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論與中國史家的思維方式
文李孝遷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2期,注釋從略。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進化論與中國史家的思維方式
李孝遷
19世紀末以來,西方、日本各種思想資源在中國的流布,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極為顯著的影響,人們對史學的認知和理解發生了重要轉折,包括什麼是歷史,歷史寫什麼、怎麼寫,如何評論歷史人物與事件,如何解釋歷史等,皆與傳統史學分道揚鑣,呈現嶄新的面貌。
眾所周知,自從達爾文進化之說興,歷史觀念為之大變。進化論是中國史學從傳統向近代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思想資源。有關進化論的文本是嚴復所譯《天演論》,優勝劣敗、自然淘汰等觀念經常被運用於歷史解釋。但是,《天演論》被史家直接參考引用並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學術價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譯本,起到了更為直接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學原論》是20世紀初年在中國史學界最為風行的一本史學理論教材,集中闡述進化史觀,中國史家的思維方式直接或間接受此書的影響最大。對於歷史是什麼,浮田完全以進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國讀書人的歷史觀念。不論對社會進步的階段做何種劃分,社會進化論皆強調人類歷史存在階段式的推進,猶如生物由一種形態進化為更高一級形態,井然有序。進化論原本是從生物學領域中歸納出來的理論,英人斯賓塞把它泛化到社會領域,提出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長、發展,整體內的各個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變化會影響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則把歷史視為有機體,如同社會、生物一樣,有生長有發達,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環環相扣,由一個階段發展到更高一個階段,不斷上升。《史學原論》只是諸多思想資源中較為重要的一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新的思想輸入中國,對史家的觀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認的是,進化論影響之下的思維構成了近代中國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中國傳統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願望,故梁啟超批評舊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1902年梁啟超承襲浮田《史學原論》,發表《新史學》,提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歷史應講求因果關係,探尋公理公例,已然成為歷史書寫的一大宗旨。歷史惟有講求因果關係,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才能增進人類的幸福。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現史事間的前因後果,頗可懷疑,但他們至少在宣稱以追求公理公例為目標。在因果關係的基礎上提升為局部的公例,並以此解釋歷史現象。大多數史家視中外歷史發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適用,具有普世性。
「歷史者何?所以載其演進發達之階級也」。進化史觀強調人類歷史猶如有機體,進化歷程之中必經種種「階級」,由一個階段向上一個階段不斷爬升,向一個更高級的目標挺進,達到美善的境界,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形成一條線性發展的軌跡,「人群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而人類歷史進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須經過每個階段,但是,「人類進化先後之秩序,各國皆同,惟各國進化之年代不必盡同」,文明發展有先後,「此為萬國各族所必歷,但為時有遲速」,為「歷代萬國之公例」,「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歷史應該表現出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推進,一個時代進化到另一個時代,後者優於前者,一浪推一浪,闡明「社會進化之階級」。中國史家熱衷於歷史分期斷代,或受此影響。後來大部分中國歷史敘述強調分期,放棄以朝斷代的做法,讓中國歷史呈現出不斷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無疑與階段論的歷史思維有淵源關係。
20世紀中西史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即是具體單個人在歷史中的隱退,這一取向與中國以「人」為中心的紀傳史學截然不同。中國近代史學之所以與國際接軌,不能不說受到西方尤其是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對晚清學術界影響最大的西人是英國的斯賓塞。他雖不是史學家,但是他的史學觀念卻被梁啟超稱譽為「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對中國近代史學取向有關鍵性的作用。單個具體的人物不再是歷史書寫的對象,群體化的人「事」始為歷史的主體。彼時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為某一人寫專傳,亦不是為某一群人寫列傳,而是敘述制度、學術、宗教、技藝、產業、風俗等「進化之狀」。「人群」「社會」引入歷史,則要求歷史書寫從單數向複數的轉變,不再記載個人、專寫帝王將相,應該敘述一個群體發展的歷史。歷史不是單數個人與事的記載,應該闡述複數人與人、事與事、群體與群體內部的有機關係,進而發現其中的公理公例。如果歷史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麼傳統的編年體和紀傳體確實難以實現這個目標,唯獨與章節體相似的紀事本末體或能滿足此需要。章節體被廣泛採用,正配合了中國史學「人的隱退」取向。紀傳史學由中心退為邊緣,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進化論引入歷史,使史學觀念發生革命性的改變。「重事輕人」成為史家之常識,亦成為評判史著高低之標準。如此,傳統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歷史寫作模式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進化為中心的章節體歷史寫作模式,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趨勢。
既然歷史書寫的對象是人群、國家的歷史,而不是「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那麼涉及評價歷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舊史家以單個人物和事件的善惡為標準,而應以是否順應歷史進化之大勢為準則,順之者美善,逆之者醜惡。舊史家駕輕就熟以春秋微言大義褒貶歷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會進化的眼光評論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則是陌生的。晚清以來經過進化論潛移默化的熏陶,中國讀書人慢慢地接受、習慣用進化維度評論人與事,從歷史發展大勢解釋歷史人物的行為,而對舊史家所特別在意的善惡,不僅忽視,反過來還批判以倫理道德褒貶人物的做法。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不是從普遍的人性善惡角度立論,即舊史講褒貶,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而是從所謂「整個歷史」「整個民族」是否受益為出發點,對個人行為「不致有過分的苛責」,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價值、尊嚴在滾滾歷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如此一來,中國歷史上許多人物和事件的評判,與舊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作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標準,淡化人性的普世價值,成為進化史觀乃至唯物史觀的顯著特徵。
藉助各種管道,諸如教科書、通俗讀物、報紙、學校教育等,與進化論有關的思想元素擴散到各個角落,形成無所不在的思維方式,或隱或顯干預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以及行為選擇。人們潛移默化地接受和運用這類思維,很多場合并非是一種自覺的意識。如歷史背後有因果關係,歷史存在階段性變化,單獨個人的隱退,評論歷史缺乏人性維度等,只是思維方式受進化論影響所表現的諸多樣式之一,其形式甚為繁複。因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須追溯其過往,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到現在的樣子。進化史觀強調過去、現在、未來彼此相聯,了解過去,是為了知道現在,指導未來,換言之,未來並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過研究過去,知道未來的趨勢。作為歷史學家,具有雙重任務,在知識層面,要善於發現「進化之公理公例」,在實踐層面,史家的責任是「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正因為歷史為解決現在問題、指引將來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啟超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史家不僅是歷史的書寫者,同時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研究者不是抽離於歷史,而是要探索歷史趨勢,然後參與到歷史過程中,推動趨勢儘早實現。這一觀念到左翼史家那裡又有進一步發展。需要指出的是,受進化論影響的思維方式雖大行其道,但受眾所表現的樣式則千差萬別,或選擇性接受,或互相對立,並無同一性。關於歷史分期,受進化論的影響,大多數史家採用上古、中古、近世區分法,但李泰棻《中國史綱》、陳恭祿《中國史》同受進化論的影響,卻仍然主張以朝代分期。因為他們認為上古、中古、近世區分只適合於西歐歷史,若用之於中國歷史,則削足適履,武斷牽強。總之,經過進化論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強勢話語,原先那些屬於主流的話語,逐漸被邊緣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隱而不彰。隨著時間推移,當史家自我審視線性思維的不足,有些「異端」聲音始被人所注意,方彰顯出思想的魅力。(完)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摘自《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原文約17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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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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