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傑：論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

專制與共和，水火不容。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的旗手，孫中山所揭櫫的民主共和理念及其領導民主共和的偉大實踐，揭示了中國的政治走向，為中華文明融入世界先進潮流辟開了先河。雖然由於中國的歷史土壤與政治生態環境，孫中山關於民主共和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調適，但百變不離其宗。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展示了對西方民主共和「移植式」的時代效應，印烙著中土共和「試驗式」的艱難步履，開創了共和變奏「創穫式」的奇觀。孫氏的共和思想與實踐，既是時代的思想結晶，亦是孫中山關於民主共和「中國式」的創新。

孫中山既是中國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又是中國近代民主共和國的締造者、捍衛者和建設者。置身於詭譎莫測、變化急遽的民初社會，他不泥古、不媚外，與時俱進，融和創新。他的民主共和取向凸顯了「移植式」、「試驗式」和「創穫式」的特質。

一、移植：共和政治開創中國近代文明的先河

從1894年組建興中會算起，孫中山領導的旨在創建共和國的辛亥革命運動，經過18年腥風血雨的洗禮，終結了2000多年的專制政治，在華夏大地創建了民主共和體制，確立了民主共和信仰和民族國家認同，使中華民族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形象展示於世界，從而揭開了中華民族邁步近代文明的新紀元。

孫中山獻身職業革命家伊始，就矢志以創立共和國為目標。檀香山興中會的革命綱領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或許由於在美國奔走革命的時間比較長，美國的政治、社會對孫中山的影響潛移默化，他心儀的共和模式乃是步武美國式的共和政體，蓋因美國共和憲法所彰顯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共和」主義。唯行共和，方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實現國家的統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他在紐約發表《通告各國書》，表示「務祈推翻惡劣之政府，驅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國」。在歸國途中，路經倫敦，他否定中國要組織「聯邦共和政府」。但是踏足巴黎，則又強調「惟有共和聯邦政體為最美備」，申明「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得達此目的，則振興商務，改良經濟，發掘天然礦產，則發達無窮。」應該指出，孫中山對於共和政體如何構架，其總體把握似乎顯得不夠深思熟慮。這或是因為：一是一直以來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武裝反清的策劃與組織。二是長年客居海外，對西方共和感同身受，但仍缺乏學理上的比較與研究。三是武昌起義成功來得迅即，未能與國內同志協商溝通。他在英、法兩國關於共和模式的不同表述，或可用「投其所好」來解釋其「外交詞令」，亦可理解為其心底仍「舉棋不定」。

正當孫中山途經歐洲與西方社會斡旋期間，武昌方面的各界反清人士已在湖北省諮議局醞釀成立軍政府，商訂軍政府的有關條款，要者為：（一）以諮議局為軍政府；（二）新政府稱為中華民國；（三）政體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四）國旗為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俟孫中山於1911年11月底回到上海，在南京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對「五族共和」政體已成統一認知，孫中山未持異議。共和肇建，政體移植於西方，這無疑是「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時宣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實行「五族共和」的目標，是要體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以及「財政」五個「統_」。「五族統一」與「五個統一」便是孫中山創建中國共和政體之要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論、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及請願、訴訟、考試、選舉等權利」。

普羅大眾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權利第一次得到法律確認。《臨時約法》特別明確了政治體制三權分立原則和責任內閣制度，以防止中央權力的過度集中：「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法院行使其統治權」；「臨時大總統受參議院彈劾後，由最高法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臨時特別法庭審判之」。《臨時約法》雖然未能在出台後得以切實施行，卻備受追求民主自由之識者的稱頌和景仰，成為中華民國制度的象徵。這一「由法律體系代替個人專斷行政」的首創，被學人稱之為中國「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的一塊界碑」。

民主共和國開元，有力推助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現代國家的認同。費孝通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概念提出於20世紀初，最初僅指代漢族。其時，直面深重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先賢們先是豎幟「排滿」，始見一呼百應。畢竟，「排滿」夾雜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難以充分體現國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適時提出「五族共和」的口號，民國成立後，又建構具有現代內涵、融和各民族於一體的「中華民族」概念，促進了近代中國民族的統一與「五族共和」的凝聚。1911年底，雲南軍都督府的文告提出「聯合中國各民族構造統一之國家」，宣稱「漢、回、蒙、滿、藏、彝、苗各族視同一體」，已充分體現雲南少數民族和中國眾多民族的歷史、現實與中華民族發展的未來訴求。《臨時約法》對「民族平等」以及團結包括滿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的意願，進一步和諧了國內民族關係的融合。1913年初參加西蒙古王公大會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通電聲稱：「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護民國。」這體現了時人一種和諧的回應。

共和理念的養育和民族認同意識的發育，乃華夏各族人民在對外爭取國家獨立和統一、對內尋求社會變革和進步歷程中休戚相關的自然結果。它既標誌著中華民族從自在的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的質的轉變，也展示通過國民觀念的塑造，帶動了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正宣示了這一共同的意志，對內要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的統一，對外要將清政府「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循序以進」。《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特彆強調民眾作為現代國家國民的平等權利，強調：「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孫中山還在一系列的文告、電報、批示及演說中倡行「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闡發「今日共和政體，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無分乎軍、學、農、工、商，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由於民族平等觀念與現代國家觀念思想的廣泛呼號，時人對各民族、各界業攜手草創共和國家的使命漸有認知。誠如康有為所言：「凡滿、蒙、回、藏同為國民，無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則內能結合，足以永靖亂源，外之宏大，益以鞏固邦基矣。」

民主共和國的創建，在中國屬破天荒；在亞洲，為引領眾國邁步近代文明垂範；之於世界而言，其意義具「東方曙光」之震撼。孫中山號召國人「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反映了華夏兒女夢寐以求的夙願。要之，共和肇基，推助了中華民族從傳統的「一家之國」向現代的「國民之國」轉型；民主共和的新形式、新內涵、新風貌，啕冶於國人的認知與修為，培育並積澱對民主共和理論的信仰，使得曰後欲集權自為的各色專制者被迫以「共和」的標籤身份粉飾臉譜，這便是民主共和銘記於中國歷史的無形價值。

二、試驗：政黨政治在民初共和建設的艱難步履

民國開元，長期受封建禁錮的思想觀念得到釋放，促成「民氣勃發，思潮泉涌，革新之觀念，亦如春筍之怒生」，人們對新國家、新政府、新生活充滿著美好的憧憬，激發出昂揚的參政熱情，以「共和」為旗幟與名號蔚成時尚，僅上海一地，冠以「共和」之名的政黨就有十多個。人們將集會、結社、選舉等作為政治生活的重要議程，政客不待說，士大夫、商人、有產者等上層人士大多熱衷廁身，連「電車賣票者、學校看門人，亦復自附於社團之列」。據統計，至1913年底，僅政治性的黨會就有312個。以是，共和民主政治基本可以依據《臨時約法》操作運行。《臨時約法》是孫中山解職之後，為制約總統行政權力，賦予內閣和參議院民主權力，以推動國家民主共和建設的法律依據。

孫中山是民主共和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他強調：「共和之所以異於專制者，專制乃少數人專理一國之政體，共和則國民均有維持國政之義務，現在數千年之野蠻專制業已改革而為共和政體，人民均得享自由幸福。」為此，他積極推助採行西方政黨政治的原則，以推進議會政治的發展。

立憲與議會制，乃共和國之內核。政黨與議會孿生，隨著議會政治潮流的掀起，一時成為新生共和國的政治奇觀。滄海橫流，各顯英雄本色。對西方議會政治有著熱切嚮往的同盟會骨幹宋教仁，於此時呼之欲出。他銜命領軍參與政黨政治在民初議會的角逐。宋教仁以推進政黨政治為使命，他的政治主張，是以政見開路，通過政黨在憲法範圍內的合法與自由競爭，由議會的第一大黨組織責任內閣，執掌政權，從而推進民主政治的實施。他強調指出：「欲取內閣制，則舍建立政黨內閣無他途」，而政黨內閣之運作，亟須「有強大真正之政黨作中流砥柱」。為此，他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於1912年8月25日將同盟會與另外五個小黨合并，組成國民黨，積極運作議會活動。

民元年間，「試驗式」的共和政治所呈現出來的氣氛和態勢基本是熱鬧的、平和的、循規蹈矩的。1913年2月，國會議員選舉揭曉，宋教仁以及國民黨人的努力，收穫了豐厚的回報，國民黨的得票在兩院中佔了45%的議席，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相較之下，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僅佔25%議席。「數字」的真像告訴人們，國民黨期待在議會中組閣將要變成現實了。

然而，正當國民黨人啕醉於議席的勝利、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啟程赴北京組織內閣的時候，宋氏經已成為顛覆共和勢力的「勁敵」，他成為從專制陣營中射出的罪惡子彈之「的」。

宋教仁被殺，公開宣告了中國共和議會政治首遭厄運。蔡元培在評判民初政黨政治失敗的歸因時指出：「中國之為君主國也，四千有餘年矣。今一旦改為民主國而用總統制，則易生近於皇帝之嫌，而國基慮其不固……中華民國之宜於用內閣制也甚明。」然則，中國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統浸潤千年的國度，「等級」觀念根深蒂固，踐行內閣政制並不能有利於啟蒙和孕育現代民主共和意識。時人關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爭論作過如是揭示：「其所取材，則半部之法美憲法史，數冊之外國學者講義錄而已，曾讀其文章，則千篇一律；聆其言論，則首尾不具。」有學者披露：民主共和派「雖然有選擇地採用了西方的政體模式，但他們還未能科學地借鑒西方政制中的合理成分，把握中國國情，切實創造出適合中國具體環境的政治模式。他們或者全盤照搬美式或法式政制，或者對這些政制了解甚少，只知皮毛。」事實正是如此，民主共和，作為西陸的舶來品，如「幽靈」般飄忽到中國大地，對於廣大民眾而言，還未曾受過系統的灌輸與晡育。華夏大地，有如「共和」新風吹拂，舊習依然故我。黃興如是評述道：「我國革命甚速，惟其速也，即有多數人不識共和本旨。有謂化除南北意見為共和者；有謂南北休戰為共和者；有謂自由行動、隨便做事、毫無範圍即為共和者。此皆極端的錯誤，無國家思想而致也。」《民立報》就曾經對國民黨人的共和成色做過這樣的判斷與揭示：「其識國家為何物、共和為何義、立法為何事者，千萬之一比例耳！」

無怪乎，1912年9月下旬孫中山在石家莊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的演說中還強調指出：「現在改為共和政體，國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之義意者」。 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之後，曾一度注力宣傳實業救國，撫恤民生，把政黨政治的重擔託付於宋教仁。在他看來，「共和新成，興實業實為救貧之藥劑，為當今莫要之政策」。他認為，中國積貧積弱，首先要在經濟上鞏固共和國基。他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中，對未來進行了由衷的遐想與憧憬：「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他以中華實業銀行總董、鐵路協會名譽會長、永年保險公司董事長等名份，「儼然商界聞人」，「身先士卒」，推擁實業建設步入「黃金時代」。他決心在10年之內建設20萬里鐵路，這個數字在時人看來，幾近天方夜譚，但是又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孫中山的良好願景與矢志「揖美追歐」的使命感。

—份集紳、商、學多界別同盟會員給孫中山的上書，可窺視民志向慕之趨勢：「雲驤等於十數年前在滿清時代即經營實業，徒以處於專制政體之下，障礙實多，所有條陳管見，皆被抑扼。今幸民國告成，共和克建，我先生提倡實業不遺餘力，此雲驤等所宜歡欣鼓舞、急起直追者也。雲驤等同志不下百餘人，皆系紳、商、學各界，首先發起金沙江航業、實業兩公司之組織，其次為海岸、河堤兩森林之創設，共計條陳四件。如果照辦，利賴無窮。從此實業振興，而國防因以鞏固，且於民國國家統一政策尤不無裨益。雲驤等已將各條陳正式具呈國務院，請交部核辦。先生提倡實業，煞費苦心……伏乞先生鼎力贊成，俾達目的，不獨為雲驤同志等幸，實為數省實業幸；抑不獨為數省實業幸，實為吾全國實業之前途幸。」國人痛感昔曰「專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業之發展」，由衷呼喚「統一」、「秩序」、「廢除惡稅」、「發展實業」，「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等實業團體於各地接踵出世。

「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者，今也其時矣」。閲由是，官人棄政從商，民間踴躍營商，蔚然成風，加速和拓展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勢頭。此外，由民主共和所引發的愛國熱忱和民主精神，從另一個側面為民族工商業發展注入了潤滑劑，與之調適的「提倡國貨」活動悄然升溫：「國貨、國貨之聲，幾乎三尺童子而皆知。工廠製造幾乎有應接不暇之勢，於是而自製之品亦日出日多」。有報導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受益不淺，蓋因「銷量過大，供不應求，各局索貨萬分緊迫。各處正當團體以我無貨應市，責備不堪」。

實業救國熱潮之呼嘯唱和，是為民初民族經濟以及民主初生國度面向世界的引擎。實業救國熱潮之持續發酵，無疑是對昔日專制壓抑民族經濟舉措之否定，又是民主共和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與彰顯。民族工商業的空前高漲，進一步為民主共和建設夯實了必要的經濟基礎。

惜然，民初的歷史土壤與政治生態環境，似乎偏愛了袁世凱的淫威，割愛了共和政治的萌長，以宋教仁被殺為標記，宣告了政黨政治的試驗的失敗，也同時揭示了孫中山搖旗吶喊的實業熱潮失卻了共和政權的支撐。這是移植於中國政壇上的共和思想付諸實踐的首次敗陣，水土不服哉！

隨著1913年秋間「二次革命」的夭折，國民黨人失去了在國內公開活動的憑藉。孫中山、黃興等—代共和元勛，迅即成了袁世凱「民國」政府的通緝犯。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黨人，急急組織中華革命黨，為捍衛共和作不懈的奮鬥。而此時此地的中華革命黨，既已失去政黨政治的平台，又陷入「秘密結社」的沉寂，雖然，其捍衛共和的戰鬥綱領及其鏗鏘的身影，被譽為反袁的旗幟，但在全國的反袁高潮中僅僅充當了「配角」。孫中山所探索的捍衛共和的鬥爭，進入了艱難頓挫時期。

三、創穫：「以黨治國」模式形鑄於共和非常時期

1916年夏，袁世凱連同「帝制夢」壽終正寢。但是，承繼袁氏衣缽的北洋系大小軍閥，依然掛著共和的招牌販買著專制的貨色，他們毀棄了政黨在中國進行政治運作的機制，迫使孫中山等民主共和派復歸「革命黨」的身份。由是，中國的共和事業從民初曇花一現的「常態」（議會政治、政黨競爭）轉入「非常態」（以「革命」奪權、通過革命黨的體制推行民主共和制度建設）時期。

孫中山在這一「非常態」時期，為恢復共和事業處心積慮，探究而創穫了「孫氏式」的共和模式，這就是「以黨治國」的模式。以黨治國的黨國政制可以視為中華民國史上孫中山創造的政治奇觀，堪稱20世紀20年代共和建設的「中國式」。

1914年7月，孫中山及其戰友們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於革命的低谷時期樹起了捍衛共和的旗幟。中華革命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中華革命黨總章》明示：從革命軍起義到成功、至頒布憲法之前，「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黨內設立總理統帥下的本部、立法院、司法院、監督院、考試院，有利於一旦掌握政權後過渡為「五權憲法」的國家機關。

從1917年7月開始，孫中山三次（1920年11月第二次，1923年第三次）南下「護法」，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並堅持依照本黨制訂的《革命方略》，在廣州組建大元帥軍政府。護法開府，尤其是經歷第一次護法失利以後，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決心在「黨」字上做大文章，以促進民主政治體制的轉型。1919年，著手改造國民黨，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剔除了依靠軍閥打軍閥策略的糾結，注重自身軍事力量的培養，以黨治國理念始漸隱現；對外策略上，反思聯日、聯德，淡化聯英、聯美而選擇聯俄。可以說，這一「重大轉變」始於第二次護法時期。從「軍」治到「黨」治的轉變，此乃第二次護法軍政府治府理念的「內化」與提升，從而引導著南方政府從軍政體制逐漸向黨政體制過渡。1921年3月，孫中山在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講中，首次把「黨人治粵」宣示為國民黨在廣東的執政方針，揭示了「以黨治國」的概念和奮鬥方向。他解釋道：「因為『以黨治國』，英國、美國是有先例可援的」。「我們要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此刻便應趕快下手，結合團體，操練本黨黨員，宣傳本黨主義。」「將來廣東全省為本黨實行黨義底試驗場，民治主義底發源地。由廣東推行到全國，長江、黃河都要為本黨底主義所浸潤。」

從1921年5月起，依據「以黨治國」的思路，廣州建立了「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痛定思痛，更加堅定了施行「以黨治國」的信心。1923年以後，與聯俄、聯共同步，改組國民黨，孫中山即強化在工農民眾中三民主義的灌輸，繼而創辦黃埔軍校培養「黨軍」，逐步將廣州及周邊地區演變成黨治政制的實驗基地。1923年6月，銜共產國際之命，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三大」，討論與國民黨合作，並形成共識：「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選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決議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會後宣言：「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在「開幕詞」中闡釋了以黨治國的主張，進而提出「以黨建國」的概念，強調改組國民黨，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一大」接受了孫中山以黨治國的理念，並以擲地有聲的文字寫入《一大宣言》之中：「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眾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惟有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的民眾之本據，能為全國人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

「以黨治國」、「以黨建國」的主張，在孫中山的身後得到了承傳。1925年6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將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為強化「以黨治國」之方針，《國民政府組織法》明文規約：「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掌理全國政務。」一舉凡關乎國民革命全局及其大政方針，均由黨決定，交政府執行。「這就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首次確立了黨領導政府的原則。從此，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閉會期間常設的中央機構，實際上成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以黨治國的黨國政制，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中完全成型。」孫中山「以黨治國」理論，成之有據，醞釀唯艱。其思想源頭或可追溯到同盟會時期的《革命方略》一一「革命三程序論」，中華革命黨的組建可以隱約捉到其影子。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中作了如是回顧：「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在檢討民初由「軍政」到「訓政」失敗的因由時指出：「由軍政時期一蹦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1924年，孫中山將軍政、訓政、憲政時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國民的權利、義務與互動關係寫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交國民黨「一大」審議，表明孫中山與國民黨認同按「三程序論」實施以黨治國的原則，揭示了以革命政黨指導實現民主政治的新內涵。審視孫中山在廣東期間試驗多項「民權民生」舉措，即諸如「縣長民選」、興動廣州市政建設、倡議勞工運動、規撫工會推行「保育政策」等等，都體現其對「訓政」的拳拳之意與良苦用心。有共產黨人訪察了國民黨治粵的實情真景之後，對廣東政府容許工人組織工會活動讚美有加：「真是『中國政治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會革命化的『南方護法史』上第一粧偉業！」旁觀者從「訓政」中窺見了民權的曙光，這可視為從「軍政」向「訓政」過渡時期呈現的「以黨治國」的成果，確實難能可貴。

孫中山以黨治國的主張，闡釋和強調了「黨」與「國」的關係：「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的。」為此，他還作了個形象的比喻：「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他在不同的時空不厭其煩地強調：「我黨為國中唯—之革命黨」，「今日鞏固共和，端賴吾黨」云云。為此，他告誡黨人要為百姓服務，「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

存在決定意識。孫中山的以黨治國的理論，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產物。它源自民國共和政治的革命實踐，乃深刻反省民初「政黨政治」失敗後的思想結晶。它是孫中山對中國早期共和建設的創舉，亦是孫中山對中國民主共和建設思想庫的偉大建樹。它適應了民主革命過渡時期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掀動了以廣州為策源地的國民革命大潮，乃至引導了其身後的北伐統一中國大業，在中國共和事業史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顯然，孫中山的以黨治國的理論於中國共和政治的特定時期成形，自有其深刻的背景，且尚需隨時空的變奏不斷豐富、發展、系統、完善或者否定，可惜他只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言便嘎然而止。在他的身後，對該理論的承傳與發展，色彩各具，不一而足，其「流派」恐怕難以記在「孫氏式」的史冊上，唯當見仁見智，各領風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