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忠恕之道」與「和而不同」

中國文化的「忠恕之道」與「和而不同」

文/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仁」與「忠恕」

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先秦諸子以及儒、釋、道三教等等，而以儒家文化為其主流。儒家文化是以「仁者愛人」為核心思想或最高範疇，這裡的「仁者愛人」包括愛人類所有的人，並可兼及「愛物」。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他的學生曾子（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孔子在這裡所說的「吾道」，應就是指「仁」道；而曾子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指推行、實踐仁道的「一以貫之」的方法、準則就是「忠恕」。

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這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忠；「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遠；「仁之方」就是「行仁之方」，亦即推行、實踐仁道的方法、準則。

《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與其學生子貢（端木賜）的對話：「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此可見，在忠恕之道中，孔子更加重視的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公冶長》又記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這裡的「加」是侵加、強加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首先就是把他人看作與自己一樣的具有獨立意志的同類：我不欲別人強加於我，我也不要強加於別人。孔子說「賜也，非爾所及也」，意謂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儒家經典《大學》將忠恕之道又稱為「絜矩之道」。朱熹《大學章句》：「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絜矩」猶如言「規矩」，就是指基本的道德準則。《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這是用上下、前後、左右來喻指一切人際關係，都要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準則。宋儒朱熹在《大學章句》中注釋這段話，認為其「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這裡的「所操者約」是指其為最基本的道德準則，而「所及者廣」是指其為最普遍的道德準則。

「忠恕之道」一方面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利，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另一方面又強調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獨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強加於他人，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道德準則，所以它不僅適用於古代，而且適用於現代；不僅適用於個體的人際關係，而且適用於群體的民族、國際關係。

二、「和而不同」

因為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準則中蘊含著承認個體的差異性及其不可侵奪的獨立意志的思想，所以這一道德準則又與儒家所主張的「和而不同」聯繫在一起。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就是人際關係的和諧，而要保持人際關係的和諧，就要奉行「忠恕」的道義原則；「同」是指單一的相同，它或是強使他人隨同於自己，或是假使自己苟同於他人，實際上這兩種「同」都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

在孔子之前，已有兩位政治家、思想家論述了「和」與「同」的區別。一位是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陽（又稱史伯），他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意思是說，和諧才能使萬物生長，不同的因素相互協調平衡就叫作「和」；而「同」是單一的因素簡單相加，這樣就不會有事物的發展。另一位是春秋時期的齊相晏嬰，他用烹調肉羹和演奏音樂來比喻和諧，廚師將魚肉、水、火、鹽、醬等等相配合才能做出好的肉羹，樂師以不同的音調、節奏、韻律相配合才能演奏出好的音樂，如果只是「以水濟水」或「琴瑟之專壹」，那就不會有美食和音樂（參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在孔子之後，和諧更受到重視。《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是不失其應有的度而恰到好處，「和」是各種不同因素的協調平衡，「中和」被視為世界的根本和普遍的道理、原則。《中庸》又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世界萬物本來是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的，世界上的道路也是多種多樣、紛繁複雜的，而在儒家看來，萬物各自生育而不相妨害，不同的道路並存而不違悖趨向總體的善，這就是「中和」的理想狀態。

漢儒董仲舒說：「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這是把「中和」視為天地間所本然的、最高的和終極理想的狀態，後來宋儒張載稱此狀態為「太和」（參見《正蒙?太和》）。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這既是儒家的世界觀，也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後來宋儒張載也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儒家文化主張效法天地的「大德」，而「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不息，不斷創造出「日日新，又日新」的繁榮多彩的事物。《中庸》說：「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高明」是效法天的高尚光明、運行無息，「博厚」是效法地的博大寬厚、承載萬物，有了「高明」和「博厚」，世界就可以「悠久無疆」。《周易?繫辭上》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是因其「博厚」而包容了眾多的事物，「日新」是因其「高明」而剛健篤實，日新其德。《周易?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就是效法天的「高明」，「厚德載物」就是效法地的「博厚」。因此，中國文化精神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崇尚道德，自強不息地建設一個道德理想的世界；其二是博大寬厚，能夠包容眾多不同的文化或宗教而達至和諧。

三、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忠恕之道」與「和而不同」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日益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凌。因而，「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就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主題。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先明確提出「振興中華」的是孫中山。他在1894年的《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提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後來，孫中山明確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1924年，孫中山解釋其「民族主義」，針對一些人把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對立起來，他說：「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求中國統一、獨立、富強，「要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因此，當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和「民族主義」時，就已包含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和中國如果強盛起來也「永不稱霸」的思想。他說：「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蔡元培曾評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既謀本民族的獨立，又謀各民族的平等，是為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折中」。這種「折中」從方法論上說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中庸」之道，而在內容上則是在新時代的「民族國家」觀念中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949年以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處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之中。難能可貴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周恩來總理首倡，中印、中緬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為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得到世界上愈來愈多國家的普遍認可，逐漸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這一準則實際上也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忠恕之道」，所謂「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要捍衛本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他國的侵犯和其干涉本國的內政，則我亦須尊重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他國，不干涉他國的內政；所謂「平等互利」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各民族國家之間在政治上平等，在經濟上互利。

1963年4月24日，周恩來總理在與時任埃及部長執行委員會主席的阿里?薩布里談話時說：「中國人辦外事的一些哲學思想」，如「不要將己見強加於人」、「決不開第一槍」、「來而不往，非禮也」、「退避三舍」等等，「來自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所說的「哲學思想」、「文化傳統」，從根本上說應就是中國傳統的「忠恕之道」。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此前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而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重要思想，這也是與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相契合的。在國際關係中，中國政府更加堅定地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提出了「與鄰為善」、「和諧世界」、「文明對話」等外交方針。當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強時，一些人或是出於誤解或是別有用心，不斷散布「中國威脅論」，實際上中國政府多次重申的「永不稱霸」，既是中國鑒於國際形勢的明智選擇，又是根源於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中國不搞「文明衝突」，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尊重其他民族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因而中國主張文化或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共鑒。在當前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中國主張「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

在當前的國際經濟關係中，中國主張共贏互利，各民族國家相互協作，共同發展。這些都是傳承和弘揚了中國文化的「忠恕之道」與「和而不同」的優秀傳統，中國將與其他民族國家一起建構一個和平的、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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