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美文 08-31

破繭成蝶

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在新概念作文大賽出身成名的80後作家群中，轉型現象較為突出，比如從寫作轉嚮導演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作為與韓寒、郭敬明齊名的80後女作家代表，卻一直在堅持寫作。雖然自2006年出版《誓鳥》後沒有新的長篇小說出版，也主編MOOK《鯉》系列，2012年開始進入人民大學教書，但她一直在堅持寫作，也不時有短篇作品出來。

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個人最新長篇小說《繭》，被評論認為關於當代歷史深思的座席上，80後有了新的發言人，是一部標誌著80後寫作新質地和新方向的重要作品。正如上周末在深圳舉行新書分享會的張悅然說的那樣：「寫作才是我最重要的、願意堅持一生的事情。」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莫言在給張悅然長篇小說處女作《櫻桃之遠》所寫的序言中說：張悅然小說的價值在於，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透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在張悅然最新長篇小說《繭》問世後，《收穫》主編程永新說：青年作家不僅挑戰自己，更挑戰歷史和記憶。這部《繭》一定會改變人們對80後作家的整體印象。

那麼張悅然這十年是怎麼轉變的？80後作家關於父輩記憶、關於沉重歷史是一種怎樣的立場和描述呢？本期專題，我們關注的是張悅然的「破繭成蝶」，也是80後作家的成長與選擇。

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張悅然新書《繭》

「真正的愛，

是明白愛你有多困難，

還選擇愛你。

真正的成長，

是知道生活的真相，

依然熱愛生活。」

這是張悅然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說《繭》腰封上的句子。看著還像以前青春文學、美女作家標籤下的文字，其實從北京新書首發以來，余華、梁文道、楊慶祥、許知遠、止庵等諸多作家、評論家的看法來看，她已經超越80後美女作家標籤，而是「破《繭》成蝶」，正如批評家李敬澤認為的那樣：

「《繭》是80後共同的書，

也是80後與父輩對話的書，

更是80後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講述的故事。」

日前，張悅然繼北京新書首發、上海書展新書分享後，馬不停蹄來深舉行新書分享及簽售會。晶報記者專訪了張悅然，談她的新作品，談她最近十年的生活，談她的《鯉》MOOK系列，談她在人大文學院的講師工作，甚至還談了「新概念作家」群體及接觸電影的想法。本期專題我們聚焦一個80後、美女作家、青春文學、「新概念作家」標籤下張悅然的「破《繭》成蝶」。

Q&A

張悅然熊奇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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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並不是我文學的起點

Q：您2001年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一等獎，作為「新概念作家」的代表人物，這個獎當年和現在對您的影響如何？您怎麼看這個標籤群體？

A：現在回頭去看，新概念並不是我們真正文學事業的開始。它只不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被大家看到的機會，如果你要選擇寫作，會有一定的優勢。但其實當時我們那批人，還沒有做好一生從事文學事業的準備。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留下來，是很自然的事。寫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做出這個決定一定是因為個人內在的需要。外在的一時熱鬧，很難支持一個人堅持寫作。

Q：其實有點像現在的音樂類選秀？

A：那是一個很嚴肅的比賽。它提供了一些助力，如果我們選擇從事文學事業，或許會獲得更多的機會。當時，很多出版商會主動去找新概念一等獎獲得者，想要出版他們的書。但是，即便出版了書，也不代表他們會一直寫作。今天再去看，應該對當年新概念的那一群作家更寬容一些，不應該以嚴肅作家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每個人。他們選擇離開寫作領域，並沒有什麼可指責的。有人離開了，後來又回來，都很正常。新概念未必是當時那些人文學事業的起點。

Q：那您的文學事業起點是？

A：我的文學的起點是後來去新加坡讀書，那時候真的就面臨是否繼續寫作的選擇，我去的時候是決定放棄文學的，而去學計算機，但是發現內心還是放不下，抑制不住渴望地在寫，那個時間是我真正內心做決定的時間，和外在成名這些並沒有關係的。我發現自己還是放棄不了寫作，於是又重拾文學，那是我真正文學的開始。

Q：曾看過一個採訪，說「新概念作家」群體的交往及近況，多數人已經放棄寫作或轉做其他行業，您和新概念作家群體現在交往多嗎？您今天回頭看當年「新概念作文大賽」，覺得最大的意義何在？

A：對抗應試教育，改變已經僵化的作文方法，這曾是新概念的目的。而它最大的意義是，找到了一批有自己獨創性的人。他們在作文里展現了自己的才華。但這批人後來不一定都成為作家，他們中有些人在別的行業做得也很出色，真正還在堅持寫作的只是一部分。當時那些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只是通過作文表達出來。但未必是一種寫作的才華。

那一批新概念作家，今天仍在寫作的並不多，但有幾個這些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有些人即便不是朋友，但都知道對方的名字，因為大家有一個相似的出處，內心還是有一種共同連接的感情。我聽到過一個「70後」朋友的說法，也是一個挺典型的誤解，就說「新概念破壞了一代人的審美」，可是我想說新概念就是一篇作文或者一本作文合輯而已，你們的審美也太脆弱了吧？確實，新概念的一些範文是會影響後來一些人的表達方式，但看現在在寫的當年新概念作家，包括韓寒、周嘉寧、顏歌和我，其實大家都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反而不像今天出的很多作品那麼雷同。

Q：上海書展，韓寒出席您的新書分享，說非常欣賞您對文學的堅守，是什麼讓您一直堅持沒有放棄或改行？

A：我覺得還是真正熱愛寫作這個事情，覺得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可能因為寫作太早進入我的世界，現在我會覺得如果不寫作的話，人生就沒有意義。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也面臨過選擇。到底是繼續寫作，還是好好學習我的計算機專業。但我很難想像自己去找一個計算機方面的工作，然後成為一名IT界的工作者。在那個時候，我寫作還沒有獲得成功，而又放棄了計算機，這其實是一個很冒險的選擇。但是我覺得要先做這個決定，得先開始寫作，不能等一切都具備了再開始寫作。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每個熱愛寫作的人都應該捨棄工作，全身心寫作。這個也不太對。今天對大多數人來說寫作還是無法養活自己，除非你是非常暢銷的作家。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可以找一份稍微自由一點的工作，給自己留出創作的時間。我自己現在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在大學教書。

Q：除了《萌芽》系、新概念作家標籤，您身上還有80後作家、美女青春作家等標籤，您怎麼看這些有些粗暴甚至淺陋的標籤？

A：確實，我們很想把這些貼在我們身上的標籤撕掉，但我也不會抗拒去談，我覺得過了那個階段，總想去掙脫。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內心變強大了，今天這些標籤並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大的影響，當然，它依然會造成誤解。我們不去談這些標籤，他們也不會消失。這些粗暴淺陋的標籤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還沒有人深入地去談論這一代人的寫作。我們並沒有細緻地去分析80後作家互相之間的不同，去更深入地了解和閱讀，而是粗暴地貼一個標籤。標籤就像一個個抽屜一樣，把一個個作家分別歸類，這個事情其實每個作家都難以避免，但是也無須去介意。寫作本身，就是為了展現自己的獨特性。相信自己的獨特性不會被任何一個標籤覆蓋，是作家應有的自信。

Q：從您身邊的作家群體來看，您認為今天80後整體創作情況如何？這種信息爆炸的浮躁時代對文學創作及閱讀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A：對作家創作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大家的專註力都變得很差，每個人都變得更容易放棄。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有很多發表的機會，通過網路、微博、微信，寫得好的東西並不會被埋沒，只是你是否能堅持去寫，不受環境的影響，在今天也許需要更大的決心。

/ 02 /

2006-2016年是我很需要的十年真實生活

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Q：在北京798新書首發式上您說，2006年出版《誓鳥》後覺得要放慢腳步，慢下來，因為關於青春的一些特別本能的、特別自我的表達都已經比較完盡地展現了，確實這也是很多評論家對青春文學及青年作家詬病和擔憂的地方，您覺得作家存在生活積累不足的問題嗎？這是不是一些作家後面陸續放棄寫作的原因？

A：存在。但我覺得不是把自己的經驗寫光了，我的小說從來沒有源自我真實的生活體驗，都是從虛構出發，都會離我的生活很遠。《誓鳥》和《繭》可能都是一個容器，需要用自己的經驗去填充。能夠召喚到多少自己的經驗，讓它們進入虛構的文本，是很重要的事。《繭》就召喚到我很多童年的經驗。經驗確實有隨著年齡成熟的部分，但怎麼去開啟自己童年、青春的經驗和記憶更為重要。這些經驗和記憶肯定不只是寫一本小說。只是很多時候，經驗和記憶都在內心深處沉睡著，你必須去喚醒它們。

Q：您認為作家對社會有一種使命感嗎？需要考慮讀者的想法和感受嗎？

A：我覺得作家沒有非有不可的使命感，作家要忠於自己內心的感受，不管是完全幻想的、或貼近時代的表達，只要忠於自己的內心就好了。二者並沒有優劣之分。不一定是關照我們眼前現實的小說才是好的。就像剛剛分享會上，有讀者問我為什麼不寫《蝸居》《歡樂頌》這樣的小說。我覺得他是希望作家都去關心當下的時代和社會變化。其實這個時代的作家，都不可避免要去關注這些問題。但是如何關注，怎麼體現在他的寫作里，這是作家的自由。

讀者不能要求作家按照讀者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呈現現實。比如《繭》，我關注的問題，和《蝸居》《歡樂頌》不一樣，但是我認為我關注的問題同樣有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有感情。作家有權利選擇寫什麼，不管他寫什麼，他都在今天的社會生活著、感受著，表達的都有這個時代和社會的印記，如果把這種表達限制在一種維度、一種類型裡面，會使文學變得越來越窄。

Q：您從《誓鳥》到《繭》之間的十年大致的生活可以描述一下嗎？有沒有著急新書沒有寫出來？

A：十年中，我經常被人問，你下一本小說什麼時候出，後來又被問你還寫嗎。我漸漸就不著急了，待在寫作裡面，外在的真實時間慢慢就感受不到了。在2006年的時候，外在的聲音聽得太清楚了：作為暢銷的小說家，你最好每年出一本書，你最好參加各種活動，保持曝光度。但這不是我的願望，所以我必然會偏離這個軌道。我其實非常需要休息幾年，需要真實而質感的生活。

有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進入一種成名的狀態，像是在一條流水線上不停運轉，過的其實不是真實的生活。這對創作者來說是很要命的。脫離生活不可能寫出好的作品。如果我在這種真空傳送帶上度過過去的十年，恐怕就沒法再寫作了。這些年，我編雜誌、教書，雖然所做的事都和寫作有關，卻是另外一個窗口和角度與社會接觸。這種很自然、平常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種滋養。

Q：「2006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您以300萬元的版稅收入排第23位，成為當年唯一登榜的80後女作家，是這些版稅給了您接下來可以停下來的一個保證嗎？

A：第一，我現在不記得有這個什麼作家富豪排行榜了（笑）。第二，得有多少財富才能支撐一個人十年的生活呢？很多人肯定會想在紅的時候多賺一點，那時候其實剛剛起步，還沒有怎麼樣。所以我並沒有那樣的底氣。寫作帶來的收入真的也很微薄。我的底氣來自於我的驕傲，我有自己的文學標準，希望能寫出自己將來回頭看不會有很多遺憾的作品，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價值永遠大於財富和名聲帶來的價值。

Q：2008年您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合作創辦MOOK雜誌《鯉》，定位是「newriting"，為什麼想做這個MOOK？大部分寫作者被稱為海派作家，彼此私交不錯，因此作品和風格也相對穩定（路內、周嘉寧、蕎麥等），這個MOOK系列大致銷量如何？

A：做《鯉》的初衷，是我和我的朋友很希望做一個和傳統的文學期刊不一樣的文學刊物，呈現年輕人的表達和思考。我們每本書都有主題，更像一本書。受限於我們自己的趣味和審美，認可的作者是有限的，如果又不想降低文學標準的話，寧願選擇自己熟悉的作者，是為了維護某些品質。所以有些作者出現頻率會高一些。

Q：看您現在有一個身份是人民大學講師，這應該也是您近年比較大的一個身份轉變，介紹下您怎麼會去人民大學教書呢？目前開的課程是創意寫作嗎？因為教學原因會更去研究自己寫作小說的技巧嗎？

A：我不覺得這個選擇非常意外，因為從小在大學校園裡長大，對大學有很深的情結。有一種情感的連接，使我待在那裡的時候，覺得很安全，很自在。此外，我有了作家之外的另外一個身份，可以用這個身份來體驗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有壓力，也有收穫，有悲也有喜，是非常自然真實的生活。我開設的課程包括小說鑒賞以及創意寫作。它們讓我把一些零碎的想法連接起來，梳理了一些平時的思考。

Q：想給學生帶來什麼？

A：希望文學能在學生們的生命里留的時間更久一點，我知道很多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文學會離開他們的生活，我很希望他們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文學能在以後的生活中幫助他們對抗生活中的困難。我沒有想法讓學生去成為一個作家，我也從來不會幫助他們去判斷有沒有成為作家的潛力，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老師能夠確認的事情，因為文學這條路很困難，也需要很多的機緣。

我自己曾遇到過很多好的語文老師，但是我最難忘的，並不是伯樂一般把我揀選出來的那種老師，而是我的小學老師，當時他給我們講了很多歐亨利的小說，那些對我是最初的文學啟蒙。在我看來，啟蒙比揀選更重要。因為是金子總會發光，有才華的寫作者不會被埋沒。但是啟蒙也許只有一次，它的意義是，使你與文學建立起一種深層的、永久的連接。

Q：就好像常說的「人文閱讀是人生的底色」。

A：對。

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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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小說及接下來的計劃

Q：恭喜您十年磨一劍，出了新小說《繭》，我看了試讀本，小說採用雙聲部的敘事結構，這個是受到誰的影響嗎？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A：雙聲部很常見，但是以第一人稱寫的，同時有一個「你」作為對話的對象，其實很難寫。這種結構我並沒有去借鑒其他任何人。結構和內容息息相關，想要去借一個結構套用過來，並沒有那麼容易。男女主人公一個作為罪犯的後代，一個作為受害者的後代，他們互相承擔罪與愛，互相回憶、補充去推進情節，他們之間的一個晚上的對話，有一種共同面對與相互和解的意味。

Q：新書取名叫《繭》，和您以前很多書給人感覺不一樣，是因為讀者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會一層一層揭開真相這個出發點么？還是有什麼其他寓意？

A：其實《繭》有很多層意義，我現在不願意太早去定義它，讓讀者去解讀。最開始取這個小說名字的時候，很多朋友都很反對，他們覺得太冰冷了，而且現在不流行長題目嗎？其實這個是寫了不多的時候就出現的一個意象，這個意象就像深嵌在小說裡面的一個內核，它是不可替代的，有點像一個纏住線的紡錘，如果把紡錘拿掉，線就全散了，它和內容是互相伴隨出生、互相成長的。

Q：您對這個小說自己滿意度高嗎？

A：這個小說肯定可以更好，因為寫的時間久，可能節奏上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我想我回頭來看就能看到留下在寫作里的痕迹和足印，看到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所以最終就把它們保留了下來。

Q：在北京新書首發式上，余華提到你的寫作語言變得更加平凡和準確，也有讀者說到您不再有那些華麗的辭藻，更關注人物的內心和人與世界的關係。您當時現場說發生這種變化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A：內容決定語言，這個沉重的主題要用相應的語言表達。從前在《誓鳥》里，那種飛揚的、充滿修飾的華麗語言，在這個小說里顯得不再合適。其實，語言的轉變是個很困難的過程。很多時候寫著寫著，原來的語言就會自動跳出來，然後我就停下來，再作調整。但是隨著不斷去寫，新的語言慢慢就浮現出來。到了小說結尾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已經把新的語言用得很順手了。

Q：在2006-2016年這10年您除了編MOOK，還寫了一些短篇，您認為短篇和長篇有什麼不同？哪個更難寫？

A：我更喜歡長篇，寫起來在過程中不用考慮結尾的方向，可以隨性亂跑，在虛構的森林裡，是一場冒險。很有意思。短篇不得不在寫到中間的時候，就開始考慮結尾，自由度就會降低。但長篇確實是很辛苦的事，過程漫長，所遇到的困難是無法預估的。我開始寫長篇的時候，非常年輕，當時真的是不畏難，反倒是後來，才漸漸意識到沒有那麼簡單。

Q：很多年輕作家和音樂人都是成長型的，就是和他的讀者（聽眾)一起成長，您十年後寫作風格的改變可以這樣理解嗎？您認為自己是一個成長型作家嗎？

A：因為很早就開始寫作，我擁有很多與我同齡的讀者。我在成長，他們也在成長。二者形成某種照應，是很有趣的。但是這種成長未必總是同步的，也未必總是同一個方向的。所以有些讀者會離開，也會有一些新的讀者加入。

Q：在上海書展現場，您透露會向韓寒請教電影，要做導演，您的《水仙已乘鯉魚去》會改編成電影嗎？

A：《水仙》目前在做劇本，我會參與一些工作。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用今天的視角去詮釋以前的東西，也許能彌補一些小說中的遺憾。這個事情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有意思的經驗，但我的成敗心和壓力並沒那麼大。

Q：很多作家不喜歡人家問她下一部作品什麼時候出，準備寫什麼。但我還是要幫讀者問，您有沒有新的故事要寫？

A：其實我下一步作品有構思的，但現在沒法談什麼，有一些是《繭》裡面就有的思考，這些思考會延續到新的作品裡。希望這一次可以寫得快一點，但是進入寫作之後，很多東西我就沒法決定了。

張悅然：十年磨一劍破《繭》已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