源緊張;二來腎移植又有一筆20-30萬的費用。在沒有找到配型合適的腎源之前,透析好比是沒有盡頭的黑洞。


「就是我們沒有偷東西,就是這個意思嗎?是不是這個意思嘛?」身處困頓之中的王國華不知該怎麼辦。


王新宇目前處於一級護理中,白天晚上都有護士看守,王國華只有吃飯時間才能進去看他。上午11點,有人推著推車來賣飯,王國華給兒子打了一份。「25塊錢,包括早餐中餐和晚餐,只有小孩定了一份。」門口有兩個護士守著,王新宇穿著一件格子衣服,很安靜地坐在床上吃飯。


因為晚上不能進監護室,王玉琴就睡在走廊盡頭的角落。上面墊了一張毯子,旁邊有一個蛇皮袋,裡面裝著被子枕頭。離她約一米遠的距離,王國華同樣墊了一個毯子。天色暗了下來,還沒開燈的走廊,已經有些看不清人影。


醫護人員:希望社保完善,「不只幫她一人」


6月7日,江蘇盱眙縣,劉燕的姐姐劉霞家在廢品回收站里,幾乎要被堆積如山的塑料瓶淹沒。


自從孩子查出腎病後,劉燕帶著兩個女兒住在姐姐家,一邊帶孩子一邊收廢品。大麗小麗也在盱眙讀書,只有暑假才回老家山東。


小麗(化名)說話很像大麗,劉霞說,她成績好,考試數一數二,而大麗身體不好,經常不去上課,成績就差點。


「她(劉燕)確實不應該偷雞腿,就是沒有錢也不該偷,她做得不對。」劉霞說。正是中午,小麗背著書包去上學,看到記者後飛快地跑開了。


這幾天,一直有媒體來採訪。「已經影響到家裡的孩子了。學校搞得沸沸揚揚的,去學校接小孩都不敢走近,年紀大點的人還指指點點的。」劉燕的姐夫很生氣地說,「上次還有人過來拍,把小孩也拍進去了。」


劉霞每天都跟妹妹通電話說下兩邊情況。她心裡有些矛盾:「我知道媒體也是在幫她(劉燕)。」


「6月3日,大麗媽媽說有十幾萬,都是愛心人士捐給她的現金,這幾天可能還有人送過來。」在醫院病房,護士長徐敏說,很多人希望改善她們的生活,還有好多人想幫她找工作。


「我覺得愛心是好事,關鍵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兒童的醫保政策和有關愛心救助基金。」徐敏感慨,按照醫保政策,本地就醫可報銷80%醫藥費,異地的只能報銷30%到40%,而且很多進口葯、營養葯不能報。


「比她苦的累的多了去了,你們捐款真的捐不過來。」管床醫生張越說,「我們之前還遇到母親看不起病,把生病的孩子遺棄在醫院的。那個孩子是先天性腎病,妹妹也是腎病。母親直接把孩子丟在醫院,留下假的身份證和電話就跑掉了。當時我們醫院發起捐助,但捐到一萬元就沒有了。你說這樣的孩子要不要幫?就像那天有人說『她不就是偷了一個雞腿嗎』,(如果)大家有了這樣的導向,我覺得整個社會上的問題都出來了。」


「偷雞腿媽媽事件需要反思,但不是去質疑捐助者對小偷同情心泛濫,而是去思考:是什麼讓一個孩子的媽媽成為小偷?」6月3日,新華社發表評論稱,「偷雞腿媽媽猶如社會保障體系的漏網之魚,所幸她和她的孩子能被社會互助這張網暫時兜住。」


「我希望不只幫她一個人。」兒科主任夏正坤說,「希望政府能夠有統一的基金放進來,我們再去申請評估,幫助更多腎病家庭」。


經過劉燕的事件,天使媽媽基金會更著重「新腎」基金項目,基金會負責人沈利說:「從去年年底開始,我們已經救助了十幾例,這一次希望讓更多的人關注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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