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錢穆、柳詒徵談治學的三則史料

筆者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閱讀檔案時，看到陳寅恪、錢穆、柳詒徵的幾則親筆手寫材料，頗有意思。

具體出處為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陳寅恪等人的材料之所以出現在一起，緣於他們參與了1947年度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的史學類學術著作評獎活動。他們評審的作品是董朴垞的《中國史學史》。據董朴垞1946年10月31日填寫的《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介紹，此人年齡四十五歲，籍貫浙江瑞安，北平燕京大學國學院研究院畢業，長期任教中學達十五年之久。

董朴垞的這部《中國史學史》在三位史學家眼中評價都很低。具體意見中，陳寅恪所寫最短，大概與其目力損傷有關，柳詒徵較長，錢穆最詳細最具體。陳寅恪謂：「此書雖頗採用多種材料，但不能成為一有系統組織之作品，且似是學校講義，亦不能視為一種創作。全書中皆因襲抄錄未見有創穫之處，故此書似不宜給獎。卅六年二月廿日」。（原文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下同）柳詒徵亦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抄錄，乃作者讀四庫提要史部一門節錄之稿，稍略參考錢大昕、李慈銘、梁啟超等人之評論，「未足以雲著作」，且「抄錄各文往往誤斷句讀」，誤解文意實多，決非偶然與筆誤，實是功力不深所致。柳最後評價道，此書「似皆率爾操觚未能致力於掌故，宜再加意研究或更有進於此者。未見特殊創見於前人學說，亦無改進之點。按給獎標準似尚未能具有相當之獨創性而有學術價值。從寬給獎附之三等」。

大概錢穆本人寫過此類通史通論類著作如《國史大綱》《中國史學名著》，因此審讀最細緻。錢穆開頭第一句話便是，「本書取名中國史學史，然通覽全書絕無一語及於中國史學古今變遷之跡」，認為此書模仿朱彝尊章學誠之義例，卻不成功，「著述纂輯兩俱無當」。錢穆具體指出書中謬處，如第三編「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獨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三位。錢穆連問，劉知幾之前豈無史學？劉知幾以下，豈惟鄭樵、章學誠可為史學，其他諸人則僅稱史家，故不入此編？豈自孔子司馬遷以下皆無史學可言？「此其紕繆之尤大者」。有些章節擬題，錢穆直斥「不倫不類，強立名目」。著述毫無見識，撰著語言又「辭句鄙倍」，隨處可拾。作為著作有機組成部分的注釋，錢穆直言，「書中小注只逢作者自出手筆便多荒陋可笑」。大到章節安排、史料運用、行文語言，小到註解，錢穆認為此書絕不見精彩，要而言之，「本書大處無可取，如材料之去取、篇章之分別、各家各書內容之敘述與評騭，皆絕不見可取處，而小節則紕繆百出，幾於觸處皆是，上幅所舉特就其顯而易見，不煩辭費者。竊謂如此等書似以不請獎勵為是。三十六年三月廿八日」。三位學者意見趨於一致，謂其義例混亂，功底欠缺，抄撮過多，發明獨少。

董朴垞此書不僅得到以上三位學者的評閱，還得到陳垣的評斷。何以如此，蓋源董朴垞與考古學家夏鼐為同鄉兼好友，夏鼐本人亦曾讀過此書，並將書送與陳垣閱讀。夏鼐1946年6月26日日記：「校閱董朴垞《中國史學史》及《民國史初稿目錄》，以作商榷。」1947年10月13日日記：「談及董允輝君之事，陳先生頗惋惜其鄉音太重，語言不通，無法為之介紹教書工作，謂其文筆頗佳，讀書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國史學史》之類，多為講義式，而非專門著作，又無法介紹其作研究工作云云。」1948年3月28日日記：「少傾姚從吾先生亦來訪陳先生（垣），余曾以董朴垞君之《中國史學史稿本》交之審閱，陳先生閱後頗不滿意，於書頭略批數處。謂余雲，如此類之書，最好勸之不必刊印，反發生壞影響。」陳垣的意見也是相當不客氣，看法與前三位大體類同，用今天的話講便是沒有問題意識，只是抄資料而已。可見董朴垞的學術功力確屬一般。

嚴耕望把呂思勉、陳垣、陳寅恪、錢穆並稱為民國四大史學家，是否如此可以進一步商榷，但他們屬一流學者無疑。董朴垞得到後三位的審讀，再加上民國史學界的老輩、南高師學派創始人柳詒徵的評斷，董朴垞確屬幸運。從他們一致性的評價可以了解，學問須憑功力，功力要紮實，但功力卻非學問本身，學問要的還是見識。優秀的學術著作是發明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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