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兢：建文改制中的官制改革 之一
建文改制，主要可稱為官制之改。後世也多以「改官制」來稱呼建文改制。如前所述，建文改制有著豐富的面向，官制改革絕不能涵蓋改革的全部內容。不過，官制改革畢竟佔據著最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內容。因此，本項研究的重心，依舊要落在官制的改革上。本文將兼顧縱橫，分別考察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銓選考察、散階制度在建文朝的改革。
一、六部
六部的改革，自朱允炆即位後沒有立即開展，而是留待到次年劉亨上言。不過，六部的改革，在朱允炆即位之年，已經在準備、部署。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兵部改革，是六部在建文改制中的初次改革：
九月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1]
這段記載註明出自《南京吏部卷》，真實性無可懷疑。不過，這項改動，僅屬機構正常的人員增減，並不能稱作真正意義上改革的開始。
建文元年的六部改革，仍可視作建文改制的真正開始。拉開序幕的，是戶部和刑部改革：
（三月）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民、度支、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立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人。
緊接著，便是六部升秩極品：
（八月）升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2]
六部升秩並增設官員，諸史記載有異。《國榷》繫於建文元年四月：
（四月）乙巳，更定官制，進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位侍郎上。[3]
《建文朝野彙編》則完全沿襲《姜氏秘史》。對比《明太宗實錄》：
吏部言建文中改舊官制如六部尚書舊正二品，升正一品，又增設侍中二員。[4]
可知《姜氏秘史》「侍郎」為「侍中」之誤。《姜氏秘史》書內即有：
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仍掌尚寶司事。[5]
而六部升至正一品的時間，仍難以確知。筆者傾向於相信《姜氏秘史》時間上的記載，不僅因其早出，更因其資料原始。
此後，終建文之朝，六部還有部分更易，惟系時難以確定：
工部增設照磨所，兵部舊設典牧所，戶部設贓罰庫，皆革罷。[6]
六部各部，於建文朝均有巨變。其中又以吏部、戶部、刑部為巨。
吏部。後文將提到吏部銓選、考察。此外，建文朝吏部改革還有：
（五月）戊寅，詔吏部，凡官員三日一赴吏部填注。先是，內外官員缺，月報吏部，臨選類缺赴填注，遂補選。至是，吏科讀每三日一注，庶免遺漏，從之。[7]
此既為提高行政效率，亦為彌縫缺官現象。
建文朝，茹瑺、張紞先後出任吏部尚書。張紞任職吏部尚書期間，權力很大。史稱改制謀議，多出其手。
戶部、刑部去除十二清吏司，而設四司。其改革動機，筆者推測：
一、回歸唐宋舊制。宋代制度：
（戶部）其屬三，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8]
（刑部）其屬三，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9]
遠稽唐制：
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
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10]
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
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11]
二、本於政治理念，行制度之實踐。方孝孺常懷「富民」、「養民」，以及「教化」之志，反對國家聚斂財富，反對以刑治國。此後刑部還在瘦身，建文二年：
（十月）己亥，革刑部司獄一員。[12]
兵部。建文朝歷任兵部尚書有茹瑺、齊泰、鐵鉉。除了茹瑺很快去位以外，齊泰、鐵鉉二人，可謂出將入相（鐵鉉出為將，齊泰入為相），權勢極大。靖難戰事甫起，調耿炳文、李景隆，出於齊黃二人之謀；建文後期鎮守濟南、痛擊燕兵，則出自兵部尚書鐵鉉。出於戰事考量，建文朝兵部職權明顯擴大，可謂是既能統兵，又可調兵。
兵部還革去了典牧所，綜合考量下，當是歸入了太僕寺。後文還將詳述。
（鐵鉉祠）
禮部。禮部尚書陳迪，終建文朝在任。史稱更修制度，迪議為多。禮部又匯聚董倫、王景彰一批敦學宿儒，多兼翰林官。建文朝修《實錄》，興科舉，制禮樂，禮部時重。
六部於建文朝的改革，最為令人矚目。這主要體現在：
一、朱元璋廢除丞相的理由之一，便是依據《周禮》「六卿分職」的學說，使六部分丞相之權：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13]
當然，朱元璋的用意不是為了提高六部職權，而是為了集權於皇帝。朱元璋的言行，可稱是建文朝六部改革的先聲；
二、建文改制的序幕，便是壽州訓導劉亨上書言「六卿秩卑於五府」，這給建文改制定下了調子。建文君臣改制的本意，卻是要確實提高六部的職權，以呼應《周禮》之學說；
三、六部在建文朝的改革，成為朱棣起兵的一大把柄。「今雖不設丞相，卻反有六丞相也」[14]，從《奉天靖難記》的這番控告，可以讀到朱棣一方意欲引朱允炆入罪的訴求；
四、六部於建文朝增崇至極品，這是中國制度史上未曾有過的新現象，也在後世再未出現過。六部還增設侍中，當是因應正官升至正一品後、事權增大的要求。
六部升至極品，原因複雜。既有朱元璋廢除丞相後的最高權力空缺之故，也肇端於朱允炆君臣的《周禮》學說，也還有壽州訓導劉亨所聲言的「文武之別」的緣由。職是，六部於建文朝的改革，實已反映了丞相制廢除後中國制度史的關鍵走向。
不難想見，如果朱允炆繼續執政下去，六部的職權是否還會一直保持上升，是否會侵蝕丞相廢除後原先預留、後世也出現的內閣（宰輔）空間，是否會形成並穩定成一新的中央權力架構呢，均值得思考。
二、太常寺
太常寺的改革值得作為專題研究，原因有二：建文朝最具權力的大臣黃子澄，其本職為太常寺卿。建文殉難臣僚里，太常寺殉難比例亦較高。黃子澄後雖兼官翰林，然而太常寺卿何以能行柄國之大權？此其一；太常寺卿在建文朝的變動劇烈，與其它官署相比獨具特色。作為出掌禮樂的機構，太常寺職權上升，此一關節值得注意，此其二。
朱允炆甫即位，黃子澄便以太常寺卿掌國政。太常寺官署本身的改革，則要等到建文元年則付諸實施：
三月，……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15]
則是這一年，黃子澄作為正官，已改叫「太常卿」。乾隆五十年立碑云：
江右分宜黃公，諱湜，字子澄。當前朝建文之代，以太常卿入閣與機務，不可謂不用矣。[16]
墓碑名曰「太常寺卿」，而正文又雲「太常卿」，這種記述體例上的混亂，即當與建文改官職名稱有關。
僅僅過了一個月，改革繼續進行：
（四月）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升寺丞正五品。[17]
這是增加太常寺機構、人員的行動，這一行動到建文二年仍在持續：
（九月）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禮郎二人。
據《明太宗實錄》，則仍有增設：
（增置）太常寺贊禮郎二員、太祝一員。[18]
至此，建文朝太常寺的改革方告一段落。
縱觀太常寺在建文朝的變遷，機構擴大、職權上升是其鮮明特色。終建文朝，黃子澄以「黃太常」兼翰林官的身份柄國執政，而高遜志、廖升等太常寺官多兼考試官、纂修實錄官職。同時，太常寺本身機構膨脹，人員增多。
建文元年，朱允炆有一次臨朝口諭：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薦新的品物，教太常寺差一員官，常川聚寶門外，太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薦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恁禮部出榜，都教知道。」[19]
難得一見的朱允炆口語史料，可知太常寺甚至被賦予部分祭祀用品的採購任務。
這種職權上升、機構擴大，有兩種因素：一、黃子澄個人作為東宮舊臣，他的柄國輔政，帶動了太常寺之重要性；二、筆者推測，這當與建文改制本身有關。閻步克曾說：
秦朝政治重「實用」，故以廷尉、內史二官為重；而漢廷之上，禮樂祭祀的地位重新上升，由此太常得以居列卿之首。[20]
據此，筆者推測建文朝太常寺的升格和擴充，亦當與建文朝注重「禮樂」有關。
「殉難諸臣，廖升為先」，廖升，高遜志、黃子澄，作為太常寺高官均殉難。太常寺之重要性，太常寺官於建文朝的向心力，可見一斑。
三、翰林院
翰林院改革，時間為最晚。如前所述，建文二年八月時，建文改制基本已告一段落。不過，建文元年翰林院實已擴充：
按吏部冊，己卯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為侍書，蓋設於翰林院。[21]
而建文初年的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命，也都與翰林院有關：黃子澄任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董倫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方孝孺亦升翰林侍講。
（北京翰林院遺址）
建文二年八月，翰林院終於迎來較大調整：
癸卯，……改大學士為學士，華蓋、文華、武英、正心四殿各置一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待詔，無定員，增文淵閣典籍二員。革東閣大學士。……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文學博士二人。改孔目為典簿，正九品。省侍講學士、五經博士、待詔、典籍。置文翰館，設官以侍讀。並中書舍人改為侍書，正七品。內修撰一員，正六品；編修，從六品；檢討，正七品居之。[22]
這次改革，《明太宗實錄》記載：
翰林院官，舊設學士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其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為屬官，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孔目為首領官。中書舍人舊在內府，別有印信，於翰林非統屬。
建文於翰林增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
又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
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侍書升正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討。改孔目為典簿，創置典簿廳條記。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23]
兩則史料合觀，可知翰林院的改革為：
一、人員擴充。設學士承旨，並將大學士改為學士，分別布列於五殿。
二、機構重組。將屬官（侍讀、侍講、五經博士等）劃為文翰館，並將中書舍人併入；將史官（修撰、編修等）劃為文史館。
三、重置官名，設立「文學博士」等新官名，將侍讀、侍講學士改為文學博士。
四、提升品級。
綜觀建文朝的翰林院，其變動堪稱巨大。建文朝凡翰林官得朱允炆信任，其權力往往堪與六部平齊。方孝孺作為翰林官，前有主持改制，後則又能治國秉政。
翰林院在建文時期的變動，有特殊意義所在：
一、主持建文改制的方孝孺，終建文之朝不出翰林院為官。學士——侍講——文學博士，方氏本人的職務變遷，便直接見證了翰林官制之改，翰林院遂明顯佔據了官制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地位；
二、永樂以後內閣的演生，與翰林院淵源極深。而「前內閣時期」的建文時期，宰輔重臣黃子澄、董倫也都兼翰林院官。建文朝翰林院的職權和地位，對研究「後丞相」時代中央最高權力制度變遷，遂和六部一樣極富價值。將建文朝翰林院與洪武時期的四輔官、大學士和永樂以降的內閣合觀，可知：洪武四輔官唯唯諾諾，鮮少參決，既無議政權，亦無監督百官執行權；內閣初創，則御前批答，擬詔傳旨，議政權有限，監督百官執行權沒有：
內閣輔臣，主看詳、票擬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24]
內閣權力膨脹，則要等到明中葉以後。
與之相比，建文朝翰林官若得朱允炆信任，既可秉政議政，又甚至參與人事任免，職權大大超過了洪武和永樂時期。若建文朝一直存在下去，翰林官所設的五殿學士、文學博士，將很有可能取得和六卿同等重要的地位，成為「內閣」之外，另一種形式的宰相制度。
四、都察院
建文甫即位，便「革都察院司獄四員」[25]。
建文元年，乃有都察院改革：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26]
建文二年二月，都察院遂整體撤銷，重組為御史府：
甲子，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十八員、司獄一員。革司〔〕、照磨、檢校。詔曰：「頃以斷獄繁，易御史台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都察院承漢製為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27]
方孝孺《遜志齋集》有《御史府記》，透露了更多內容：
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28]
據此，可知都察院大變革基於兩大理由：斷獄減省；斟酌古制。這兩大理由，堪稱整個建文改制的縮影：既出於行政合理化、因應現實情狀，又本於儒家之政治理想。本文還透露出詹事府撤銷的信息，下文還要提到。
官名乃有「御史大夫」之設：
改左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29]
不過，這條記載除《姜氏秘史》外，未見史書記載。《明太宗實錄》之吏部疏亦未提及。因此，建文朝是否有「御史大夫」之設，不能確定。
《水東日記》記載：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建文中有此銜號。[30]
都察院亦有「肅政」之名，這當是都察院改為御史府後之事。後文還將述：地方制度上，建文將提刑按察使司改為「肅政按察司」，這是借用了元朝「肅政廉訪司」的名號。
都察院的改革，在建文改制中最為劇烈：它被改名為御史府，並將內部機構全部推倒重來，換以另外一套體系設計。「御史大夫」、「御史府」向古名的迴轉，建文朝覆亡時都察院殉難的高比例（練子寧、景清），均極顯眼。
都察院改革，突出展現了朱允炆君臣寬刑省獄、仿古求治之政治訴求。
五、其它中央官
建文改官制是一場整體變革，中央官署無分高低級，俱皆經歷了一場變動。本節便主敘述中央低級官署的改革。其中，東宮官、王府官幸而有《皇明典禮》而得窺原始制度之全貌，據此可以全部復原，並以之對比、檢討史籍記載之疏漏；洪武末年撤銷的大理寺得到恢復。此外，值得關注的是，行人司被併入鴻臚寺，中書舍人併入翰林院，六科的人員被削減、後又恢復，國子監、太僕寺、鴻臚寺職權上升，東宮官、王府官均有大調整。中央低級官署，於建文朝經歷了一場洗牌。
通政司。
建文二年，乃有通政司之改：
（六月）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少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寺丞。[31]
六科。《姜氏秘史》載洪武三十一年：
（七月）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32]
而建文二年又有這樣一條記載：
（二月）庚申，升都給事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33]
考《黃給諫遺稿》，建文三年，左右給事中實已復設：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朝廷設諫議之官，欲其振綱紀而勵風俗，所任至不輕也。匪得其人，曷能有稱。爾戶科左給事中黃鉞，發身賢科，除茲要任，清譽著稱，克舉憲度是用。[34]
《明太宗實錄》吏部疏不載六科改革事，當是罷而復設，故吏部忽略使然。
大理寺。大理寺在洪武末期撤銷，至建文乃重設：
（九月二十日）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員。余官，
左司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六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右司正一
員，右司副二員，右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
復立。（出吏部卷）[35]
建文元年繼續更改：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革司務二員，立典簿一員。[36]
建文二年重行更張：
二月壬戌，……改大理寺左右司正為都評、寺副。[37]
《明太宗實錄》載：
革罷大理寺左、右寺寺正、副，增置本寺首領官典簿。[38]
大理寺成為朱棣保留的建文制度，後文還將論述。
東宮官、王府官。《姜氏秘史》、《建文朝野彙編》、《國榷》均眾口一詞，稱詹事府有過改革，事在建文二年。首先系年必誤。《皇明典禮》頒於建文二年正月，而諸史均記載為晚。《姜氏秘史》言詹事府事，與王府官同列：
（六月）己巳，詹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賓客二員。置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講、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丙午，置各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從五品。[39]
前文已述，都察院改為御史府後，於詹事府原址辦公，是知詹事府已經撤銷、搬遷。《明太宗實錄》吏部疏即不載詹事府事。《皇明典禮》[40]：
東宮
文職
少師一員 少傅一員 少保一員 皆正一品
賓客二員 正二品 以上皆用朝廷大臣兼其職，非碩德望重者不預
資德院 正五品
資德一員 正五品 資善二員 正六品 職比翰林學士任
屬官
贊讀二員 正七品，職比侍讀 贊講二員 正七品，職比侍講
贊書二員 正七品，職比侍書 著作郎二員 正八品，職比史官，專紀太子之政令，兼掌璽掌籍一員 正九品，職比典籍
建文年間，徐輝祖曾任少傅，李景隆曾任少保，均為東宮官。諸史記載詹事府，多與資德院係為一事，卻不知詹事府已撤銷。
王府官改革，諸史包括《明太宗實錄》均漏載「紀善」一職。此外完全符合《皇明典禮》記載。建文朝提高王府官品秩、禮數，命藩王稱之賓師而不名。當屬靖難兵興後，朝廷因應新情勢而設，欲使藩王承教化而好禮義。
國子監。劉亨上書請改官制，內中一大說辭，便聲言「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案《諸司職掌》，國子監祭酒的品秩確在太僕寺卿、太僕少卿之下：
從三品 太僕寺卿
正四品 太僕寺少卿
從四品 國子監祭酒 中都國子監祭酒[41]
國子監內部機構、人員：
本監 祭酒一員 司業一員 監丞一員 典簿一員
屬官 博士五員 助教一十五員 學正一十員 學錄七員 典籍一員 掌饌二員[42]
建文改制，國子監作一番改革，便勢在必行。《姜氏秘史》於洪武三十五年八月載：
八月八日增國子監司業一員。[43]
又建文元年十月：
甲辰，革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44]
《國榷》則繫於元年六月，記載：
增國子監司業二，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45]
《明太宗實錄》：
升國子監丞為堂上官，革罷學正、學錄。[46]
勞堪《憲章類編》之「國子監」條：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增國子監司業一員。[47]
諸書合觀，國子監撤銷博士、學正、學錄，並增加助教十七人，可以確定。
此外，《明太宗實錄》失載增國子監司業事。《國榷》所載增司業事，未知何據。《姜氏秘史》、《憲章類編》均載，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增設國子監司業一員，非《國榷》之元年二員。兩書早出，且資料原始，更為可信。
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行人司、中書舍人。
《明太宗實錄》載：
光祿寺少卿，舊五品，升四品；寺丞，舊六品，升五品。又增設監事及司圃所，改司牲司為孳牲所，升其品級；
太僕寺寺丞，舊六品，升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而升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廄、典牧二署，驌騻等十八群，滁陽等八牧監，龍山等九十二群官；
鴻臚寺少卿，舊從五品，升正五品。寺丞，舊從六品，升正六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亦升品級。革罷司儀、司賓二署，而升其鳴贊序班品級；
行人司，舊別有衙門印信，於鴻臚寺非統屬。革罷行人司，而以行人隸鴻臚寺；[48]
其中，太僕寺增設典牧署，必從兵部裁撤之典牧所而來。鴻臚寺品級提升，與禮部、太常寺類同。行人司隸屬於鴻臚寺，亦為行政合理化之考量。僅從改制內容而言，這些中央低級官署職權提升，吸收了部分高級官署下放的權力，自身功能亦得到優化。
六、地方官制
建文朝對地方制度的改革，在即位之年便已進行。對地方制度的探索，是方孝孺政治學說的一大組成部分。方孝孺素有「地方自治」（沈剛伯語）的理論關照，反映到建文改制上，便是地方官制的重新設計。
建文改制，地方布政司、行都司、按察司，以及軍事衛所均經歷了不同程度變革。同時，地方州縣、地方遞運所、驛站等基層機構也經歷了大規模裁併。
建文地方官制的改革主要有：撤併州縣；布政司改革；按察司改制；地方基層機構改革。
撤併州縣，在朱允炆即位第二月就已實施：
（六月）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朱允炆即位頭年，改地方布政使之制：
（九月）十七日，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員。[49]
裁撤地方左右布政使，重歸單一首長制，這是朱允炆即位四個月就作出的舉動。除增強地方官事權外，筆者推測亦含有節制藩王之意。建文元年，遂繼續提升布政使品級：
三月二日，升布政司為正二品，堂上升一級。[50]
不過，僅僅過了一月，朝廷決定恢復左右布政使：
（四月），增各省中布政使，復左右布政使。[51]
《姜氏秘史》於布政使改革，沒有記載。《明太宗實錄》所載吏部疏，也根本失載。「中布政使」為憑空增加的官名，其餘官名、品級不再變動。
朱棣起兵後，朝廷曾設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當然，這是因事而設，非正常之制度改革。
地方提刑按察使司改革，則與戶部、刑部的改革同時進行：
（三月）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52]
「肅政按察司」之名目，如前所述，源於元朝舊制。此番易名，當即純就正名主義出發，意欲是地方司法機構祛除刑殺色彩，而易以禮治教化之道。
行都司、衛所。《明太宗實錄》載：
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甲子，革建文中所設河北都司、湖廣行都司。[53]
除卻都司，衛所也多有更改：
復瀋陽左、右二衛。初，建文中改瀋陽左衛為衡山護衛，右衛為臨安護衛。至是兵部奏復舊制，遂命凡天下軍衛建文所改革者，悉復其舊。[54]
天下衛所所革者多，而《明太宗實錄》獨將瀋陽左右衛之革表而出之。
此外，建文朝四年中，朱允炆不厭其煩地裁併州縣，以及部分基層機構（遞運所，驛所等）。據《姜氏秘史》、《建文朝野彙編》統計, 在建文帝在位的短短四年間, 撤銷縣39個、州9個, 另撤銷巡檢司73個、河泊所49個、遞運所41個。與此同時, 一些州縣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主簿等官吏也被裁減, 僅府、州、縣學的訓導，即被裁減104個。
建文朝地方制度改革，蘊有朱允炆、方孝孺君臣增強地方事權、重建地方秩序，以儒學教化而賓士天下之理想。建文地方制度改革之理念，在其它制度改革（如下文的銓選制度）中，亦可窺見。
————————————
[1] 《姜氏秘史》，第706頁。
[2] 《姜氏秘史》，第734頁。
[3] 《國榷》，第797頁。
[4]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1頁。
[5] 《姜氏秘史》，第750頁。
[6]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1頁。
[7] 《姜氏秘史》，第754~755頁。
[8] 《宋史》卷一六三，《職官三》，第3846~3847頁。
[9] 《宋史》卷一六三，第3857~3858頁。
[10] 《舊唐書》卷四三，第1824頁。
[11] 《舊唐書》卷四三，第1837頁。
[12] 《姜氏秘史》，第757頁。
[13] 《皇明祖訓》，載《明朝開國文獻》（三），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1586頁。
[14]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第 101頁。
[15] 《姜氏秘史》，第719頁。
[16] 《明太常寺卿黃公墓碑》，《崑山見存石刻錄》（五編），乾隆五十年。
[17] 《姜氏秘史》，第724頁。
[18]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2頁。
[19] 《姜氏秘史》，第733頁。
[20] 閻步克《服周之冕——〈周禮〉六冕體制的興衰變異》，第168頁。
[21] 《姜氏秘史》，第756頁。
[22] 《姜氏秘史》，第756頁。
[23]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1頁。
[24] 《萬曆野獲編》卷七，第196頁。
[25] 《姜氏秘史》，第701頁。
[26] 《姜氏秘史》，第23頁。
[27] 《姜氏秘史》，第751頁。
[28] 《遜志齋集》卷一七，《御史府記》，第566頁。
[29] 《姜氏秘史》，第753頁。
[30] 葉盛《水東日記》卷六，「都察院堂篇」，第65頁。
[31] 《姜氏秘史》，第724頁。
[32] 《姜氏秘史》，第704頁。
[33] 《姜氏秘史》，第751頁。
[34] 《黃給諫遺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1冊影印清鈔本，第2頁。
[35] 《姜氏秘史》，第707頁。
[36] 《姜氏秘史》，第719頁。
[37] 《姜氏秘史》，第751頁。
[38]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2頁。
[39] 《姜氏秘史》，第755頁。
[40] 《皇明典禮》，頁第40a~40b。
[41] 《諸司職掌》，第1772頁。
[42] 《諸司職掌》，第1753頁。
[43] 《姜氏秘史》，第704頁。
[44] 《姜氏秘史》，第738頁。
[45] 《國榷》，第818頁。
[46]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3頁。
[47] 《憲章類編》卷一七，第685頁。
[48]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條，第153頁。
[49] 《建文朝野彙編》，第27頁。
[50] 《建文朝野彙編》，第40頁。
[51] 《國榷》，第797頁。
[52] 《姜氏秘史》，第721頁。
[53]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午」條，第161頁。
[54] 《明太宗實錄》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戊戌」條，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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