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

三國兩晉時代，天下分崩，兩漢統一隆盛之世，渺不復接。時則庄老道家言乃與儒生經學代興。又值佛教東來，其先尚是道家言在上，佛家言在下。南北朝以後，則地位互易，釋家轉踞道家之仁。儒家經學，雖尚不絕如縷，要之如鼎三足，惟儒家一足為最弱。

若專言儒業，自東晉五胡以下，南方儒亦與北方儒有區別。大體言之，東晉南朝雖屬偏安，其政府體制，朝廷規模，尚是承襲兩漢，大格局尚在。而釋道盛行，門第專擅，治道無可言，故其時之南方儒，只有沿襲漢儒傳經一業，抱殘守缺而止。北方自五胡云擾，下迄北魏建統，兩漢以來之政府體制，朝廷規模，已掃地而盡。故其至要急務，厥在求治。幸而胡漢合作，政府尚知重用儒生，而北方諸儒，其所用心，言治道更重於言經術。亦可謂其時北方儒生，多半沿襲了漢儒重治績之一邊。自魏孝文變法下至西魏北周崛起，政治開新，皆出北方儒生之貢獻。

然則南北朝儒，乃是分承漢儒之兩面，而各作歧途之發展。下迄唐代開國，兩漢統一盛運再見，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即承漢儒及南朝諸儒治經一業而來，此為經學成績之一大結集。而貞觀一朝言治，即就其薈粹於《貞觀政要》一書者而言，亦可謂多屬粹然儒家之言，此乃上承漢儒及北朝諸儒言治一業而來。此後唐代儒家，在治道實績方面，尚能持續有表現。在經學方面，則可謂自《五經正義》後即絕少嗣響。唐代經學之衰，實尚遠較兩晉南北朝為甚。此中亦有原因可說。

一則下至唐代，雖仍是儒釋道三足並峙，而實際上，佛教已成一枝獨秀。遠自隋代以來，已有所謂中國佛教之興起。此指天台華嚴禪三宗。而自武后以後，禪宗尤盛，幾於掩脅天下，盡歸禪門之下。士大夫尋求人生真理，奉為舉世為人之最大宗主，與夫最後歸宿者，幾乎惟禪是主。至其從事治道實績，則僅屬私人之功名，塵世之俗業。在唐代人觀念中，從事政治，實遠不如漢儒所想之崇高而偉大。漢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經遠有其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釋迦，則禪宗諸祖師。周公孔子，轉退屬次一等，則經學又何從而獲盛。

次則唐代人之進身仕途，經學地位亦遠不如文學地位之高。欲求出身，唐代之文選學，已接代了兩漢之六藝學。唐代人無不能吟詩，但絕少能通經。在詩人中，亦可分儒釋道三派。如謂杜甫是儒家，則李白是道家，王維是釋家。依此分類，唐詩人中，惟儒家為最少。文選詩中，亦最少儒家詩。陶淵明乃是鶴立雞群，卓爾不凡。而其詩入文選者亦特少。故就唐一代言，可謂無醇儒，亦無大儒。

就唐代言儒家，則必屈指首數及韓愈，然韓愈已在唐之中葉。韓愈儘力闢佛，極尊孟子，乃是一議論儒，近似戰國先秦儒，而較遠於漢儒。韓愈又提倡古文，求以超出於文選學之外。此亦為在當時欲致力復興儒學一必然之要道。但韓愈用力雖大，收效則微。在政治上提挈韓愈為韓愈所追隨之裴度，乃唐代一賢相，然其人亦信佛。與韓愈共同提倡古文者有柳宗元，然宗元亦信佛。追隨韓愈從事古文運動者有李翱，作《復性書》三篇，根據《中庸》，重闡儒義，然其文亦復浸染於佛學。韓李身後，古文運動亦告停息，儒學復興運動，則更可不論。

故通論有唐一代，儒學最為衰微，不僅不能比兩漢，並亦不能比兩晉南北朝。其開國時代之一番儒業，乃自周隋兩代培植而來。其經學成績，亦是東漢以下迄於隋代諸儒之成績。唐初諸儒只加以一番之結集而已。唐代士大夫立身處世，所以仍不失儒家榘矱者，乃從以前門第傳統中來。遠自東漢直至唐代，大門第迭起，實尚保有儒家相傳修身治家之風範與規格。白唐中晚之際，大門第相繼崩潰，此種規格與風範，漸已不復存在。其時社會上乃只充斥著詩人與佛教信徒。佛教信徒終不免帶有出世性，詩人則終不免帶有浪漫性，於是光明燦爛盛極一時之大唐時代終不免於沒落，而且沒落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五代在中國史上乃成為一段最黑暗時期。其時則真所謂天地閉，賢人隱，遠不能比東漢以下之三國兩晉。三國兩晉時代雖亂，卻有人物。從其人物群興之一方面說，三國兩晉卻差可與戰國相比。有了人，縱是亂，後面還可有希望。亂到沒有了人，人物等第遠遠地降退，此下便無希望可言。五代亦有人物，則全在禪門之下。

來源：朱子學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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