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看大眾文化

文史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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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王朔：我看大眾文化

我看大眾文化

王朔

六

從《愛你沒商量》之後，我沒再寫過電視劇，我接受了這樣一個觀念或叫現實：大眾文化中大眾是至高無上的，他們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敗的惟一尺度，你不能說我在這部作品中有種種觀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創新而最終未被大多數人接受，那還叫失敗。一本書可以反覆閱讀，常年銷售，所謂「藝術生命力長久」其實還包含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一直在賣。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到今天每年在全世界還有百萬美元的版稅收入，出版商除了眼前利益還能賭一把預期值。而電視劇，大都只能一次性播出，一次性回收，相形之下，投資人所冒的風險遠大於出版圖書。還有成本，寫書的投入總是無形的，僅限於個人的腦力支付，電視劇的拍攝則是實打實的以日為計的金錢開銷。腦力付出吃肉能補回來，金錢付出只能用金錢回報扯平。所以，這是商業。

過去人們批評那些晦澀的過分個人化的作品總愛說「浪費人民的錢」，實際上，1992年以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電影電視劇拍攝已經不是「人民的錢」——如果我們說的「人民的錢」嚴格是指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個概念的話——都是各個獨立法人公司甚至境外資金，也叫「個人的錢」了。這裡有不少是玩票性質，特別是早期，一個買賣人，因為別的投機生意掙了錢，年輕的時候好過文藝，或者有個做演員的女朋友，自娛娛人，投把錢拍個片子，我們叫這「不是好來的錢」。但總的趨勢，這些個人投資是拿這事當生意做的，要講回報的。很多大的公司都意識到文化市場是一樁大買賣，回報率極高，即便在我們國家還處於發展初期，風險也同時極高，但也都樂意先伸只腳進來，趟趟這道渾水，試試深淺。

商人，心中是最裝著人民的，在這裡「一切為了人民」和「一切為了金錢」這兩個口號是不打架的，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同時也是利潤最豐厚的。只有知識分子、藝術家在這個問題上才會有觀念衝突，甚至覺得需要一個痛苦的轉變認識過程，對商人而言，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媚俗？對了，搞大眾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麼？是多數人的習慣和約定，我們不把話說的這麼難聽，我們叫「為人民服務」。學院派知識分子可以從各種角度批判大眾文化，就是不要從「人民性」這個立場出發，因為那是大眾文化本身的立場。

認識到大眾文化的商業本來面目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那幾乎和我過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悖，認同這個差不多等於放棄「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創作，學會用一個純粹的商人眼光看待這件事。

1995年我和葉大鷹搞了一個「時事公司」，想在大眾文化市場的開闢上真正按商業規律操作一次。我認為我那時的思路是正確的，到今天我也這麼認為，大眾文化必須結束小打小鬧，自發的，完全依賴從業人員的靈感出作品的狀況。它是一個產業，就要按產業的要求布局，要有規模，要從基本建設開始，像搞房地產，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電，然後成片起樓，大投入大產出。我也曾私下和葉大鷹聊過，你得對投資人講明白，咱們不是來掙小錢的，咱們是來花錢的。像當時遍布北京幾百家小影視公司那樣，拍一部戲，賣一部，掙一部的錢，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不喜歡那種作坊式的、家庭手工製作。大眾文化市場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輩子也無出頭之日，要搞，就像深圳那樣，建立起一座城市。現在花多少錢，將來就有掙多大錢的盤子。

當時我做了一個預算，每年投入一千萬，連續投入三年，從第四年再考慮贏利。這個錢投到哪裡呢？全部投到劇本創作，一是買下全國優秀作家將要發表的小說的影視改編優先權；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輕編劇隊伍。這個胃口很大，每年一千萬已經是最低標準，考慮到投資人的承受能力，若依我性子，怎麼也要一年一個億才對得起這些作家的勞動，才能在這個領域形成壟斷。

劇本是影視作品的基礎這不用我說大家也知道。把全國作家一網打盡也就掌握了影視創作的龍頭。當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適宜影視改編的和勢頭正好潛力無窮的，這在全國也不過區區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輕人，我想起碼先從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電影學院戲劇學院這兩個專業院校的戲文系過一遍，篩選出所有有寫作能力的小孩，跟他們簽約，像培養包裝歌星那樣讓他們一步步走上職業編劇之路。不是嚴肅寫作，是工廠流水線上的機器人，專寫警匪的，專寫言情的，專寫情景喜劇的，分門別類，像動物園的籠子，到獅虎山裡邊就能看大型貓科動物，到鳴禽館就能聽到一片鳥叫。我們缺這樣的職業寫手，像瓊瑤金庸那樣一門靈的專門家。大眾文化要想持續不間斷地蓬勃發展，必須類型化，模式化，像京劇的角色一樣各分行當。不進行管理，有意識地引導，我們的作家總會寫著寫著情不自禁地轉向個人內心。就本質說，我們的作家沒有一個是把人民大眾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麼說說，或者乾脆把自己混同於大眾，明明為自己硬要說這才是為大眾。這是大陸的文學傳統，作家的可貴在於他有自己的心靈，哪怕是和大眾一時對立的，而最終他們總能在某種層面上獲得一致。平時我是同意這個觀點的，但在大眾文化的具體操作中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難，這個事還要從娃娃抓起。

我想從我們這一代在我手上建立一個模式，一個生產線，每年都有合格的功能各異的寫手源源不斷走下生產線，補充到大眾文化的建設高潮中去。偉大的、天才的、獨一無二的作家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奇蹟。而我們的日常生活則需要大批兢兢業業的踏踏實實的心中只有別人惟獨沒有他自己的寫作工人。沒有他們，我們的生活也會寂寞。時代發展到這一步，這樣緊張激烈，我們的感官需要也是空前的，在吃喝拉撒睡的同時，耳朵眼睛和身體所能牽動的副交感神經都有權索取刺激，就是說，要有動靜，大量的動靜，一刻不停的動靜，只要打開電視，擰開音響開關，它就要在裡面，而且種類齊全，想心驚嗎？有！想感傷嗎？有！想樂一下嗎？也有！這是人民的願望，作為一個商人，有義務滿足他們，用時髦的話說，這就叫「雙贏」。

你可以看出我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頭腦像一個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計委工作人員，一想，就是全國如何如何，從這點上說，我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商人。對於我的宏偉設想，葉大鷹沒說什麼，從他看我的眼神，有點由著我胡鬧的意思。特別偉大的願望如果不親眼看著它結結實實摔到地上，事先講道理一般很難被聽進去。他轉身去俄羅斯拍他的《紅櫻桃》去了。

1995年夏天，我每天煞有介事地去辦公室上班，簽了一批作家，找了一撥小孩寫手，按類型開始組織人手寫劇本，花錢如流水。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其實我也並不懂應該怎樣寫劇本才算符合大市場的要求。這期間我們曾和香港麥當雄工作室有過合作，還有其他一些香港影視公司的朋友聽說我們搞了這麼一攤子，主動前來給我們提供業務上的幫助，看看有無合作的可能，意即能不能找到他們合用的劇本。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商業電影導演和製片商，教會了我一些做商業電影電視劇應該具備的基本眼光和整套工藝流程的設計方案。這時我才發現，很多香港電影公司已經進到大陸來了，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設立了常駐機構，抓人才抓題材。他們看準了大陸在大眾文化市場上的空白點和無序狀態，儘管當時他們大都還沒掙到錢，也嘆苦經，但其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前瞻姿態已經十分突出和醒目了。

那時我還很樂觀，認為大眾文化必須建立在本土土壤上，這是我們的天然優勢。一些美國影片公司駐北京人員的觀點也支持了我的這種自信，他們講：電影，美國可以橫掃全球，電視劇沒這個成功的先例，一定要本土化，他們若介入也只是以資金的方式，編導、演員、故事、趣味一定要中國的。

麥當雄講過的一句話沒有引起我的足夠重視，他講他發現一個規律，凡是在內地受歡迎的劇目拿到香港去不見得賣，反過來，凡是在香港賣的拿到內地就一定賣。他的結論是：要搞就搞合乎香港趣味的。我只聽進去了他的前半句話，內地的戲拿到香港不賣，也只是在更強調內地香港社情民心不同這層面上聽了進去，反證了我認為香港影視劇在內地終難成氣候的堅定觀念。後半句，香港的戲拿到內地一定賣！我不以為然，因為我不看。這就是以偏概全了，這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我還以為香港戲僅限於粵語方言區和中小城市那些半文盲的民工和情感幼稚的中小學生範圍內流行，孰不知中小學生已經長大了，開始上大學或者進入社會工作，香港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合力經過十數年默默的群眾普及和「從娃娃抓起」，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兩年之後，我們每個人都將感到它的灼人溫度，看到它在我們面前無處不在地燃燒。

麥當雄借給我很多香港錄像帶看，一開始多是他那個工作室拍攝的片子，後來超出了這個範圍。我正經看香港電影，大約就是從那時起。那之前，我對香港電影的認識也就是老「鳳凰」「長城」拍的《畫皮》《三笑》什麼的，再就是王晶那些胡鬧的片子，覺得很吵，看兩眼就煩了。惟一印象好的是在趙寶剛家看過一部劉德華和吳倩蓮演的《天若有情》第一部，覺得吳很動人，劉也算勁頭十足。從麥當雄那裡我多少對香港電影有了一個新的觀感，憑良心說，有些片子拍得相當不錯，大陸拍不出來。《跛豪》、《英雄本色》、《賭神》這些黑幫片或叫英雄片拍得都不遜於好萊塢，周潤發是個了不起的明星，劉德華早期也好，周星馳好壞參半，成龍在《紅番區》之前那些警察系列一般，不那麼過癮。看《阿飛正傳》是個始終被感動的過程，心中暗驚，香港也有這樣好的藝術片，後來知道此片導演叫王家衛，又看過他的《東邪西毒》、《重慶森林》。竊以為這個人是給香港電影拔份的人物，有他在，還真不好講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話。還有關錦鵬，許鞍華，那些片子拍得也一點不寒磣。年輕的裡頭有個陳果，拍的《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那是正經的藝術片，連那個沉悶勁和大陸的那些年輕藝術片導演的作品都很相像。還有「銀都」拍過的一個《童黨》，好像是張鑫言的，也好。還有一部最近看的，《飛一般愛情小說》，導演不知是誰，好看得不得了，手法之流暢詭異，大陸年輕導演倒顯出笨，拍東西太使拙勁兒。有一天，我曾和一個香港電影熱愛者互數香港電影和大陸電影的好看片子，他說一個，我說一個，說了一會兒，我這兒沒了，他還在那兒滔滔不絕。儘管感情上很難接受，我也不得不承認，在商業電影這一塊，香港遠走在我們前面，說香港電影印度電影和好萊塢電影在全世界商業電影市場三足鼎立，這也真不是瞎說。

那個時候我已經有點悲觀，主要也不是香港電影難以企及，而是我找的那些寫手實在不行。也不要你有思想也不要你有靈氣，甚至都不要你出構思，只是要你在既定的故事中加進一些人話，這就做不到，一寫就是假招子一寫就是假招子，好像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別的不知道，戀愛總談過吧？為什麼一男一女相遇都不能說點可人疼的話？我非常不願意講年輕人的壞話，因為他們不會老這個樣子，還有未來。但我還是要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自以為敏感時尚的藝術青年，都不大會說自己的話了。港台流行音樂已經替他們把他們要說的話說了，當他們想自我表達時，總是有現成的句子供他們表達，句式、語感、所傳達的情緒非常接近一句不知什麼時候飄進耳朵的流行歌詞。有的聽上去新鮮，有的也有趣，但大家都那麼說，也就成了套話、時興話，——他們小時候都是聽港台歌長大的吧？

大眾文化的轉向總是先發生在街談巷議之中，先發生在年輕人當中，他們是潮流的帶領者，當他們都變了腔調之後，緊接著電影電視都會隨之一變。

七

在「時事公司」的日子非常難熬。每天談劇本，毫無快感可言。那是做減法，這個不行，那個超出了我們故事想要說的事兒。我們想說什麼事？什麼事也沒有，我們只想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幾百集幾千集電視劇的主題。那也沒有多少花樣，就是幾個經典母題的變種：灰姑娘式的，羅蜜歐與朱麗葉式的，茶花女式的，基督山復仇記式的，像公共汽車，只沿著固定線路行駛。

把故事格式化，人物類型化，這似乎是簡單了，其實是畫地為牢，戴著腳鐐跳舞。創作的樂趣和幹勁很大程度上是靠想像力帶動的，而這樣的寫作完全不需要想像力，想像力甚至是有害的，稍一飛揚便破壞了原來的設計。我乾的就是這樣一個工作，限制作者的想像力，不許他越雷池一步。我們靠什麼推動故事呢？靠套路，一個套路接一個套路。套路有多少呢？沒多少，頂多二百個，估計觀眾忘了，就從頭重複。什麼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閱讀面廣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稱老奸巨滑的。干過這樣的工作，我也對這樣的作者肅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瀾，沒的寫硬寫，還要引經據典，有聲有色，有時我想，這才是作家，中國文化的脊樑。

更多的時候我在想：這不適合我，打死我也幹不了這種事，為什麼我要裝作對這種事感興趣呢？為大眾寫作真是一件無聊透頂的事。我覺得自己的耐心在一點點消失，我甚至忘了自己當初懷有的那份雄心和使命感，認為自己被葉大鷹騙了，在辦公室破口大罵：他他媽倒是拍電影去了，留我一人在這兒受洋罪。

後來，投資人出了問題，後面的資金中斷了，我的工作又變成找錢，美其名曰：招商。印一大堆計劃書策劃案回報率測算什麼的，把辦公室的複印機都給印冒煙了，打字小姐也基本瘋了，所有人派出去，到處投遞，我也跟個瘋子似的，四處找人磕項目磕合作，風塵僕僕，脅肩諂笑，總而言之一句話：磕錢。我見了多少騙子呀！中國的，外國的，中外合資的。在我的短短的經商過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見人。本不是意趣相投，為了錢坐在一起，作相見恨晚狀，說一些特別仗義的話，耗著，耗到大家沒趣為止，臨別還依依不捨，非對方遠去，整個消失在夜色中，估計看不見了，才呱噠一聲把自己的臉帘子落下來。每天夜裡回家，我都在路上抽自個嘴巴子，問自己：你這是圖什麼？你混來混去混這麼些年就是為了現在到處去裝笑面虎，往酒囊飯袋那兒發展？過去我多好啊，想見誰見誰，不想見的誰的賬也不買，——就這麼清高。抽完嘴巴子接著就是無限感傷。

最後，香港盛世長城廣告公司被我們磕下來了，提出一個計劃，接過我們所有劇目，由他們的客戶廣州寶潔公司出了一個四千萬的廣告盤子。彼時我已身心交瘁，這對我根本不是什麼好消息，這不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像買盒煙那麼省事，從立項到簽約到實施還有幾乎看不到頭的漫長過程，這意味著這罪我還要繼續受下去。

這時我見到了鄭小龍，他剛從美國回來，重新接手藝術中心，雄心勃勃，準備開「長青藤劇場」，我在西郊龍泉賓館把寶潔公司這個廣告意願連同我們搞出的百十集電視劇本都對他私相授受了。這對「時事」和葉大鷹是一個背叛。我也顧不了那許多了。我甚至都沒想過煽一把情，跟鄭小龍託付託付，含著淚那種：中國電視劇就瞧你了。我只覺得把一「雷」頂他腦袋瓜上了。

第二天早晨，從龍泉賓館溜出來的時候，我的心情無比輕鬆，好像有那樣的心聲：什麼大眾文化建設，中國電視劇市場，讓它們統統見鬼去吧！

至此，我和大眾文化多年調情，互拋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關係正式結束了。大眾文化的商業本質和處處在交易的特徵老實講很不可愛。懷疑大眾文化的意義，甚至認為它無意義，因而頹廢，自我否定都是從這些小地方滋生的。干這個，要很堅強的人，或者有足夠的貪婪。

不好玩！這是我在其中摸爬滾打一番後的感受。

那之後，還有幾次機會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資金有德國的，美國的，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動，待再往下，進入操作階段，便哆嗦，往事歷歷在目，於是半道開撒。使命感總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價。錢也是愛的，但也不能為錢把自己賣了。有一點錢的好處就是，不舒服的錢，敢不掙。

我想我還是當看客吧。

八

1995年是中國文化界最後的狂歡。那一年，有多部國產電影賣到三四千萬的票房。李少紅的《紅粉》、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葉大鷹的《紅櫻桃》的上映都是當年的盛事。張藝謀拍得不怎麼樣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在北京還賣了二百八十萬，不像1999年《我的父親母親》賣個百八十萬就在大報小報上告捷了。電視劇有《我愛我家》、《宰相劉羅鍋》。電影界「第六代」作為一個概念已廣為人知，儘管在國內還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歐洲小電影節胡亂拿了一片獎。張元的《北京雜種》、管虎的《頭髮亂了》；包括路學長正在拍的《長大成人》，當時叫《鋼鐵是這樣煉成的》；王小帥的《越南姑娘》；還有寧贏，當然她不算「第六代」，接連拍的《找樂》、《民警故事》；還有周曉文的《二嫫》，正在籌備的《秦頌》；張元接下來的《兒子》；這一切已拍未拍將要拍的東西，尚未登堂入室，氣氛已經鬨動，也有滿城春色。小說界也出了個「新生代」，南京的韓東朱文，上海的須蘭、張文（這個「文」字上面要加個「日」，我的電腦里沒這個字），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頓，北京的徐坤、邱華棟，都號稱「六十年代出生」（據查也有個別五十年代出生的混跡其中）。中國文壇「奔走相告委員會主席」王干正在《鐘山》及各種他的腳力所能到達之處為這批人大聲鼓與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腳亂，紛紛拼湊人馬，簡單過一下腦子就開出菜單，「新狀態」、「新體驗」什麼的，名詞是什麼不重要，形容詞是一口咬死的，連聲喊「新」。「魔岩三傑」也是那年名聲大噪的吧？總而言之，那一年的創作形勢還算不得悲觀，樂觀主義者還可稱之春水怒起，雜花生樹。

悲觀主義者的第一聲不祥之啼出自上海。老作家許傑臨終前掙扎著艱難吐出五個字：嫫拉爾姑娘。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據說這姑娘是「五四運動」時和德先生賽先生一起來的，後來走丟了，老先生的意思還是給找回來。接著，《上海文學》組織了一批覆旦和華師大的博士生做了一個研討會，批評當今創作的「媚俗」傾向，引發了後來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重建人文精神」這一提法的發明權是屬於王曉明還是張汝倫我也搞不清楚，因為很快這一討論就開鍋了，眾聲喧嘩，能看得清嘴臉的只有匹馬衝出陣前將手中狼牙棒舞得車輪也似的小將王彬彬，從他那開始，捉對兒廝殺，大家戰個鼻青臉腫。我倒也不是說人身攻擊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別繞了，我就是這意思，算不算攻擊他可以自辯，沖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贊成他這樣，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文章作風，空談理論如同打太極拳老百姓不知道你沖誰，以為您自個在那兒鍛煉身體，點了名就清楚了，嗷，原來是這位和這位掐。所以張汝倫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氣，覺得好好一番高論被王彬彬攪了局，理論問題說到底也是人際衝突，我們老王家的孩子對這點都深有體會。

人文精神的討論主要是學院中的中文教師們和他們的私淑弟子在講話，作家大都是點一個名進來一個，誇我，就站在你們這一邊，罵我，就站到你們的對立面，沒被點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熱鬧，偶爾高興放支冷箭。這個裡面有正經做學問的，得過洋老師親授，或隔著很遠瞅見過，覺得洋老師有本事，願意把洋老師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傳給中國人長長見識的，就算是啟蒙派吧。

還有一個救亡派，這大都是沒放過洋的，一輩子窩在中國的大學裡，做學問也沒個正經學問，倒霉事一件沒拉，上頭趕不上那些民國老人，下頭這批留學歸來的小的又踢著屁股攆上來，著作著作罕見，待遇待遇不高，每日胡編一些選集，雖有一群門下弟子環繞吹捧，自己心裡明鏡似的，還是不靠譜，凈剩著急了。這些人對中國文人這些年先為主流意識形態所制，後被市場經濟所壓，生存空間越來越窘困，感受最切膚，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噴向所謂市場經濟大潮下興起的拜金主義，具體到文學創作和影視作品就是「人文精神喪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說」、「投降說」。

救亡派是以「精英」自詡的，所批判的方向，所說的去「媚」的那個「俗」和去「投」的那個「降」就是指當時泛濫的大眾文化趣味。

人怎麼可以不要精神呢？生活怎麼可以沒有理想呢？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失去信仰怎麼得了？這是救亡派文章的主要觀點。在這場爭論中，兄弟有幸成為救亡派的重點靶子，上述那些詰問正是針對兄弟的作品所發。我被指為「灰色人生觀」、「消費人生」、「嘲弄理想」、「連孩子帶髒水一起潑」。當然還要提到「痞子」，這是我的專有名稱，那些激憤有餘，講不大清話，還要硬表個態的樸素的人文精神支持者說了這個詞就可以得勝回朝了。痞子嘛，當然與精神無關。還有一些更樸素的，我是北京人，就扯到北京文化，說這塊地方就是出「以坐穩了奴隸地位為樂」的人，講「投降」時還提到「漢奸」，差不多直接說了這地方的文化中有當漢奸的基因種子。

我心裡很清楚，在這場爭論中我只是一個象徵一個符號。救亡派這一路的不滿主要是對大眾文化的現狀不滿，要救的也是大眾文化這個「亡」，目標並不在我的創作，只是借題發揮，再沒其他一個作家像我這樣對大眾文化介入這麼深的，所以他們針對我在大眾文化這一塊發揮的影響和帶來的後果講話也顯得言之有物。這也是我們搞批評時的一貫作風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論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於講不成話，要簡潔，突出觀點，惟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我過去也總以為批評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務只是解釋作家及其作品，這觀念早就過時了，批評家像作家一樣是獨立的觀點表達者，只不過作家是拿自己當素材，而批評家是拿作家當素材，都是觀點在先，接著去找支持自己觀點的材料。

救亡派們是大眾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們早就看出我搞的這一套不是大眾文化，或者說不是大眾文化的正路子。前面說過，大眾文化是什麼？是弘揚崇高理想，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泛道德主義和傳奇性的浪漫主義。了解我創作和文風的人都知道那確實不是我的專長，或者說我一向是與之相悖的。有一個說法幾乎是眾口一詞：也許我的語言在消解過去那套八股腔是有意義的，也只在這方面有意義，到今天，反「左」已成往事，各方面軍都應該刀槍入庫，開始認真的文化建設，我還來這套，就是油滑，是貧嘴，是墮落，是轉而進攻神聖信仰。這就叫開國斬將吧？這就叫重振朝綱吧？這就叫天下已平你未平，天下已治你未治。這個意思很明確，就是結束混亂，呼喚正面的傳統的合乎規範的大眾文化秩序早日建立。

他們是對的。儘管我在感情上不是很能接受他們那種人所共棄的態度，但我明白，已到了我在大眾文化舞台上謝幕的時刻了。早叫你走你不走，現在我們來一起鬨你下去。一個國家不能總是亂，什麼什麼老是一幫業餘人士在裡面搗漿糊，海晏河清終有日，大家各歸其位，換專家來。大眾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基本文化，別的不知道，這個我們傳統的根子也是又粗又長的。這百餘年，歷經革命、動亂、改良，很多傳統文化的根子斷了，今天，我們將看到它首先在大眾文化這根鏈條上復接。

群眾基礎是有了，就差知識分子再進行一些輿論準備了。第一是清場，把與此無關的東西轟開；第二就是正名，這個工作嚴家炎已經在做了，北大的其他一些老師還有些羞羞答答。別不好意思，為大眾文化正名，還其本來面目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劉再復下水了，李陀也下水了，洪子誠、謝冕這都應該跟上，別清場時有你，托場子的時候你跑了。只知破壞不知建設你們不是也一向不齒？不喜歡這個作家可以換一個，這方面成功、貨真價實的人士也很多。或者乾脆空談，這既是你們的強項又無為大眾情人抬轎子之嫌。大眾文化也需要一個理論，很多觀念不釐清就會出現打混仗，站錯隊，起了階級敵人想起起不到的作用幹了階級敵人想乾乾不了的事情。譬如「精神貴族」這個詞，大家都往自己腦袋上套，其實包括你們自己好多人只不過是「精神資產階級」。貴族是什麼？是躲在家裡，凡人不理，不追求進步，專做歷史潮流的反動分子的那種人。以天下為己任，干預社會，哭著喊著給大夥指道，專門攢出一詞管自己叫「知識分子」並小心翼翼地解釋「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都是資產階級革命時興起的做派。

我說的這個「精神資產階級」跟過去流行的那一套階級觀念沒關係，那是從經濟上劃分，以區別政治態度。我這是從知識形成角度上劃成分，以區別文化態度，僅僅是為了說話方便，不帶褒貶，老師們別一看「資產階級」就跳起來，說我政治陷害，那我可不認帳，勿謂言之不預。

我的劃分很簡單，「精神貴族」，天生的，就像封建貴族大都是世襲而來。「精神資產階級」，是賺來的，上學，頭懸樑錐刺股，學別人書聽別人話照別人的指示辦事，一猛子紮好幾十年，最後把人家的東西當成自己的了。我在這兒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過大學的，都算。當然這裡有本來是「精神貴族」的，天生有，又學了一套「精神資產階級」的方法，這是如虎添翼。當然這裡也有上了大學也沒混成「精神資產階級」的，充其量是個「精神小資產階級」。你們比我清楚，多少笨蛋在大學裡混，什麼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叫他們上的，就是高四高五高六高七。這個話題有點說跑了，關於大學怎麼使一個聰明人更聰明，怎麼使一個笨蛋更笨的奇妙教學法改天另文再談。剪斷截說，我是一什麼呢？我和那幫文盲都是「精神無產階級」。

話說回來，大眾文化需要一個合流，一個同謀，「精神資產階級」自動充當了這個角色。這一點都不奇怪，大眾文化反映的就是「精神資產階級」的精神實質，也叫他們的人文精神。只有精神錯亂的「精神資產階級」才會站到「精神貴族」立場去批判他們自己。他們的批判只是要維護大眾文化的純潔性，並不是拒絕。我把「精神資產階級」換成「精神中產階級」——這在我的電腦字型檔中是相同的鍵——這就更方便看出他們的同一性了。

我要說，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那就是今天的文化現狀，港台文化席捲全國，聽的，看的，說的全是他們，去問問年輕人，叫作「天下誰人不識君」。

九

關於港台文化，我這裡指的是它的主流，不是前面提到過的那些有藝術傾向的另類作品。什麼是主流？就是我在《我看金庸》一文中提到的「四大俗」。也不要一提「大俗」就難過，這是一個好詞，很難達到的境界，莫非還要叫你「大雅」不成？只怕你又要謙虛一番了。「大寇」「大毒」還真是與你們無關，那是更高的境界。

我承認，對待港台文化我是感情用事的。我也聽張學友的歌，看成龍的電影，周星馳的《西遊記》還頗令我感佩不已。對具體的作品我自用普通觀眾聽眾的心態以對之，但籠統地想到港台文化及其等而下之的那些合資的港台戲受港台歌風影響的流行小調，我就是不能認同，油然而起排斥之心。這裡有地域文化的狹隘優越感，或說視北京為中心的老大心理，總覺得港台是異類，是邊陲，以它為主導就是不能容忍。但這也不全是心理問題，這麼說也簡單了。我想還有一個純粹的感官不同意在裡面。港台的東西太甜，太想讓人舒服，時間長了，次數多了，一個舒服的姿勢久了，就不滿足。這就像糖一樣，快感止於口腔，第一口很容易接受，吃下去，一直吃，就不免發膩，嘴裡發黏，唾液變酸，胃口也倒了。能使大人成癮的東西都不是甜的，煙酒茶什麼的，總要帶一些刺激性。去吃飯，上的都是甜品，好吃的感覺也不會產生。當然小孩子不會同意我這觀點，他們會舉出冰激凌店、蛋糕房為例，證明都是甜的他們也吃不膩。我是說我，我不愛吃甜的，特別是沒吃正餐之前，肚子空的時候，看到甜的就噁心。當然我知道，甜，是中國傳統民俗文化中的一個主要口味，滲透在民間的日常生活和節日氣氛當中，看那些江南民歌、花鼓燈、北方秧歌，剪紙、手工藝品、舊時民居房上的雕飾，處處透著喜興、歡快和吉祥如意，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們這幾千年凈過好日子了，所以有外國旅遊者吃驚，沒想到中國人這麼單純快樂，再荒唐一點的，甚至認為我們是一個樂觀的民族。

如果說內地民俗民情中的甜風還有點窮歡樂的意思，港台地區的甜就真是透著對富裕生活的知足、感激和領情，是發自內心的，我們的生活就是比蜜甜，生於享樂死於享樂。我說港台地區的生活方式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個沒人反對吧？資產階級無止境地追求快樂，而他們的煩惱則是很細微很有限的，反映到他們的作品中就是小市民的發財慾望，青春易逝愛情易逝快樂的時光太短的輕輕感嘆。為什麼我說中國資產階級的藝術註定是腐朽的？第一他們沒急著，很舒服而且欣賞自己這份舒服的日子眼睛就盯在這個上面；第二他們同時又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者，人生觀基本是宿命的，是敬神拜天的，這從他們那兒流行在飯館裡擺那些斑斕的關公財神像可見一斑。既然活得很好很滿意又對過去未來有一個深信不疑的看法，他們的精神空間只能是狹小的，自給自足的，像把自己反鎖在金庫里的土財主。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處在靜態環境中閉起門來自我品咂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照出他們靈魂的藝術，焉得不腐？

說藝術是客氣了，他們儘管也吹拉彈唱，又寫又畫，其實提供的不過是娛樂，聲色犬馬，光怪陸離。從港台文化的擁護者著迷者自訴的身體癥狀看，他們也是被娛樂了一把，十分痛快、高興、輕鬆，有人還有精神騰飛心靈被洗滌的幻覺，更愛國更熱愛生活云云。寓教於樂，這是娛樂業的上品和特別要求加入的功能。這有什麼不好嗎？沒什麼不好，誰也不必在這兒上跟我較真，我贊成人民需要娛樂，好的娛樂，可以引人向上，純潔心靈的娛樂。我想有些人大怒且不能接受的是把娛樂排斥在藝術之外，是名詞之爭，他們從骨子裡還是看不起「娛樂」二字。這也不怪他們，都怪我們這些年一貫標榜藝術，似乎只有這個最高，沒有一個詞比這個詞更高，那只是區分不同範疇的稱謂，現在是恢復「娛樂」名譽的時候了。這我還要提醒娛樂迷們一句，你們應該自信，好的就是好的，全看你們的感受，又何苦在乎叫「娛樂」還是「藝術」，壞的「藝術」還不是比比皆是。

我們可以爭論這個，什麼叫「藝術」？什麼叫「娛樂」？我先說我的觀點，都是最簡單的，用一句話可以概括的。還是先用排除法：樂觀的不一定全算娛樂，但悲觀的肯定不是娛樂，也就是說藝術是往人心裡擱事兒的，娛樂則是從人心裡往外掏事兒的。

反過來說，藝術不一定全是悲觀的，但娛樂一定要都是樂觀的。

話說到這裡，我發覺我上面下的斷語「中國資產階級的藝術註定是腐朽的」不能成立，因為他們那個根本不是「藝術」，說不著人家。作為娛樂，不存在腐朽還是長青的問題，你能說卡拉OK是腐朽的嗎？你能說電子遊戲機是腐朽的嗎？只能說娛樂也許會一種形式代替另一種形式。有些娛樂形式具有強大生命力，可以經久不衰，老而彌新，為一代又一代人所著魔，譬如麻將，譬如釣魚，譬如武俠，我看這些東西起碼還能存在一千年，誰跟我打這賭？

所以，我也發現自己的沒趣了，我反對港台文化就等於不讓人民群眾娛樂，這就有點不像話了，也不歸我管。在此，我宣布，我錯了，凡是把港台文化當藝術批的話我都收回。我也將繼續反省自己身上的地域文化偏執症，港台文化是中國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國娛樂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傳者，或可說他們才是正根兒。1949年以後，我們這裡為革命文化覆蓋，舊中國那些閑適的，鴛鴦蝴蝶的都到他們那裡去了。這些年一直沒斷了承上啟下，左右逢源，中國傳統的，東洋的，經過東洋傳過來二手西方的，都在他們那裡熔為一爐，發揚光大，制度化，工業化，系列化，現在他們回來給我們補這節課了。我們應該高興是不是？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豐富，多經歷一些奇怪的事情，經過了這麼多年，光聽說沒見過，終於有幸看到舊文化——也別這麼說，好像帶貶義似的——終於親眼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那些貫穿我們幾千年文明曾經令我們的先人過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竅門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腦都在中國復辟了。

解璽璋講我「怎麼可能站在左翼文學的立場上」，我怎麼不能站在「左翼文學」的立場上？我不站在「左翼文學」立場上又往哪兒站？「左翼文學」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脈單傳，後來也是革命文化的一個源頭。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強烈環境中度過的，革命文化後來政治鬥爭化了，越長越有點長走筋了，那是沒長好，結了個歪瓜，論秧子，還有些老根兒是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那塊厚土中，這才是「別連孩子帶髒水一起潑」呢。我也不知道別人怎麼看「五四」運動，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傳統文化決裂，把所有天經地義都拿來重新審視一遍，越是眾口一詞集體信以為真的越要懷疑、批判；越是老的，歷史上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越當作枷鎖，當作新生活的絆腳石。孔子怎麼樣？「砸爛孔家店」。紅衛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漢，加上又把人打了，演變成行為上的暴徒，名聲搞臭了，若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還正是「五四」傳統。「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後人走偏了，我們這些更後來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時期文學就是這麼個撥亂反正的行進方向，怎麼也輪不到傳統文化重回中心。中國落到這個地步，百年積弱，傳統文化功莫大焉。現在講振興，也不能靠這副葯。把人活活吃死過的葯，想治病想強身你還敢再吃它嗎？馬克思主義就是向西方學來的。中國的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氣，還是要向西方。這話聽上去很像大道理了吧？好像從我這痞子嘴裡說出十分不像。其實這是我從小就融在血液中的價值觀，要什麼不要什麼，那是讀了多少優美的古典詩歌也不改初衷的，要說信仰，這也是一種信仰吧。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的所為和這個基本立場相違，矛盾。「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國式的裝孫子，「粗鄙」正對中國式的假正經。平常，有時也許我會忘了自己姓什麼，屁股扭來扭去，但傳統文化一出來，立刻就有一個自覺的警惕：這孩子喬裝打扮之後又來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對面。

所以我一見港台文化滾滾而來就氣不打一處來，不問好歹，打了再說。我當然是很愚昧了，這也是流氓的戰法，不足為訓。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北京文化的一個方面，北京文化也不全是培養奴才，也有一股張狂氣，見誰滅誰，專揀那大個的滅。想在北京這個地界為王，先扒你三層皮，過不了這關，你也別打算在這兒混。什麼叫侃大山？至高境界不是吹牛，是抬杠，大家都做個天生反對派，讓所有觀點都不能暢行無阻，包打天下。到北京的飯館裡聽聽，那才叫「舌頭底下壓死人」，哪有一句好話？好聽的這叫「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你也可以管這叫流氓氣。

流氓終歸也就是起個哄，吹聲匪哨，向人群中砍塊磚頭，起一個讓老實人心驚的效果。真正的解說，分析，論功行賞和以罪定罰，還要老師們出場，你們是專吃這碗飯的，責無旁貸，別光吃飯不干事。也不許像嚴家炎那樣，什麼「有人引魯迅的《流氓的變遷》批金庸，是一種誤解或曲解。魯迅先生對俠文化不否定，很客氣。魯迅的《鑄劍》是現代武俠小說。如果魯迅活到現在，看到金庸的小說，不至於罵精神鴉片。」學問是這麼個做法嗎？三寸不爛之舌一卷，就把這個話顛倒過來了？你講魯迅對俠文化不否定，客氣，要有根據，他在哪兒哪篇文章說過這個話或有過類似意思，不能因為你認定《鑄劍》是武俠小說就理所當然得出這麼個結論。「如果魯迅活到現在，看到金庸小說……」之語就更不像話，說你想當然是不尊重你，但你想想，若這邏輯成立，你是不是可以在任何問題上替魯迅發言？人死不能復生，做這種假設起碼是不嚴肅。別跟我似的，嘴上沒個把門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說話不負責任，我丟的是自己的臉，您丟的可是全北大中文系的臉。好好寫，用點心，你能寫出無愧於學問把我駁得體無完膚的文章。我在這邊廂洗耳恭聽。還有其他人，所有跟嚴家炎觀點相同或僅僅是看我不慣的人，全來，我倒要聽聽哪個好意思講：港台文化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港台文學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從大俗到了大雅。

十

關於大眾文化，港台文化，什麼是藝術，什麼是娛樂，什麼是俗，什麼是雅，我們是誰，他們是誰，這些話說上一輩子也說不完。人活著，意見就不會統一。正是這些眾說紛紜和莫衷一是構成了我們的一種生活樂趣，一些熱鬧和某些人的飯碗。有些話我是說痛快了。有些話我給說過去了，擱不進這篇東西，留到以後再說。有些事我剛剛想到，還沒個頭緒，慢慢去想。有些事我也不愛想了，作為問題在這兒提出來，誰有興趣誰說，高明的人總是有的。

港台文化的勝利究竟是文化的優越還是工業的成功？文化的傳播是不是一定遵循從經濟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灌輸的水流定律？大眾是誰？有沒有各自單獨的名字還是一個集體意志？還是幾個集體意志？可以概括嗎？人民性指什麼？越是發行量大的等於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於越偉大——這一等式成立嗎？在什麼條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還是因人而異？權威是誰？是書讀得最多那個人嗎？還是書寫得最多的那個人？還是所有人？我們需要權威嗎？什麼事一定要有個說法嗎？沒有理想能不能過日子？年輕人就一定是進步的嗎？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嗎？我們的文化根基在哪兒？我們的學術根基在哪兒？我是「吃狼奶」長大的一代，現在的小孩是不是「聽鳥語」長大的一代？中國人是都沒有「人文精神」還是各階層有各階層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麼？下一次文藝復興在什麼時候到來，還是從來沒有到來過？

近日，我聽到一個說法，出自北京的「零點樂隊」，說港台文化的到來是一場新文化運動。這觀點很新，很有力，作為最後一問放在這裡——它是嗎？

1999.12.1

王朔，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王朔全集》（四卷）。

本文首發《天涯》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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