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胡蘭成

梁漱溟（1893-1988）和胡蘭成（1906-1981）道路不同，這無礙把他們相提並論。這其中必然有原因。

梁漱溟

梁漱溟家世較高，像《京報》主編彭仲翼是梁的前輩，梁父曾是內閣中書，民政部主事，梁所在的順天中學，同學亦是張申府、湯用彤一輩人物。梁濟投湖，引起世人震動，徐志摩、梁啟超、陶孟和、陳獨秀、李大釗，都肯定其人格之高尚。胡適、傅斯年亦頗為重視此事。梁啟超出於對梁濟的愧負之感，主動訪問梁漱溟。梁漱溟入世歷練早，其舅張耀曾於1916年主持段祺瑞內閣司法部，梁漱溟做秘書，對政事有所接觸。張耀曾的日記和文章已編入《憲政救國之夢》，由其日記可知其人，其中有「近來少無我之真感」這樣明心見性的話，由其文章可知其見解，尤其是三?一八前後當時一批人的心思和作為。梁漱溟1917年24歲即入北大教書。1921年中共成立當時或許並未顯「開天闢地」之聲光，但本年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出版，受到多方評論，卻是社會生活的一件大事，。其時梁漱溟不到三十歲。此後，梁由學林入仕林，過渡得主動又自然。

胡蘭成

胡蘭成在三十歲之前，可記似乎只有家事。盤桓社會生活的基層，若要浮起來出頭露面，有待「投機」以入世。他1936年辦《柳州日報》是應第七軍軍長之邀，兩廣兵敗後為第四集團軍監禁。廣西過上海入《中華日報》，再到香港入《南華日報》，研究國際形勢。再後來1939年配合了汪精衛。

梁漱溟在政治上「應機」而不「投機」，他在1928年對李濟深有言：當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較有革命氣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與左派決裂，而接近右派。必須胸中有主，左右之間無所偏倚，而後可以保持一種自主力量，乃有事業可談。

胡蘭成時時事事做此胸中有主的工夫，胸中有主，必得以物觀物之後方是不任一己之情。先是胸中有定，而後胸中有主。胡蘭成常說，亦是好的。此種婉弱的接納，即刻便是清明，即刻便是安守，即刻便是剛，是得。生命如初開。胡也有憂思，不過在他，憂思也是喜樂。

梁漱溟也著意於自得：意欲自為調和，一切容忍、敷衍皆是調和，但唯自得乃其調和耳。梁漱溟不光要在自己這裡有一調和自得，而且要在社會上有一個正面的表示。梁漱溟是在「社會上」標示出自己的「第三方力量」。毛澤東邀梁漱溟加入政府，梁回答：「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蓋此時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胡在1945年也試圖各方不靠，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自主之。不過，梁漱溟是一以貫之地無我而應物，而後有我而主之。胡僅是「投機」至此。

卑不學恭，愈恭愈是拘局；貴而可恭，實為能恭。梁有這樣的資格。是這樣的謙虛，這樣的驕傲。梁漱溟由城而鄉，是謙虛，也是驕傲。自知於己而有得，自知故而謙虛，自得故而驕傲。不是驕於人，是透著自己的那種驕傲。在這個意義上，梁漱溟和胡蘭成都有相當真實的驕傲。不過，在謙虛上說，梁漱溟由城而鄉，梁更多是發於己；胡蘭成由鄉而城，胡的謙虛則附帶有有懾於物、小心翼翼的色彩，胡每於小戶人家的生爐點火見到生活的情致，生起天人之感，其實，也是看到了那麼多的力量。

他們成就其學問，得益於自己深於省思。若是教授，觀其書便可以了。他們都不滿足於書齋生活。這似乎對書齋生活又預先存了貶損，倒不如說，單純的書齋生活滿足不了他們。他們要行動。梁1921年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將宋儒的講學與社會運動聯成一片。胡在1936年廣西辦報主張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的氣運相結合。他們在思與行之間，在動與靜之間。偏於靜思的可看他們如何切於行地思，是一個鼓勵；偏於行動的可看他們如何由思而行，是一個提醒。他們整個一生都可觀，可為眾人觀。

胡的省思，每是在心胸滿滿，不得不深呼一口氣。「中國人的倫常稱為天性，不可以私暱，而惟是人世的大信，使我對於自身現在作思省。」吳經熊在Beyond East and West提到，孔子那裡有個「天」，「五十而知天命」，「吾誰欺？欺天乎？」「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到了他的門徒曾子那裡，儒家思想才成為一個完全人道主義的思想，只重視人的倫理關係中的道德義務。胡顯然是近孔而遠曾。天命之謂性，由命盡性而知天，曾知這是個談意力發狠勁表壯懷顯激烈的的話，在胡蘭成卻是唯有以這樣的一種情思，才可見得此身。「生」的每個委曲，都是由以自見其身的情思。自見其身，便能生出自信。信不是從賭明天開始，而是從認取此時此地此身開始。我信，可以；莫若是，我在信中。

梁為什麼說「我少年時有一種反對闊綽的心理」，「像『第一舞台』、『真光影院』那種車馬盈門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覺得我若側身其間將是莫大恥辱。」 梁為什麼少年時代好作翻案文章。梁為什麼看到車夫跌倒後鮮血順著白鬍子流下來，感動得哭了。梁為什麼同學之間互取綽號以自勉時，他為人取名為「傲」。這些怎麼串聯起來。「不能給予」帶來的無力感，往往是以逆向的「也不能接受」來表徵。窮苦人家的孩子，本是有待照顧的，如果家境差些，他也會生出強烈的壓倒性的「給予」的衝動，卻又無能「給予」。他若稍敏感些，便感受到「給予」本身代表一種「能力」、「權力」，所以，他不能「給予」，也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分析不能說中梁漱溟。但一個孩子，為什麼會對車馬盈門這樣的喜樂情景憎恨，這其中有什麼樣子的「感覺的秩序」。欲求「給予」，故而不耐重複，好標異出新。見老車夫而流淚也是無能「給予」而起悲憫之心，「悲憫」不是「同情」，在「感覺的秩序」中，「同情」還是由「高」向「低」的探望，而「悲憫」是我亦在此可堪「悲憫」之中，悲我之「無能」「給予」。同體大悲，悲能拔苦。不是救人，我亦在當救之中。悲中有一體感。從悲中平平地生出清醒的力量感。梁的論說常會眷注於道德之為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精彩，在《生命的歧途》這篇小文中把這個說透了。梁漱溟對域外生命哲學多有接納，不像牟宗三在生命哲學外，對康德、黑格爾的接納也是形塑其哲學框架的重要因素。在《人心與人生》中他對「身」「心」均十分關注。梁常年是要早起並在床上好好地做一番調和身心交相養的「氣功」的。

梁漱溟在儒佛之間。「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底，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塗得真是受不了的時候，就要自殺。」 由佛而儒，使生命體會到「進」「退」兩境，「放下」「拾起」兩個運作，此兩境、兩運作之間，是生命成長的節律，唯此曉得「進」「退」「放下」「拾起」皆是成全自己，不可斷分。由此，從「無我」再培植出那個「我」。這個「我」，能經起伏歷劫毀。這些自我成就，僅由一句自強不息是得不到的。不是不再要強，不是不再儘力，而是有了更好的救世的力氣。「中國問題」、「人生問題」始終縈繞不去。在《寄曉青甥》中，梁說：「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為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 梁漱溟晚年說自己是個佛教徒。他更是一個儒者吧。當然，在他、他們，區分這些還有意義嗎。宗教起爭端，是因為一些宗教以dogma立教，dogma是個「命題」、「判斷」，論對錯的。而在中國，是有人世悠悠，有街頭巷陌的說書，所以雍正皇帝也要出面發聖諭，調和三教。

梁自謂一生有志業而無職業，其志業倒是實有其的，「中國問題」、「人生問題」都確有其指。胡蘭成那種「無名目的大志」亦是真實。「與其有根，不如漫天飛舞」，漫天飛舞，這話看似任物，另一層的意思，是要讓被動與主動的界限消彌，後面要求著一個更根本的總持，一個更大的主動，不失己，不殉於物。有志業而無職業，漫天飛舞，他們都是有感興之人。感興是《詩經》中的河水白草，楊柳霜露，也是信天游里總要先唱山丹丹里個花開紅艷艷，還是節日里故意找那麼個好心情，以求一年順實，是春節過後開車，要先放上一串鞭炮。感興是心意滿滿。儒家孔顏樂處為什麼樂，道家無為而無所不為，鄉野之人，也懂得「過得有」不如「過得好」的道理。聞雞起舞、程門立雪都是感興，感興是自己起意。

胡蘭成在道法之間。胡長於鄉間，像草一樣，談不上受到什麼恩寵和傷害。就那樣過來了。只是繼續生長下去。胡論《文學與時代的氣運》中，「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結合起來才好」，「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由儒而道而法，這個過程怎麼過渡出來，林同濟在《中國的心靈—道家的潛在層》說得透極了，他把最後脫生出來的那種與物相通又能以物觀物因而任事理政的那類人叫「回歸主義」的道家，他們並非沒經歷或並非不能理解火焰一樣的感情，卻像諸葛亮，「淡泊明知」，又揮淚斬馬謖任法不任情。道家疆理天下，「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高允才是黃老合於儒了。」道家開局面。你說他們滑滑的，可他們卻是能開出局面。儒家有情，也知情，「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恭而無禮則勞」，還是躲不及要在情「之中」，一番深情。道家知情，鑒情，更用情，深深地，厚貌情深，他們非不重情，他們重視每一種、每一次、每一個情，正因為如此用情，絕對在一瞬，人情百變生，他們知天地以萬物為芻狗，他們正如胡蘭成，會這樣感情滿滿地說一句「世間有至情者常覺天地無親。」至柔處，他看到平凡人家的清正；至明處，他看破了「寬容」亦不是個謙虛的詞;至剛處，他憑一己之所念所識贏得人，他鬥百草，也殺人。道家講長生，說生長更好，生長沒有間斷，時時、處處、事事，隨時轉境，即刻進入，可愛得很，聰明得很，活潑得很。儒家真誠，而道家渾然天成。

覺得梁漱溟和胡蘭成都給人以靜，或者說，他們的文字給人以靜。是否可以做出些理解。與其說儒道互補，倒不如說儒道互通，只是為學之方的不同而已，這會免卻儒家怎樣道家如何各自分說互立界隔的麻煩。人心，若全在物，則滯於物；若全在己，則縱於己。合當在物我之間，成己亦成物，我通於物，這離無我無物的洒脫僅是一念之間吧。儒道終要在成己亦成物這裡有一個匯合。故而，雖然梁漱溟在儒釋之間，胡蘭成在道法之間，他們都會給人這樣的感覺吧。

「治大國如烹小鮮」，道家觀望至大，又至於微妙。胡蘭成記身事如國事，跌宕自喜。歡喜於這種轉換，臨大事如履平地，為小事亦如履薄冰，這種生命的幅度。道家「小心」。胡的「靜」和「小心」連得也很緊呢。儒家「誠心」。胡蘭成說，格物當在誠意之先。

梁有志業，胡漫天飛舞。他們都有一個不會失敗的人生，大概像海明威所說，你可以打敗我，不可以毀滅我。不過，沒有那麼壯烈。只在於，此身在修，修成一個文明的生命。在修中的生命，無所謂耗費。

對女子之態度，當然是更好的一個觀察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張中行寫了《梁漱溟》，他也伸一頭縮一頭地談到梁漱溟執己見，文章最後說到：

「說可憐，是來於同情。因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輩，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時閉戶凝思，甚至還會落一滴兩滴同情之淚。落淚，主要不是為他受了屈，是為他迂闊，以至於「滯」的可憐。至於開了門，面前有了別人，那就應該專說可敬。可敬之處不少。有悲天憫人之懷，一也。忠於理想，碰釘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說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眾之力壓，不低頭，為士林保存一點點元氣，四也。不作歌頌八股，阿諛奉承，以換取駕的享受，五也。五項歸一，我覺得，今日，無論是講尊崇個性還是講繼承北大精神，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梁先生，因為他是這方面的拔尖兒人物。」

人問張中行：「最近胡蘭成又流行了。」張回答：「沒什麼意思。」

梁漱溟活了九十五歲，胡蘭成七十五歲。

選自豆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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