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張騫出使西域還早，南方也有條絲綢之路

「十年長征，萬里縱橫」，這是對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生動描述。從亞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熱帶雨林，從絲路沿線到非洲海濱，都可見中國考古人走出國門、參與國際聯合考古和文物保護的堅毅身影。8月17日起，《光明日報》陸續推出「文明互鑒·中國考古走出去」系列報道，記敘中國考古人赴世界古代文明區域進行考古發掘的生動故事和心路歷程，描繪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交相輝映的精彩圖景。

報道回顧

8月17日《中國從考古「大國」向「強國」邁進》

8月18日《北京大學考古隊完成肯亞最大規模考古工作》

8月18日《北京大學肯亞陸上考古記》

8月19日《探尋失落的瑪雅文明》

8月21日《探尋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8月23日《讓被湮沒的中世紀古城「重見天日」》

8月24日《尋找大月氏遺迹》

今天，《光明日報》刊發了《川陝考古研究院探尋南方絲綢之路走向》一文，介紹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在越南進行的田野考古發掘，讓我們來一睹風采吧！

今年7月，一部凝聚十年心血的考古報告《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報告》正式出版。始於2006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在越南進行的田野考古發掘，可謂國內考古機構第一次在國外獨立完成的田野考古，具有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破冰意義。

20世紀80年代，一批關注東南亞考古的中國學者就已經注意到——越南北部青銅至鐵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與四川地區同時期或稍早時期的考古文化面貌存在著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壽省還陸續出土了幾件形式與三星堆文化同類器極其相似的玉器（牙璋）。有關古蜀國與位於現越南北部的古文郎國的交流和來往，在中越兩國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記載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與越南北部青銅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關係，特別是三星堆文化對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對中國考古工作者極具吸引力。

作為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的發起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說，本次發掘是中越兩國之間的首次聯合考古發掘。它對於研究越南北部青銅時代早期文化以及其與中國華南、西南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關係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輻射範圍、去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經過此次考古證實，在張騫鑿空西域、開通北方絲綢之路以前，南方絲綢之路一直是通往東南亞、西亞的唯一通道，該通道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也就是越南的馮原文化時期。

赴越考古 跨國合作

1992年，高大倫參加一次在香港舉行的東亞古玉研討會時，越南學者表示可和中國學者共同研究並且歡迎中國考古機構到越南調查發掘，高大倫怦然心動。2004年，高大倫參加了中越邊境學術考察，第一次在越南博物館見到與三星堆文物相似的玉牙璋實物，當即與越方商討合作考古的可能。為壯大野外考古實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還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同參與。

2006年，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組成的考古隊前往越南永福省義立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中方考古隊到越南後，越方積極配合，在圈定大範圍後，考古隊可自己選點。經過前期的選點和勘探，最後考古隊選定在越南永福省義立遺址作為發掘地點，先後共布了4個探方。

在越南發掘期間，中國考古隊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國家博物館的首肯。時任考古隊領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回憶，洛陽鏟在越南考古工地發揮了很大作用，令越南同行大感興趣，這也是首次在越使用洛陽鏟進行考古勘探工作。我們的考古從調查、發掘，到修復、整理自成體系的理論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較好的應用展示。

高大倫說，在越南前後工作近三個月，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親手發掘出了與三星堆同時期的，與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聯繫的一批遺物遺迹，收穫遠超預期。至此，川陝兩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發掘為中國考古走出國門開了個好頭。此次考古猶如蝴蝶扇動的翅膀，其後，國內機構陸續開啟去俄羅斯、肯亞、寮國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國考古逐步走向世界。

「作為一個大國，經濟要出去，文化也要出去，甚至在有些地方，文化還應該先行。與別的國家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別人的文化，考古是途徑之一。」高大倫建議，考古走出去國家應該通盤考慮，上升到國家戰略和國家行為方面來，這是一個大國應該有的擔當。他希望高校培養更多的對外考古人才。

為重構南方絲綢之路提供新線索

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考古涉及的馮原文化在越南可謂知名度極高，大致為銅石並用時代至鐵器時代。

馮原文化因1959年馮原遺址的發掘而命名，迄今為止，已調查發現100餘處馮原文化時期的遺址，其中70餘處經過正式發掘。中國學者對越南文化的研究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西南與越南的關係等。

當年中國考古隊對義立遺址中的義立寺南部的區域進行發掘，發現各類遺迹78處，其中馮原文化時期的文化遺存77處，並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角器及陶器殘片。

川陝聯合考古隊的研究表明，義立遺址遺存的年代在馮原文化的中期偏早階段，其絕對年代當在距今3500至3700年之間。瀾滄江流域、廣西的部分遺址與義立遺址有接近的地方。

川陝聯合考古隊認為，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對周邊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越南馮原文化亦受到其深刻影響。馮原文化發現的玉戈、玉璋、T字形玉環、玉璧等與長江上游地區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同時期的同類器物，無論是器形、製造工藝、紋飾等均極為相似。

此次考古也論證了從四川至越南的文化通道，較為快捷的是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以成都為起點，向南分為東、西兩路。西路沿氂牛道南下至大理，東路從成都平原經五尺道至大理。兩道在大理匯為一道繼續西行，經保山、騰衝，抵達緬甸密支那；或從保山出瑞麗進抵緬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絲綢之路國外段東線包括從四川經雲南元江下紅河的紅河道，和從蜀經夜郎至番禺（今廣州）的牂牁道，經由此道發展了西南與東南沿海地區的關係。

報告認為，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廣一些，就會發現在從四川成都至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越南，沿線的遺址中有很多的相似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中尤以刻畫紋陶器最有代表性。從四川的涼山州安寧河流域，到雲南的新光，再到雲南的保山市，最後到廣西的感馱岩和越南的馮原文化這一個廣大的地區，在中國的商周時期，從長江上游至東南亞地區，出現了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文化交流活動，這些交流活動增進了各個區域之間的互動。

此次考古發掘為重構「南方絲綢之路」提供了新線索。高大倫說，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將能夠清晰呈現從三星堆到越南的宏大歷史背景，為新時期「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寶貴依據。（光明日報記者 李曉東 危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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