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二十六年猶記風吹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去世，至今26年矣。他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通儒和國學大師、國史大師（李木妙語）、「一生為中國文化續命的史家」（江湄語）、「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語）的學者，盛譽空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光環愈發耀眼，誠應了顧頡剛所謂的「層累地造成了中國古史」之說，人的聲譽也是層累地造成的。

錢穆生命的最後三個月在台灣並不平靜。此前，他作為國學大師、國史大師曾安穩地待在台北市陽明山素書樓里著述，有二十三年時光。

錢穆

1949年可謂錢穆生命的轉折，在這之前，他沒有接到北大的續聘，便在無錫江南大學當教授、文學院院長，後又去廣州私立華僑大學，隨即遷往香港。在香港這個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錢穆有感於中文教育的重要，便與徐復觀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新亞書院給流亡學子很多照顧，余英時即其中畢業的學生。

草創時期的新亞書院出現財政危機，校長錢穆不得不到台灣尋找資助，貼補學校。在台灣他受到蔣介石接見，解了燃眉之急。他寫道：「總統府秘書長王雪艇先生髮言，奉總統面諭，新亞津貼，可由總統府辦公費中划出與政府所給對等之數。今所定按月港幣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須待立法院通過，總統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給。此後新亞經費，幾乎專仰總統府之辦公費救濟。直待數年後獲得美國耶魯哈佛兩大學援助，始由新亞自動請總統府停撥。」

在台灣，他成為蔣介石座上賓，並且名義上是蔣經國的老師。1966年，「文革」爆發，香港左派運動激烈，名列毛澤東欽點的三大「反動文人」之一的錢穆感到不安。其時，蔣介石邀請他來台，他便於1967年與妻子錢胡美琦到達台灣。夫妻二人初到台灣沒有房子，租房住，擬修建一所房子，圖紙已經畫好，資金也已經備齊。蔣經國聞知後，索去圖紙，修建好後請錢穆夫婦搬去居住，未收分文。此即素書樓。

素書樓

「素書樓」之名原是錢穆故鄉無錫的一處地名，此可見他的故國情懷。素書樓本是蔣氏父子優待「海內知識分子」的一份象徵性禮物，然而卻在時移世易之際，風雲變幻之時，成為政黨鬥爭工具。

1989年，民進黨開始以素書樓原為蔣經國委託陽明山管理局所建，產權當屬陽明山管理局，就是當時的台北市「市產」，而錢穆則以「霸佔市產」的罪名受到島內炮轟。李敖稱其為「用公帑建賓館」，不花費一文而住豪宅，並稱「請錢穆不要霸佔公產、請他遷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華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

錢穆老來受到此等掃地出門的羞辱性「尊重」，自然心氣難以平復。尤其弔詭的是，政黨竟主張，待錢穆搬出後，可建錢穆紀念館。哪有這樣的道理——生前不讓人住，人還活著的時候就趕出去卻建紀念館？

1990年6月1日，錢穆搬出素書樓。三個月後，1990年8月30日，錢穆去世。

素書樓內

力主錢穆搬出素書樓的陳水扁在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為此道歉。2010年，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於錢穆逝世20周年紀念日上再次道歉。

錢穆死後，遵照遺囑，於1992年，由夫人錢胡美琦攜其骨灰，歸葬於江蘇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此亦可見這一位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家國情思。

錢穆1895年生於無錫七房橋，家為書香門第，本可以走上一條平順之路，奈何幼年喪父，家道中落。在其《八十憶雙親》中，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余乃一孤兒，年十二，先父辭世，余尚童騃無知。」讀之使人淚下。此後錢穆未能完成高中學業，也不能上大學，只得另謀出路。1911年十六歲的錢穆在無錫開始了教書生涯，從此一生以教學為業，從小學一路教到大學，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

在課堂上的錢穆

1930年，35歲的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而得顧頡剛青睞，二人學術觀點並不契合，但錢穆的治學方法特異、成果具有說服力，而為顧頡剛所看重。錢穆以此文結束了晚清以來以廖平開始並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發揮到極致的經今古文之爭，他的貢獻在於考證出那些所謂劉向、劉歆父子為幫助王莽篡位而偽造的「經典」，其實並非偽經。因為此文，顧頡剛將他推薦到燕京大學擔任國文系講師。葉永烈曾經說，他在北大讀了六年書，日日在未名湖畔徘徊，但不知道未名湖是誰命名。實際上，未名湖的命名者就是錢穆，據說當時燕京大學有這一片湖，人們紛紛取名，各執一詞，錢穆主張叫「未名湖」，遂得大家一致贊成。

後錢穆從燕京大學辭職，顧頡剛又向胡適推薦其到北大任教。楊向奎（拱辰）回憶他在北大讀書的情況：「當時北大的老師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先秦史的，如顧頡剛、錢穆、傅斯年、胡適、徐中舒、唐蘭等……。」1930年代，錢穆在北大講的是先秦諸子系年。錢穆得以到北大，在於他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的書寫和出版，這本書得到廣泛讚譽，其中不乏陳寅恪的美譽，顧頡剛雖同為研究先秦的大家，亦甘拜下風。在這本書里，錢穆根據《竹書紀年》佚文,校訂《史記·六國年表》之誤達二百餘處——以前的學者研究先秦諸子，主要是不加考校地參考司馬遷的《六國年表》。《先秦諸子系年》上通孔子生年，下達李斯卒歲，將這前後二百年歷史連貫起來，前無人能做到這樣的全面和貫通。

錢穆

錢穆在民國學術界另外一本使人側目的著作是與梁啟超之書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於1937年。這部作品錢穆以漢學的考據方法，對明末清初以來三百餘年學術發展進行概括和總結。他得出結論，明清學術源於宋學，由此建立新宋學譜系，成為其中關鍵人物。他在此書中摒棄門戶之見，將考據、辭章、義理融為一體，而能成一家之言。此書是研究明清思想史不能繞開的大作。

抗戰期間，錢穆任教於西南聯大，與陳寅恪不同，前者一生所積資料卡片運抵長沙時毀於戰火，錢穆的學術資料在顛沛流離中卻絲毫未損，他得以埋頭於學術著作，並寫成《國史大綱》（1940）一書。此書乃現今錢穆在大陸印刷量最大的書，至今仍是一些歷史學專業的必讀書甚至教材。這本書展示了錢穆的通史之才——這是每一個做歷史研究的人都想具備的才能，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此書使人看到他與自己的老師呂思勉的某種傳承關係。有人將他的通史與張蔭麟的做比較；後者可惜的是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大作。

錢穆一生涉足的領域很多，主要是史學——尤其是中國史，七十餘年,出版著作八十二種以上，著文七百餘篇，雖並非全部與國史有關，但大部分著作都能看見他的「史才」，可謂著作等身。他在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政治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等方面，都有研究，都有著作，都有創見，都能傳世而不衰。

錢穆

作為那一代的前輩學人，他身上並沒有那麼多現有學科界限的條條框框，他是真正實現了傳統社會對此種技術型知識分子的全面要求，即成為通才，做到文史不分家，經、史、子、集四部統統都能遊刃有餘。

要做到這一點，極為重要的是首先對於這種文化知識體系有一種皈依性認知，有一種沉潛於其中的感情乃至於自信和自豪感。余英時在乃師去世之後，回顧其一生，尋找錢穆思想的起點，找到了梁啟超提出的一個問題，即「中國會不會亡」。錢穆的答案是中國不會亡，他一生的學術就是為自己的國家招魂，但這並不是一種復古主義，而是由「舊魂引生新魂」。因此，錢穆的學術並不是傳統的樸學或者小學的路子。他的工作遠遠沒有完成，但他的成就則已能使他不朽，「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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