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傳記文學，無米不必強作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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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來信提及，北京某出版社邀他撰寫蔡琰傳記——他研究文學史在兩漢魏晉這一段，建樹昭昭。可是信里說：「關於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傳只有寥寥數行，別傳和相關的記載略多一點，也頗有限，而她本人的詩只有三首，卻又每一首的真偽都有爭議。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沒有多少。總之可以作為依據和出發點的東西遠不足萬字，現在要衝出25萬～40萬的一大桶來，要加多少創造性的輔料佐料啊。」因而他委婉、堅定地辭謝，雖然主持此書出版的屬一權威部門，若在別人，或唯恐求之不得。

我很欣賞這位學兄的明智、不計名利，蔡琰的材料少到如此程度，何能為少米之炊？策劃這套規模宏大的名人傳記叢書的消息早有所聞，他們大力度廣攬才俊。本可寄「叢書」以厚望，但從學兄這一例看來，不免有杞人之憂。「叢書」所列擬寫的百餘位傳主，絕大多數屬於古代文化大家，近、現代入選的僅蔡元培等不足十人。每本傳記都要求篇幅寫到二十五至四十萬字，完成起來談何容易。即使下限的二十五萬，哪怕再打個折扣，十七八萬吧，材料不足支撐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諸子，幾乎哪個都難以湊到這麼多的字數。看叢書征約著者的啟示，有作家有專家，好像尤其矚目作家，報告文學作家或曰紀實文學作家。想來主事者敢有此豪邁壯舉，也許正指望作家們的生花妙筆。

五四以後的文化名人誠然材料豐富，為他們立傳卻是別有其難處。較之古人自然不虞無米，但所存史料泡沫亦多，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非專門研究的學者，取捨上實在頗為費力的。譬如儼然成為常識的金岳霖因為林徽因終生不娶，此已采入多種傳記作品。事實是，這位哲學家晚年曾經談婚論嫁，欲與浦熙修結成良緣，只是礙於政治及其他原因，無奈地不了了之。近日某報關於著名詞曲學者任二北的回憶，隔行如我，讀來感到相當平實可信了，不意任翁的鄉人，卻一眼見出其多處「不盡準確」。他人回憶不足全信，本人自述也難說事事可靠。冰心有篇紀念胡適的文章，說她雖然與胡適過從非淺，但從來沒有寫過一封信給博士。讀到此處，我隨即取下書櫃里的《胡適來往書信集》，其中就收錄了兩封冰心致「適之校長先生」信函。可見採用傳主本人自述也不可不持幾分謹慎。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處冰心或非說謊，追究原由，兩人往來二十多年裡通信極少，少到冰心記憶里了無痕印。可見，傳記材料少有少的難處，多也有多的費勁。

胡適感嘆過中國最為缺乏傳記文學，而今傳記的出版卻興旺得可以。書店裡傳記讀物滿排滿架，熱銷非常。今日傳記作者不乏倚馬可待的快手，由此傳記作品如三月飛絮。只是快得過頭，天馬行空，戲說無邊。目睹快手們的迅疾和文采，嚴謹學者往往為出版商敬而遠之，迅疾較之嚴謹，出版商寧願取前舍後。如此豐收的傳記作品，所紀傳主生平總叫人不大放心。只要看出其中有幾段信口或傳訛，其他未必失真的記敘也就不得不將信將疑。

學界前些年舶來「新歷史主義」，有人拿來替胡編亂造的傳記作品鳴鑼開道。他們以「所謂的『歷史真相』都是建構出來的」說法為由，聲稱「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獨立於我們之外、可以讓我們去『依據』的『史料』」。甚至虛無地發問：「今天還有誰會去相信日記、書信、備忘錄、照片、報紙、檔案等等所謂的第一手史料是『原始』史料？」這般延伸「新歷史主義」涵義，恐怕並非西方那個「主義」的本意。人家旨在說明歷史描述的局限，不可窮盡，正如揭示的真理不可能絕對一樣。沒有絕對真理，歷史不可窮盡，都是宏觀而言，不應作拒絕追求相對真理、逼近具體史實的盾牌。還是有真理，還是有歷史。大家熟悉胡適的著名比喻，說歷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塊麵糰，任人揉捏。這個生動比喻竟常被誤解為可以無視客觀史實的存在。豈不知，任人打扮、任人揉捏，「任人」僅為道理的一半，還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對象必須是姑娘、是麵糰，不容他人他物替換。姑娘、麵糰即是歷史，即是本質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其如何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決非姑娘，決非麵糰。

近年盛行傳記小說這名目，傳記而小說，令人好生費解。傳記本屬歷史範疇，小說則歸虛構性文學體裁，前者是必須發生過的史實記述，後者是子虛烏有的假語村言，兩者如何能夠融合一體呢？又要說到胡適，他是倡導傳記寫作的先驅，一九三四年初春在燕京大學演講《中國的傳記文學》，他演講這個題目似非首次。又鼓動梁士詒、蔡元培、熊希齡他們都來寫自傳，而且自己身體力行，撰寫了《四十自述》。起初「自述」嘗試「小說式」的文學筆法，欲以虛構的人名地名描寫具體故事。這樣的嘗試已見之「自述」開頭一章，然而，終究無力把史實與「小說」調和到一塊，無奈放棄了繼續嘗試，還是回歸了他嚴謹的史學原則。既要記述真實人生，又要虛虛假假，此類傳記作品必會無事生非。凌叔華的在倫敦出版的英文作品《古韻》，取材於她那非同尋常的高門巨族生活，漢譯回大陸深受喜愛。作者原是當它小說寫的（英文成書之前部分章節曾以幾篇中文小說發表在國內），讀者以至學者，常當她的自傳閱讀，原是虛構的人物關係，卻誤作史料，著作和論文多有引用引證，給凌叔華研究增添了不該有的混淆。民國時期女性作家多愛取材自身經歷創作長篇小說，於是自傳體小說名目應運而生。蘇雪林的《棘心》、楊剛的《挑戰》、王瑩的《寶姑》、蘇青的《結婚十年》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直至近年問世的張愛玲《小團圓》，其實都當不得女作家生平的依據。

傳記文學當然講究文學性，可文學性又被寫手當做胡編亂造的另一塊盾牌，以為文學性便是虛構內容，編造情節。此乃大大的誤解或曲解。有人還抬出《史記》作範例。司馬遷著史，確實摻入不少顯然非現實的記敘。然漢魏時代人們的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皆有別於今人，史學觀念、寫作觀念亦不同於今世。以先秦之古遠，事實和傳說以至神話摻和在一起入史書，是尋常事，當今史著不宜泥古。又有人引證三實七虛的《三國演義》，尤不足為訓。不能因為它成名著而忽略它史學意義的負面效應。太多的讀者以它為接受歷史教育的捷徑，實在步入歧途。要明白，為那「七虛」，史學家們被迫付出多大辛勞去澄清史實。《三國演義》不朽，它的成功，只能說是小說的成功，決非史傳的成功。史學家為糾正其「虛」恐永無止日，記得魯迅對「七虛」便不無微詞。

傳記文學或文學傳記，望文生義，以文學筆法立傳，或以傳主人生素材創作文學作品。文學傳記既為傳記，真實乃文學性馳騁的不可逾越的邊線，無論如何應該杜絕虛構。若求再現發生過的歷史場景卻史料欠缺，似乎不得不虛構，此虛構概念不妨以「擬實」代之。兩者大有區別的，虛構容易誤解成允許無中生有。「擬實」迥然不同，它是發生過的史實，由於史料記載簡略或粗疏，作者必須予以有根有據、合情合理的摹寫，復原再現。絕非《三國志》里「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一句，變為《三國演義》數千言的「三顧茅廬」。假設，史料記有某傳主春季天晴去過一趟西湖，傳記不妨據此寫寫春陽嬌媚，垂柳拂面，萬不可信口成了去廬山，秋雨綿綿，萬木蕭疏。要是史料失記是晴是雨，那就放寬一些，隨你寫晴寫雨，打個擦邊球吧。與其討論可不可虛構，不如討論如何不失實地「擬實」。

關於傳記文學的文學性，理應有專題探討。目前傳記寫作濫用、誤用文學性旗號，探討的實踐意義不言而喻，可說、想說的話多多。可是一時沒能想清楚想深刻，先此打住，以期高明。

（作者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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