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高全喜、許紀霖：理性是否弱爆了

雲也退：在反宗教這一點上，三位老師都給出了相對來說比較一致的觀點，即我們要運用我們的理性。理性這個東西是可以在上帝之外為我們自己創造出更多選擇的。我們的政治性社會也需要建立在理性的制度上面，這樣才有可能延續下去。而這個理性又跟當時牛頓的科學，跟笛卡爾一脈相承。三位老師是不是可以從當時啟蒙哲人對理性的態度，談一下他們對社會的構想。

中國需要警惕的仍舊是激進主義

高全喜：確實，啟蒙思想中強調理性，但問題在於強調理性這只是我們大家的基本感覺，若大家來讀蓋伊的這本書，或者讀當時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我們會看到他們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一切都以理性為評判尺度。特彆強調理性的一脈可能是法國，尤其是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但是實際上啟蒙思想的大部分內容，並不是理性獨斷論，尤其是英國和德國思想，以及特別是我要強調的蘇格蘭啟蒙思想。蘇格蘭的啟蒙思想並沒有把理性抬得很高，相反，他們認為理性是情感的奴隸，他們大多強調激情，比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里德的感覺論，還有休謨對於人性的分析。乃至再往前追溯，霍布斯建構的一套政治秩序也是基於恐懼，洛克的政府論也是基於感知經驗，這些東西都來自人的情感與經驗。當然，從思想史角度來說，從剛才大致談到的反神權、反王權來說，確立理性的權威，恢復自然法，把自然法、理性作為當時反教會、反封建的基礎，確立人的自主性，使之成為認識世界、衡量自然宇宙乃至人間秩序的尺度，從這個方面來說，理性當然有其必要性。強調理性是有對的一面，但是我們要警惕它有時很容易誤導人，會把問題簡單化到失去真相。當一個社會處於重大變革時期，理性的獨斷論會有很大的弊端，如果大家都按照一種理性設計的道路前進的話，這個社會實際上是很可怕的。

我們看到，歐美社會實際的演進方式並非如此。18世紀前後，在西方啟蒙思想中，理性和情感大體上是並行的，是二元的，很複雜。相對來說，法國強調理性，英國強調情感，德國強調意志。按照這樣的分析，看這三個國家的社會狀況，我們會發現他們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圖景不同，而導致的社會生活秩序，甚至政治秩序，也是非常不同的。英國就是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歷史觀就是歷史演進論；法國是理性主義佔主導，強調理性建構，很容易走向專制主義；德國強調意志，最後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走向納粹極權統治。18世紀之後這三條線索一直在西方社會展開，當後發國家在向西方文明學習借鑒時，大家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變革的方式也就不一樣。相對來說，接受英美的經驗主義道路，比較能夠形成良序社會；效法法國和德國的路徑，若沿著他們的邏輯走到極致，所形成的社會將非常恐怖。

我近來總是有一點疑問，一般說來，英美的經驗主義思想很符合人性，甚至很契合中國儒家的一些道德原理，然而，為什麼中國偏偏捨棄了英美，先是找向了法國，後來又轉向了德國、俄國？中國近百年的路是怎麼走的？回到許老師剛才說的問題，我對許老師的擔憂並不十分贊同，我比較贊同劉擎的觀點。啟蒙思想的凱旋來得太快了，這導致其中一些優良的東西丟失了，而一些糟糕的東西，反而是被發揚了。中國道路中，把啟蒙思想中隱含的左的激進主義的這條線索發揮到了極致。

我認為，第一，保守主義，或者保守本身是啟蒙思想中一個內在的、基礎性的東西。雖然現在有所退敗，但在英美思想和制度中還是被守護住的，啟蒙思想本身就包含著保守主義的精神特質，對於當今的所謂全球保守主義的反彈，自由主義有什麼可擔心的？第二，在中國的語境下，情況則比較弔詭。我們對保守主義有這麼大的警惕嗎？中國目前仍處於激進主義的變異過程中，激進主義變成了一套非常頑固的制度，演化為了一種反動的保守。它既不是一般的保守主義，也不是一般的激進主義。我覺得在中國還是要反對或者警惕激進主義，因為我們的制度形態就是激進主義的固化產物，但這種激進主義又轉身成為一個極其保守的東西。這就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一個問題，激進主義轉身一變和極其保守的反動派結合在一起，我們看到國家主義和激進主義、共產主義扭結在一起，而兩派思想中，極其右的和極其左的，居然完全共享一套邏輯，為固化的制度背書，這非常奇特。這是一個變異的果實。從這一點而言，說警惕保守主義，我是不贊同的，我覺得中國需要找到真正的保守主義並把它發揚出來，而激進主義導致的狂熱源頭還是應該有所警惕，一個國家的民粹主義化，值得擔憂。

啟蒙內部存在著戰爭，不能抽象為理性

許紀霖：我們之前無論對歐洲的啟蒙運動，還是中國的啟蒙運動，都有一個預設，這個預設涉及對人的理解，人究竟是什麼。典範就是笛卡爾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這固然不錯，當然這個理性有法國的唯理主義和英國的經驗主義的區別，英國最看重的不是情感人，而是經驗人，說到底也是理性的，只是不是法國唯理主義的理性。但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的啟蒙運動，又是內在複雜的。剛才高老師說保守主義、激進主義都和啟蒙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啟蒙就是現代性，它是各種豐富的、對立的思潮的共同源頭。各種思潮，無論是浪漫主義、理性主義還是其他思潮，雖然它們之間相互對抗，但它們共同分享了第二次軸心文明的軸心話題。但這些由啟蒙激活了的思潮在18世紀的時候，混沌一片，並沒有分離。隨著啟蒙的推進，三百年間，你們看到的是光明，我看到的是光明內部的分裂。既然保守主義、激進主義都內在於啟蒙的，也就是說啟蒙內在是有戰爭的。這促使我們反過來思考啟蒙本身，把啟蒙理解為理性，一方面是對的，但又太簡單化了。伏爾泰本身就很複雜，你很難用理性來完全抽象他，他還相信自然神。啟蒙的另一個傳統就是盧梭的浪漫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後來到了德國，與德國的虔敬主義傳統結合，發展出各種各樣激進的或保守的浪漫主義，導向了革命或納粹。

在今天這個世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有一個問題越來越突出了，那就是認同的問題。「我是誰」？「我們是誰」？關於「我是誰」，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理性人，這個理性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世俗的、普適的理性。但是我們知道，啟蒙不僅將人理解為理性的，同時還理解為情感的人和意志的人，這之間就有緊張。浪漫主義就認為人不是理性可以抽象出來的，人背後具有自身個性的能動性，有自身的意志和情感。第二個問題，關於「我們是誰」？浪漫主義講到最後，個性需要被放置在集體的自我裡面去理解。今天表現出來的文明之間各種各樣的衝突，都和這個自我認同有關。因為涉及對自我的不同理解，所以很難達成共識。況且啟蒙並沒有消解另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理性人還是有超越的意識的宗教人？對超驗經驗的追求，是情感和意志無法涵蓋的。

所以今天西方文明內部的很多衝突，也可以理解為啟蒙內部的衝突。比如說美國，特朗普（Trump）在共和黨演講里，公開挑戰政治正確，而在美國，政治正確從1960年代以後，就成了公認的公共理性法則。政治正確背後是對人的理解。每一個人，不管你信仰什麼宗教，屬於什麼種族、民族，都需要被平等對待，所以對任何其他種族、民族的人的歧視，那都是政治不正確。但是今天的特朗普，開始公然挑戰這個法則，這意味著什麼？在挑戰的背後有一套美國盎格魯·撒克遜的中心主義。亨廷頓在世的時候寫過一本《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多元主義。他說，美國是什麼？美國就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文化所塑造的美國，你如果要成為美國人，必須被這個文化同化。而文化多元主義最後讓美國不成為美國，美國很有可能會像羅馬帝國和蘇聯一樣，因為失去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而垮台。亨廷頓的論證很有力，很精緻，他背後有一套理念，而今天特朗普對政治正確的挑戰，只是一個粗鄙化版的亨廷頓，但是竟然在美國底層白人階層那裡獲得了普遍的掌聲。

現代性在科學與富強層面，的確所向披靡，哪怕是穆斯林世界，他們進入全球化，也接受這個東西，但一旦涉及精神、靈魂這些認同問題，不同宗教和民族就有了很大的分歧。這就是啟蒙的分裂，靈與肉的分裂。涉及肉體的那一部分，我們都擁抱全球化，但涉及靈魂這一面時，卻不那麼令人欣喜。關於啟蒙的寬容原則，你可以寬容同樣寬容你的人，但當碰到一個不太寬容的一神教文明，你怎麼辦？你寬容還是不寬容？這是今天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婦女能不能在公共場合里戴頭巾，這是個體權利還是集體權利？當我們說權利時，我們一般說的是個體權利，這是因為啟蒙把人化約為理性的人。但是今天各種各樣的所謂集體權利出現以後，這些集體權利能不能得到法律承認？這些問題恰恰是今天遭遇到的,18世紀沒有遇到。彼得·蓋伊只是從西方文明內部討論啟蒙問題，但到了今天，當全球化將各種不同文明與文化的人緊密結合在一個世界的時候，它們之間不僅僅是擁抱、交易，而且更多的是一種內在的緊張衝突。物質的層面可以交易，但是認同可以交易嗎？今天很多的緊張和衝突就涉及這個無法交易的認同層面，這是沒有辦法用理性的方式來解決的。當啟蒙讓一個文明從內部走向第二次軸心文明的時候，必然會遇到原來第一次軸心文明的幾大文明之間的衝突，我們怎麼來理解，怎麼來超越它？從這一點而言，我沒那麼樂觀。

理性的有限性讓「尊重」成為西方思想界的「默認設定」

劉擎：這不是什麼悲觀和樂觀的問題。因為我從不認為一種文明的無限制擴張是什麼好事，如今遭遇到挫折，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悲觀。啟蒙主導的西方現代文明，在兩三百年的時間裡，在全球有這麼廣泛和強勁的擴張，走得太快了，會產生很多問題，這會讓西方人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問題，反思西方現代文明的許多內在矛盾。這未嘗不是好事。文明的衝突發生了，許老師問怎麼辦？有一個古老的辦法是戰爭，這個辦法很簡單，也很常用。而啟矇事業的一個偉大思想就是，不用戰爭行不行？我們如何與人和平相處？同一個教派、同一個教會，共同生活相對容易。對任何一種宗教來說，問題是，遇到異教徒怎麼辦？其他宗教的教徒怎麼辦？無神論者怎麼辦？啟蒙的傳統尋找到一種方式，有時相當脆弱，但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實現了一種共存的秩序，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遺產。

許老師剛才講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問題，我覺得不太準確。這裡面有一個複雜狀況，就是啟蒙傳統受到源自其自身的某些思想的影響，比如強調理性的有限性，開始反對「理性的自負」，西方思想界有許多人現在不敢言說普遍真理，再經過後現代主義的洗禮，警覺西方中心論和文化霸權。於是，遇到異己的文化，就先不問、也不管是非對錯，先「尊重」再說，這成為目前西方開明人士的「默認設定」。現在這個設定已經變成教條，以至於除了尊重意外，是非對錯是不能說、不能問的，這使得「政治正確」變成一個有問題的詞語。比較左翼的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曾指出，伊斯蘭教是不能批評的，因為這涉嫌「恐伊症」。他問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質疑和批評基督教，不一定意味著是敵基督的，但為什麼一旦批評了伊斯蘭教，就很容易被視為伊斯蘭教的敵人？再比如，針對穆斯林女性帶頭巾的規則，我看見有人質疑「現代文明」的偏見：為什麼遮蓋是落後，而暴露就是文明？可能，問題的要點並不在於遮蓋和暴露，而在於遮蓋戴頭巾，不會有人強制施加任何宗教懲罰，而但暴露了不帶頭巾就有被施加宗教懲罰的風險？這才是要點所在。文化完全不能談論對錯嗎？某些激進主義理論家認為，判斷文化的高低就是文化帝國主義。但是，我們真的不能評價文化中的某些習俗的對錯嗎？因為文化是珍貴的和神聖的？那麼，激進理論家應該問一問自己擅長的問題：對誰珍貴、對誰神聖？女性割禮或「榮譽處決」是不是神聖，不該問問那些被傷害的弱勢女性嗎？

但實際上，我們也許並沒有深入研究伊斯蘭文明的發展，許多流行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成見。伊斯蘭文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內部也有多樣性。我也曾讀到有伊斯蘭學者自己發展的自由神學思想。但現在，佔據新聞頭條的永遠是恐怖襲擊，是ISIS。但ISIS到底是不是正統伊斯蘭？大部分穆斯林說他們不是，說他們是異端邪說，是背離傳統的。但也有位教授說，ISIS依據的是對伊斯蘭經文某種特定的闡釋。這裡就涉及到教義之爭，那麼理性對話在此能不能起作用？是不是能幫助澄清問題在哪裡，哪些問題很難解決，哪些問題能夠解決，哪些問題我們可以轉變？理性對話如果要起作用依賴一些前提條件，前提之一是承認「我可能是錯的」，我對經文的闡釋可能不如你正確，但要接受這個前提，非常非常困難。理性對話、妥協讓步、和解，都非常困難，達成的共識或臨時協議，往往也很難維持，這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啟蒙思想主張的這些東西都「弱爆了」。那麼，什麼是強的？就是暴力和戰爭。但我們會發現，理性解決不了的許多問題，戰爭也解決不了，或者只是假裝解決了。兩伊戰爭解決教派的爭議嗎？人類可能並不是天生愛好和平，或者好戰的衝動與和平的願望同樣屬於人性。只是在經歷了最深的戰爭創痛後，才會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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