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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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說起高考，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中國自漢代以來便存在的科舉制度，今天博為大家推送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以饗讀者。

前言

今年（2005）恰值中國廢止科舉制度整整一百年。《二十一世紀》決定推出一期紀念專號。早在一年之前，我已接受編者的稿約。但不料在預定撰寫期間，別有他事相擾，不克從容著筆。本文是在忙亂中擠出時間寫成的，草率謬誤之處請編者與讀者原諒。

如果以漢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立「五經博士」和「弟子員」以及設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動當作科舉考試的發端，那麼科舉制度在中國先後持續了兩千年之久，與統一王朝體制同始同終。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是值得回顧的，所以我決定對此制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作一次長程的觀察。只有先認清科舉的歷史特色，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科舉廢止為甚麼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國子監太學門

開宗明義地說，我認為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制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繫了起來，形成一多面互動的整體。下面我將討論科舉內外的四個部分，以證成上述的觀察。本文屬通論性質，而非學報式的專題研究，雖參考了不少原始史料與現代專著，但一概不加註釋，以便省覽。

一

從表層作描述，「科舉」可以說是統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向全國各地的「士」階層中選拔人才，納入整體的行政系統，擔任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職務。為甚麼「士」成為治國人才的主要來源呢？這是根據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一個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養和經典教育的產品，只有他們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識技能。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問題，這裡毋須深究；但它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柢固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每一王朝為了「長治久安」之計幾乎無不把「開科取士」當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視，甚至所謂「征服王朝」（如遼、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雖然其重要性不能與漢族王朝的科舉相提並論。

如果想了解科舉為甚麼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便已在中國萌芽，而且先後延續了兩千年之久，我們不能不從「士」的起源和流變說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貴族中最低的一級，但從春秋時期起，「封建」制逐漸解體。一方面，上層貴族有下降為「士」的；另一方面，下層的「庶民」也有上升為「士」的，於是「士」的數量開始激增。與此同時，「士」的性質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轉變為研究「詩、書、禮、樂」的「文士」，相當於社會學家所謂「文化事務的專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這一社會變動至戰國時期完成，「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正式登上中國史的舞台，最先興起的儒、墨兩大學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兩家在思想上雖有分歧，但卻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與維 持為「士」階層的最重要的任務。孔子「士志於道」的名言已對於「士」的社會功能作了明確的規定：他們必須擔當起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學而優則仕」一語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責的話柄，但在當時則顯然是在發揮孔子「士志於道」的含義，與曾參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精神上是互相補充的。墨子處身於戰國初期，「士」在政治上已遠比春秋時代為活躍，所以他更進一步要求各國國君「尚賢」和「親士」。在積極方面，他強調「賢良之士」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佐」，因為他們「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君主必須對他們「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在消極方面，他更發出警告：「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孔子像

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儒、墨的倡導終於引出了一個相當普遍的國君「禮賢」運動。從公元前5、4世紀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經藝」於子夏和魯繆公敬禮子思的記載。公元前 4世紀中葉齊宣王重建稷下學宮，網羅「學士且數百千人」，則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一個「禮賢」機構。自此以後各國為了變法圖強，無不以「招賢納士」為當務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縱在「士」的手中。但當時的「士」都是所謂「游士」，不受「國」界的限制；他們人數十分龐大，復經常流動於各「國」之間，形成了一股舉足輕重的「國際」性的勢力。正因如此，當時衡量一「國」或一個政治集團（如齊、趙、楚、魏「四公子」及呂不韋等）的實力，「士」的高下與多寡竟成為一項最重要的指標。「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這句政治格言廣泛地流傳於戰國晚期，決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說明：「士」作為一個專業的社會階層，在戰國中晚期已正式形成。這一新興階層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從古代貴族的最低一級轉變為新社會結構中的「四民之首」。《春秋·穀梁傳》中有一句話最能說明這一轉變：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成公元年條）

「上古」不過是「托古改制」的說法，事實上這句話確切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實況。士、商、農、工是專業分類，士和商則無疑是當時最活躍的兩大階層。「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便從此凝固了下來（至於後世四民的次序為士、農、工、商，則是因「重農輕商」而修改的）。第二，由於受過精神訓練和經典教育，「士」的專業主要在擔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層級的領導工作；這一點至戰國末期也已取得社會的共識。因此「士」與「仕」在當時的語言中是不可分的一體兩面。孟子早就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這明明是承認「士」以「仕」為專業，同時也肯定了四民的社會分工。後來荀子更鑄造了「仕士」這個名詞，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與「處士」的概念作對比。

「士」階層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會動力正是漢王朝不得不將政權向「士」開放的根本原因。我們都知道，漢高祖劉邦出身「無賴」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裡；他公開說道：「乃翁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但他做了十一年皇帝之後，忽一改故態，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齊桓公，下詔「招賢」了。這就表示：他已領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詔書坦白承認：為了「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他願意「尊顯」所有「肯從我游」的「賢士、大夫」。但是為什麼要遲至七十年後漢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開闢「士」的入「仕」途徑呢？這也是「士」階層的勢力一步步逼出來的。漢高祖為了鞏固劉家的天下，建立了許多獨立的世襲王國和侯國，由劉氏子弟分別統治。春秋戰國的政治格局幾乎又重現於統一帝國之內。《漢書·鄒陽傳》記述得很明白：

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漢高祖劉邦畫像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游士」風氣的復活。戰國末期「士」的隊伍已極為壯觀，但一般而言，他們是「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語，見《史記》本傳），不得不奔走各「國」之間以求「仕進」，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謀生專業。漢初「士」的處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漢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 128年）之前，他們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躍在各獨立王國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統的局面下為分裂的勢力推波助瀾。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動分不開的。這一情勢甚至一直延續至武帝初年未變。《鹽鐵論·晁錯》記：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眾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抓住了這一具體的歷史背景，我們便真正懂得為什麼漢武帝緊接著「削藩」之後，一方面在中央設立太學，一方面又令州郡察舉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的影響之下，他深知只有廣開入仕的途徑才能將「游士」盡量引進大一統帝國的體制之內，變離心力為向心力。

總之，「四民之首」的「士」階層的出現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漢代統一帝國不得不「開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一。科舉制的發端如此，它在後世統一王朝下持續發展也是如此。漢武帝以後，「士」已脫離了「游士」的階段，一方面，與宗族、親戚、鄉黨等人群建立了愈來愈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開始「恆產化」，在鄉土定居。這樣一來，「士」以雄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為憑藉，在所居郡縣往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由於「士」的影響力從文化與政治領域逐漸推展至社會、經濟各方面，而且盤根錯節，牢不可拔，他們作為「四民之首」的領導地位也愈往後而愈為鞏固。漢以後的統一王朝為了「創業垂統」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慮怎樣與「士」階層建立起一種合作的關係。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構的科舉制度必須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南朝後期以來，「士」階層中所謂「寒人」開始抬頭，他們要突破門閥的政治壟斷，爭取入「仕」的機會。這是新科舉取代九品中正制的歷史背景。唐代是門閥貴族逐步衰落的時期，中、下層的「士」通過科舉在政治上則逐步上升。所以「進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後愈顯著。但門閥的徹底衰亡發生在五代北宋之際，因此從宋代開始，所謂「四民社會」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與其他三「民」——農、工、商——之間的社會流動則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一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隨時可以降為農、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陸遊、袁采等都關心後世子孫不能為「士」時應如何擇業的問題。另一方面，農、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襲職業，同樣有上升為「士」的機會，所以熙寧二年（1069）蘇轍《上皇帝書》說：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

這一句話便足夠證明「士」的社會基礎已比唐代遠為擴大了。 蘇轍《上皇帝書》中的「士」即指科舉的參與者而言；這是中國社 會史的新動向，下面將略作補充，此處不詳論了。總之，唐、宋以 後科舉制度已成為傳統帝國系統的一大支柱，無論是對「士」懷著 很深敵意的朱元璋或異族入主的滿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舉的統合功能了。

科舉考試

二

為了進一步說明科舉的統合功能，我想談兩個問題：一、人才的地區分布；二、科舉如何適應社會流動，但都只能大題小作。

人才的地區分布問題早在東漢中期即已出現。東漢郡縣向中央 推舉「孝廉」，名額愈來愈多，已不得不加上種種限制。首先所謂「孝廉」事實上包括兩個主要範疇，一為「諸生」，即入太學；二為「文吏」，即擔任法律、文書之類的職務。這大概是參照西漢太學考績分甲、乙科，補「郎」、「吏」的辦法逐漸演變而成的。順帝陽嘉元年（132），尚書左雄又加上兩條限制：第一，「孝廉」限年在四十以上；第二，「孝廉」在地方官薦舉後，至京師還必須通過考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是一次很重要的制度上的改動，已具備隋、唐以下科舉制的基本形式。明、清時代社會上都稱「舉人」為「孝廉」，即由此而來，因為東漢「孝廉」只有通過中央考試以後才能取得與後世「進士」、「明經」相等的地位。漢代設「孝廉」一科，顧名思義，自然是以道德操行為重，但道德操行是無法由考試來決定的，因此最後只能轉而以知識才能為去取的唯一客觀標準了。這也是後世科舉所遇到的兩難問題。

國子監的乾隆「十三經」石碑

但東漢對「孝廉」制所加的限制，以推舉名額必須與人口成比例一項最值得注意。這件事發生在和帝時代（89—105），當時很有爭論，最後則決定二十萬人口以上的地區每年可舉「孝廉」一名。例如大郡百萬人口每年可舉五名，小郡不滿二十萬人口則每兩年舉一名，余可類推。這一條地區的名額限制明顯地表示科舉制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網羅最優秀的「士」參加政府，其更深一層的用心則是全國各地區的「士」必須平均而不斷地進入統一帝國的權力系統，使「孝廉」的察舉成為政府與整體社會之間的一條通道。具體言之，此制對統一帝國有政治與文化兩方面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孝廉」每年從各地走進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決策方面不致過於偏向某些地區的利益，另一方面每一地區的特殊困難和要求也可以由所舉「孝廉」直接反映於朝廷之上。在文化上，「孝廉」制的運作則把大傳統中的基本價值傳播到各地，特別是文化、經濟較落後的邊遠地區，使大傳統與各地小傳統互相交流，以取得全國性的文化統合的效用。這正是漢代經師所共同嚮往的境界，所以西漢宣帝時（前73—前49）王吉上疏說：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書》本傳）

這裡說的是文化「大一統」，與漢代的政治「大一統」互為表裡。東漢以「孝廉」制與人口直接掛鉤，即著眼於此雙重的「大一統」。永元十三年（101）詔書云：

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條）

這是對上述內郡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的規定作補充，將邊郡減至十萬口。詔文一方面表示朝廷對邊郡的特別關懷，以爭取邊郡人民的政治向心力；另一方面則透露出「孝廉」制在文化傳播方面的 功能：「孝廉」體現了中國大傳統的基本價值，可以發揮「撫接夷 狄」的文化影響。和帝時關於「孝廉」名額與人口比例的規定是「公卿會議」集體討論的結果（見《後漢書·丁鴻傳》），其中所涵攝的政治上與文化上的雙重統合功能，顯然是當時參與「會議」者精心設計出來的。所以宋以後的科舉制度仍然不得不繼續採用此規定的基本原則。

考試前檢查

唐代科舉制度雖與「寒人」在政治上要求抬頭有關，但由於門閥勢力仍然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因此「進士」或「明經」的名額是否應該根據地區作公平分配的問題，自始至終都沒有受到注意。事實上，唐代科舉名額甚少，「明經」平均每屆不過百人，更重要的「進士」則僅二十餘人。以福建一地而言，直到韓愈時代（768—824）才出現第一個「進士」，所以根本談不到地區分配的問題。但是到了北宋，「西北之士」與「東南之士」在科舉制度中嚴重失衡便成為當時一最大的爭論。西北地區自唐末五代以來已殘破不堪，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已逐漸轉移到東南地區。科舉考試中南北失衡便是這一狀態的反映。根據歐陽修的觀察：「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進士」每出於東南，而「明經」則每來自西北，這是學術上南勝於北的顯證。我們都知道，自唐以來「進士」的地位便遠高於「明經」，至宋更甚，因為「明經」考試以記誦經文為主，而「進士」除重文辭之外尚鬚髮明經文的涵義（「經義」），二者之間難易不可同日而語。但歐陽修堅決主張「國家取士，唯才是擇」的原則，這當然也因為他是南（江西）人的緣故。所以他還抱怨西北士人的機會高於東南士人十倍。後來王安石改革科舉，廢去「明經」，並為「進士」一科，考試一律以「經義」為主（他自己所撰的《三經新義》）。這一改制更不利於西北士人，因而引起爭議。但他自己卻辯解說：「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今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脫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矣。」「學究」即「學究一經」的簡稱，指「明經」而言。然而這樣一改，「西北士人」在科舉考試中的機會更少了，他們是不可能接受這一辯解的。當時為「西北士人」說話的是司馬光（陝西人），他強調：「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 」「全無一人及第」的當然是西北諸路。他是史學家，熟悉東漢和帝時期「孝廉」與人口成比例的規定，因此援以為據，重新提出「逐路取人」的原則。他在元祐主政期間，盡除王安石的「新法」，終於為「西北士人」爭取到科舉制中的名額保障：哲宗以後，齊、魯、河朔諸路都與東南諸路分別考試。歐陽修「國家取士，唯才是擇」的原則從此便被否定了。

發榜

明、清進士考試分南、北、中卷，或分省錄取，大體即沿續了司馬光「逐路取人」的傳統。明初開科取士並無南北之分，但洪武三十年（1397）所取「進士」五十三名中，絕大多數是南人，北方舉子下第者都抱怨取士不公。這件事引起了明太祖的關注，下令重閱落卷，增加了六十一名，多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舉子，使南北取士得到了平衡。到仁宗洪熙元年（1425）「進士」會試正式建立了南北卷分別錄取的規定，十名之中南卷取六人，北卷四人。北方的「進士」名額從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但不久之後，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卷；其百分比是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三十五名、中卷十名。所謂「中卷」主要包括邊遠諸省，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這和東漢和帝降低邊郡「孝廉」的人口比例，先後如出一轍。地區的平均分配不但是「進士」會試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而且也同樣應用在「舉人」鄉試上面；因此各省名額大致根據人才多寡而有不同，但即使文化、經濟最落後的省份，也依然有最低的名額保證。清代大體沿用明制，不必贅述。但有一件事應該特別指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會試所取各省人數多寡不均，邊省且有遺漏的情況。於是朝廷決定辦法，采分省錄取之制。這可以說是司馬光「逐路取人」原則的充分實現，由此更可知地區統合在科舉制度中所佔據的樞紐位置。

我在前面曾指出，科舉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考試制度；它更不 能與現代所謂文官考試制度等量齊觀，「逐路取人」便提供了一條 最有力的證據。如果科舉真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則它只能以歐陽修的「取士唯才是擇」為最終極的根據，不應 再加一道地域性的限制。現在我們看到：無論是東漢「孝廉」還是 宋、明、清「進士」，都是在各地區均衡分配的大原則下產生的。 而且地區分配的要求來自「士」階層的內部，也不能歸之於皇權 的片面操縱。東漢「孝廉」與人口成比例出於「公卿會議」；北宋「逐路取人」則經過南北士大夫長期爭論而獲致；明代分南、北、中卷也起源於洪武時北方落第舉人的抗爭。所以科舉制自始便兼涵一種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進士」往往在政府中為自己地方的利害說話。這當然談不上是代議制，但不能否認科舉制有時也發揮了一點間接的代議功能。在統一王朝的所謂「盛世」，中央與各地方之間隔閡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舉制至少在其間發揮過一定程度的溝通和調節作用。韋伯論近代官僚系統的建立，由於行政官吏的任用採取了客觀的標準，因而打破了貴族的壟斷和私人的關係，其結果是使被統治的人民在政體（即使是專制政體）面前趨向平等。他引西方近代文官考試制的發展為論證的根據，並稱之為「消極的民主化」（passive democratization），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史例之中竟包括了中國的科舉制度，並特別指出：中國的制度至少在理論上更為嚴格。無論我們是否接受他的論斷，他的眼光確是很銳利的，因為他早已看出：科舉的深層意義遠非其技術層面關於考試的種種設計和改進所能盡。

……

（本文節選自《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本文來源：北大博雅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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