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帖》漫說

文史 06-22

《法書要錄》著錄的《十七帖》，據張彥遠說是「貞觀中內本」。張氏同時記錄貞觀中收得王羲之草書三千紙，與《新唐書·藝文志》「羲之行書二百九十紙」相差不啻天壤，字體固然不同，數量必不至於十數倍懸殊。

《十七帖》漫說

館本《十七帖》（安思遠本）

今稱情而論，以《藝文志》記錄差近事實。其一，文獻性質不同。《法書要錄》雖然較早，終是私家著述，《新唐書》晚出，畢竟正史。不僅如此，正史之書、表、志與傳記不同，旨在存一代之舊，重傳承，少潤色，往往原封不動採集原始史料，可信度極高。而私家著述多囿於見聞，甚或道聽途說。其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是新募集王書，加以宮廷舊藏，是一個上可與劉宋內府王書數量相比較，下可與褚遂良《右軍書目》及後代各類帖目相參照的數字。貞觀朝縱然搜求遍于海內，但若說大王草書便有三千之夥，比照行業常識，確是天文數字。

既然張彥遠記錄王羲之草書數量可能嚴重失實，那麼，前文咫尺之間記《十七帖》「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就不宜看作權威數據。

至於「貞觀內本」是貞觀朝新編還是出於梁陳隋諸朝古本，想必他也無力回答。可以肯定，張氏所謂貞觀內本只是摹寫之本而非真跡。這一點有正史為證，《藝文志》記「草跡命褚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影，即摹拓，後代雕版印刷之「影宋本」就是毫釐不爽地仿宋。影寫草跡何以用「楷書」？須知這句話今雖在《藝文志》，卻疑為初唐舊文，唐初正書尚稱隸書，楷只是標準規範的意思。能夠流出禁中的《十七帖》當是此類摹本，彥遠所見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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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帖》末「勑」字及貞觀詔書。（安思遠本）

那麼，為何歷代隻字不提褚摹之本而艷說館本？因為褚摹即館本，而非古本。至於後出的賀知章臨本及南唐李煜據此刊就的澄心堂本就是再下一等的轉輾之作了。相比之下，館本雖非真跡，仍是尤物，所以北宋鑒定家黃伯思稱其「世殊艱得」，而貞觀後不數年侍書王著便勒石翻刻。館本所以珍貴，以其底本原系梁隋古物，稀世孤品。

《藝文志》說「其古本多梁、隋官書。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署記。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今見館本，卷尾有徐僧權署記，則出於梁代古本殆無可疑。那麼，貞觀朝對古本《十七帖》有何作為？一是加「貞觀」印記，《藝文志》、張彥遠、黃長睿眾口一詞。二是摹勒上石，黃氏即持此說。

時至貞觀，梁代古本已然是三朝遞傳之珍，但《十七帖》編為叢帖未必便以梁代為上限，因為梁代內府亦多前朝舊本，這一點《舊唐書·經籍志》序文可供參考。那麼，《十七帖》究竟成於何時？何人編次？我以為至少從理論上講，在王羲之當世就是一組不可分割的法書瑰寶，至遲在桓玄那裡就有條件編次成形。

桓玄是東晉大司馬桓溫的兒子。《十七帖》手跡作為書信分致周撫、郗愔、桓溫，周、郗皆桓溫部下，承蒙栽培提攜。就已知史實而言，只有桓溫有條件將周、郗私人信件羅致私囊。桓溫權佞貪狠，郗愔素懷退隱，軍權尚可以拱手相讓，書畫更是身外之物。周撫也諒非貞士，當年王敦以勤王為名，實懷篡弒之心，周撫甘作「爪牙」，而今面對權傾一時的大司馬、頂頭上司桓溫，周撫又何所吝惜。此前論《十七帖》各帖信主，或以為周、郗、桓三人而外，尚有失名待考之人，或費盡思量以期坐實，今天看來，《十七帖》直是王羲之與三親友書信，三親友復瓜葛瓞蔓，與他人毫不相干。三人私信成桓氏一己私財，只因他位高權重，復有恩於周、郗二氏。這便是《十七帖》的第一代故事。

下一代人唯桓玄有繼承資格。桓玄「博綜藝術，善屬文」，「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洗馬職掌圖籍，理應比他人懂得蓄積書畫圖書，事實上，桓玄酷愛二王書法，不惜巧取豪奪，斑斑事實見於史籍。《晉書》本傳對此已頗施筆墨，更有專門文獻虞龢《論書表》多所揭櫫：一是桓玄編次二王紙跡，常置左右；二是謝履以祖傳二王棐版書雅賄桓玄，求得揚州主簿之職。

《十七帖》經手桓氏父子，兩代之內是單帖珍藏抑已匯為叢帖？以桓玄對書畫收藏之篤愛諳熟，他不會聽任這一批王羲之真跡散亂飄零，編次成套才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收藏效應，且如前述《論書表》所記，已有桓玄編次二王法書之舉。但他百慮一失，貪愛過度，大量書畫常置左右，這便犯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忌諱，桓玄被劉裕擒獲，《十七帖》必不能倖免，隨劉裕入宋。

據虞龢說，桓玄被擒之後，二王法書不知下落，在此，我們必須注意，擒獲桓玄者正是後來的宋武帝劉裕。王羲之書法「聲華四宇，價傾五都」，當時無人不愛，豪強如劉毅、盧循等更是銳意搜求，劉裕重兵在握，廓清海內，不能無知，不會不要。

《十七帖》自劉宋入禁中，歷梁代內府，其餘流傳序第不能詳考，至李唐淹有四海，而天佑神物，輝光重現，我以為這便是張彥遠「煊赫名帖」的真正意義。

詭詞異說，晚近方孳。

包世臣說「《十七帖》初刻于澄清堂，其本未見」,誤「澄心」而為「澄清」，已屬不慎之甚，以澄心堂刻為初刻，更是失之眉睫。所以張伯英譏笑他於帖後勑字「熟視無睹」。其實包氏馬虎豈止如此，黃伯思明言「先唐刻本」，包氏不聞也抑不見也？這讓人想起包世臣書學《書譜》失之肥軟卻自負入晉邁唐，由此看來，人之資質確有定數。

又不知從何而起，有日本人中田勇次郎以為《十七帖》卷尾「勑」字出自玄宗《鶺鴒頌》，館本只是移花接木。洋人臆說，掩乎中土，庸庸學士聞之如醍醐灌頂，不知日本人治學，好隱沒出處，貌似新奇，實有所本。即以此例而言，我見識不廣，也知道中國學者容庚早有此論，其公開名著《叢帖目》卷十三記：「案，此帖勑字與唐玄宗《鶺鴒頌》所書略同，或後人據明皇所書而偽作乎？」當然，容庚先生口吻和緩，至中田勇次郎先生則似已成定讞。《十七帖》版本的體系就此混亂。

《十七帖》與《鶺鴒頌》，到底誰抄襲了誰？

先說「勑」字派何用場。館本卷尾：「勑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勑字實是聖旨首字，可以、也必須連讀下文。附於文末，以示莊重嚴肅；放大草寫，突出御造氣派。而《鶺鴒頌》有勑字，無下文，是簡單模仿前朝制度，徒具其形。如同玄宗書「開元」二字印，已有太宗「貞觀」小印在先。《鶺鴒頌》「勑」字與《十七帖》「勑」字誠然「酷似」，並不說明館本「勑」字來自《鶺鴒頌》，反而是《鶺鴒頌》模擬館本。

再說兩處勑字書法，有古今之別。

兩字雖同處李唐一代，但時在貞觀、開元兩朝，若從書法史細分而言，則《十七帖》在初唐，《鶺鴒頌》在盛唐。初唐天下靡不尊崇王羲之，盛唐則顏真卿新風彌於書壇。締察兩「勑」字，《十七帖》雖為刻本，但能傳神留真，三處「疊筆」自然妥當，猶是晉人家法。《鶺鴒頌》「勑」字雖是墨跡，但骨不勝肉，似出於臨摹。尤其左下方最重之疊筆，後筆不能壓過前筆，導致主次不分。左部結構明顯鬆散，這幾乎是臨摹古帖的通病。右部「力」字轉折，《十七帖》「勑」字轉中有折，其形雖方而節目並不外露，所以橫與折連貫卻各自分明，而《鶺鴒頌》勅字幾乎無轉折筆意，不施提按勉強過彎。差距雖微乎其微，但已顯露臨創端倪，真贗剖判。

《十七帖》漫說

《鶺鴒頌》帖末「勑字」無詔書

書法研究，尤其是作品研究，必須緊扣作品，嚴格讀圖，考證當然重要，但切忌枝蔓。這讓我想起清代學術在古音研究方面的經驗，「審音」與「考古」並重方是正途。精於書法對於一個真正的書法研究者的是要務。

又有學者指出《十七帖》缺王書常見「奈何」及「月日名白」字，並指出所闕字句系當初在弘文館時刪除，我謬以為此論誠向壁虛造，比照它帖自可按驗。

《十七帖》之單帖有見於其它叢帖者，有墨本傳世者。匯入它刻者如，《遠宦帖》《兒女帖》入《大觀太清樓帖》卷六，《服食帖》入《大觀》卷七。凡此兩見刻帖，《大觀》與《十七帖》行款略有不同，但文字無一字出入。墨跡傳世者，如《遠宦帖》《旃罽帖》《瞻近帖》《講堂帖》《龍保帖》《游目帖》，其中《遠宦》《游目》（《蜀都帖》）二帖行款同《十七帖》，而《旃罽》《瞻近》《龍保》諸帖刻本與墨本行款小異，但不論行款異同，文字一概絕無二致。至於墨本年代，也不容小視，《游目帖》後有兩行小楷書跋文曰：「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鍾蓋唐之越公也。」看來，比起館本，墨本《游目帖》未必晚出，而《瞻近、講堂二帖》趙孟頫跋直稱為唐摹。大體上這些墨本，時間並不晚近，而考其文字，與館本無一字出入。若說館本缺文，前提當是其餘叢帖不缺，墨本也不缺，否則，只能說王書原帖即如此。

又有館本單帖不見於它刻而事或相涉者如《邛竹杖帖》，《淳化閣帖》卷八「周益州送此邛竹杖」一帖，顯系一事兩說，甚至說與兩人，都未見「月日名白」。

傳世王羲之諸帖無「奈何」「日月名白」者不僅館本《十七帖》，其它名作具此格式者比比皆是，如草書《桓公破羌帖》，行草書《二哥帖》，行書《新婦帖》等。「月日名白」以外，也不妨有多種署名格式，如「羲之報」、「州民羲之死罪」、「臣羲之言」等。尤其是「州民羲之死罪」，聽口氣是辭官以後致州牧的信件，和《晉書》本傳他堅辭王丞相提攜的回信同一口吻。信件措辭、格式、語氣因人而異，因時而變，本是生活常識，不能以「奈何」「月日名白」為恆常，以不具此格者為異樣，對古人尺牘妄下雌黃。

進不進弘文館也與「奈何」「月日名白」無關。如《七月、都下二帖》墨本傳世，首行褚遂良楷書題籤並署名，當是貞觀時期內府寫本，但《七月帖》是「月日名白」樣式，《都下帖》（《桓公當陽帖》）則不是，同在一紙，格式不同。及至刻入《閣帖》與《太清樓帖》，除行款變化外，兩帖之前後次序、文字一概不變。

王羲之諸帖盛名之下雖化身千萬，但刻意刪除「月日名白」及「奈何」字句者，極盡所見，並無一例。以常理而言，書畫收藏，求其品相完好，畫蛇添足者往往而是，自毀星鳳者不知其誰！

原載《中國書畫》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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