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為民主育人

撰文：伯特蘭?羅素

翻譯：藍旭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今天的話題是「為民主育人」，讓我先把民主看作理所當然值得嚮往的目標，而且假設民主可以實現。對此，我很願意在別處詳加討論。現在先假定我們樂於維護民主政治，假定這是件好事，而我們只想知道怎樣使民主切實可行。

民主在我們的時代正面臨挑戰，考慮到它在十九世紀的勢如破竹，這一點真叫人驚訝。所以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民主的基礎，考慮怎樣捍衛它。顯然，要建成切實可行的民主制度，教育有重任在肩。一群文盲，成就不了民主；無法讀書寫字，民主所需要的機制就不能運轉。人得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民主才有可能，這是簡單明白的道理。但我關心的，不是這類基本條件。世上有些錯誤，不少民主社會沒能倖免，不少地方還因此走向獨裁。為了避免這些錯誤，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這是我要關心的。

說來古怪，要成就民主，頂困難的事，是怎樣在心理上劃一條界線，因為民主需要兩種品質，而彼此方向相反。一方面，每人得有一定程度的自立和自信、一定程度的願望，來堅持自己的判斷，提出自己的觀點，來捍衛它，宣傳它，必要時甚至組織宣傳，如此等等。民主政治的日常事務，不用說，事事要人對自己的判斷有自信。但還有另一面：想要民主行得通，人就得願意服從多數，即使多數的意見與他相左。

這兩件事，沒有一件容易辦到。有些人過於恭順，領導人如果堅決有力，他們就一路跟隨，直到身陷獨裁；有些人又一意孤行，太過專斷——這都不是服從多數，最終會導致國家陷入混亂。有這兩種相反的危險威脅著民主，教育要貢獻於民主，就該培養出另一種品格——準備盡最大可能，堅定有力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一旦自己的意見與多數相悖，又樂於服從多數。

要培養出這樣的人來，教育的任務有兩方面（人要做事，總有這兩方面）。其一關乎性情，其二關乎理智。性情主要不是由學校來養成，而是較多地取決於家庭，雖然如此，我也願意說一說。家庭的影響舉足輕重，我們沒法置之不理，不過在這方面，教育家長的學校，跟教育孩子的學校一樣必要。

我們想要民主行得通，人民就應該儘可能脫離仇恨與破壞，免於恐懼與恭順。這些情感雖然應該避免，卻是現在的教育反覆向孩子們灌輸的，從很小就開始。做父母的，即使並不特別粗暴，教起孩子來，總要他先學會徹底服從。殊不知這等教法，不是養成奴才，就是培植造反派。民主社會卻不要奴才和造反派。公民是另一種人，既不是奴才，也不是造反派。公民有恰當的情感，專制而粗暴的家長卻沒法培養出來，專制而粗暴的學校當然也不行。

我可以順便一提，在這一點上，歐洲的獨裁者全都認同我的意見。戰後有一段時期，歐洲國家幾乎都有許多自由的學校，紀律不太苛刻，對教師也不必特別恭敬。接著，所有的軍人專制國家，包括俄國在內，一個接一個地全面壓制學校里的自由，恢復了嚴苛的軍事政權。教師進門時，學生全體起立，教師受到格外尊敬，此外還有許多老式的繁文縟節。可見大陸的軍事獨裁者顯然全都認同我的意見，他們也相信學校的自由跟社會的民主有關係。人應該時時樂於向對手領教。

要培養出能受用民主的人群，太多的紀律就不是什麼好事，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想要民眾養成自主的習慣、自己拿主意的習慣，而不是照搬別人的意見，就先要培養他們不卑不亢的態度——面對權力既不卑躬屈節，也不一味造反。人感到自己是權力的一部分，自然會有這種態度。

民主社會，人人有主人翁的心態，只不過或多或少罷了。所謂主人翁心態，在沒有民主的地方，就是主人對僕從的心態，這在民主社會卻不合時宜。民主社會需要的是平等合作，這包括堅持個人意見到一定程度，但不過分。

這就不能不談談所謂「原則」——在許多民主人士看來，它們是紛擾的起因。說到原則，說到為某個理想自我犧牲、英勇奉獻，諸如此類的話頭，其中多數，我們最好抱幾分懷疑態度詳細審查，這才明智。顯得英勇慷慨，貌似無私奉獻，如果目標欠妥，就總是別有蘊藉；對它做一番心理分析，就會發現它可不是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究其實，正是人們的傲慢、仇恨、復仇的慾望，在全國上下一經理想化、集體化、人格化，就成了高尚的理想主義。這是極其危險的。我們要做一番心理分析，才能判斷某種情感是好是壞。當我們看到有人滿懷愛國熱情地獻身祖國，且先問問自己：「如今他心甘情願為祖國所做的，究竟是什麼？」納粹想做的，似乎就是殺人。他呈現給祖國的「無私奉獻」，真實含義不過如此。殺人這種事情，假如不是聲稱為了祖國，大家是不會欽佩的，在我看來，許多人一起干這件事，也決不會使它顯得好一點。這種行為，他們全都相信是高尚的，其實禍害人類。我們滿有把握認為，它所憑藉的激情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假如一群人秉性善良，打小就受到善待，假如他們在幸福中成長而想像這世界是友善之地，決不會有那麼一種特殊的理想主義——要大家一起大開殺戒，而且稱之為「愛國主義」。我自己是不欽佩這種理想主義的，我想，你也不可能在身受溫良家教的人群里看到這種理想主義。跟它形影不離的，是這樣那樣的殘酷、不幸、得不到滿足的需求。早期教育如果培養了恰當的情感，這樣的理想主義就會銷聲匿跡。

還是不要在這個問題上走得太遠吧，這跟學校教育倒也沒有太多關係。讓我盡量把話題集中到只跟學校相關的事情上來。在現實生活中成就民主所需要的理智，其品格跟認知領域中科學的品格恰好相似。有科學精神的人，既不是徹底的懷疑論者，也不是完全的獨斷論者，他住在二者之間的客舍。他不像懷疑論者那樣，斷言「一切知識皆不可能」，也不像獨斷論者那樣，宣稱「我已認識了真理」。他總是介於二者之間，他說：「真理難以弄明白，說實話也不可能完全弄明白，不過，在某個程度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通過艱苦工作搞清楚的。」這就是科學的態度——真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確認，但不徹底，而且困難重重。

不難發現，所有獨裁統治的國家，總有跟獨裁統治分不開的教條。追隨希特勒的人有一套教條，追隨墨索里尼的也有一套，追隨斯大林的另有一套，其餘可以類推。我說的教條，是指如此這般的一整套信念——在孩子們還小，小到不懂得思考的時候，就灌輸給他們，而且日復一日，持續不斷，以致日後也不能擺脫早期教育中靠催眠術施加給他們的影響。這些信念靠灌輸得來，而不是給你這樣那樣的理由來說明它們確實可信——這可不是他們的教育機制。他們只靠鸚鵡學舌般的重複、固執、集體歇斯底里、大眾意見。我要說，這不是民主社會追求的東西。因為這種辦法教給人的，是信從什麼東西都不必憑證據，只憑那是催眠術所教就覺得可信，而且不能自拔。如果有兩種對立的內容，都靠這個辦法來教導，就能教出兩群互相衝突的人來，誰也調和不了他們的衝突。受了催眠的機器人，個個覺得最神聖的事無不與自己的勝利息息相關，最可恨的事無不由對方現身說法。宗派紛爭狂熱到這種地步，就喪失了彼此見面開會的能力，也根本不會說：「讓我們來看看誰是多數。」——這些都太乏味，太世俗了，要知道，他們每一派，都自以為代表神聖的理想。

倒不是說世間不存在神聖的理想，我要說的是，人要十分謹慎，才敢聲稱自己的靈藥秘方是個神聖理想，別人的葯卻惡毒而可憎。對待別人我們得有幾分寬容，這種寬容很容易獲得——只要這樣想：好吧，歸根結底我可能搞錯了。人是可能犯錯的，而我是個人。不難想像我也許是錯的。

當然，在獨裁統治下，這種態度人家受不了。假設你是德國人，同胞就指望你贊同希特勒，因為大家相信希特勒錯不了。如果你確信自己是對的，這就意味著，誰跟你意見相左，你就有權利拿刺刀刺他，甚至用毒氣窒息他的孩子。這樣武斷的確信，有賴於至高無上而萬人景仰的「偉人」，是格外危險的。我認為我們不該放任自己抱這種態度。說實話，對誰都不該抱太多敬意——這是民主的要義之一。我當然不是說你要鄙視他，我的意思是，尊敬某人到這種程度——「某某人這樣說，那一定是對的」——可不值得稱道。我們如果看重民主，就希望大家兼聽多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結論。

我樂於看到人們在學校時，在每個問題上都接觸到爭論各方的激越論證和滔滔雄辯。希望你們這個組織——中學校長協會，搜集各種想像得到的觀點及其雄辯的論證，向全國所有學校廣為頒發。這些觀點最好針尖對麥芒，個個辯才無礙。接著，我又希望教師對孩子們說：「好，現在你們已經聽到某某人是怎麼說的。輪到你們來分析他的論據了，把這些論據寫到紙上吧，看看結果是怎樣。」孩子們很快就會發現，乍聽之下最有效果的演說家，能寫到紙上的論據最少。如果你在每個問題上都能彙集不同觀點，那些針鋒相對的宣傳家就會彼此折中，最後你將看到這樣的人：他們能聽取雄辯卻不為之裹挾。這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學會對雄辯產生免疫。獲取這種能力，靠的不是對雄辯閉耳塞聽，恰恰相反，是多聞多見。我主張所有學校聽取所有類型的雄辯，需要在意的只是它們應該各不相同，彼此對立。

現代政府的全部技巧，從它最壞的各方面說，都得自廣告。廣告人是我們這時代卓有實效的心理學家，把弗洛依德和研究潛意識的其他心理學家遠遠甩在後面。廣告人發現，要人信任一項主張，靠的不是什麼確鑿證據。一句簡單的話，提到某種肥皂或藥片，把它沿著鐵路立起牌子來，一路長旅，這名字總在那兒——光是這樣，就可以叫人心想：那是些很好的肥皂、很好的藥片。

同樣的事情正好適用於政府。關於總統，我們早就知道是這樣。你在硬幣和郵票上都看到總統的頭像，而總統一直都知道，廣為人知是值得嚮往的。現代獨裁者做的就是這種事。你到處見到他們的畫像，到處聽到他們的名字，這跟藥片或肥皂的廣告對你同樣有效。你開始心想：「他是個很好的獨裁者，因為我老是聽到他的名字。」

如上所說，廣告人找到了怎樣培養非理性信念的技巧，在這方面他們起了示範作用。我想，關心民主的人必須做的，是要審慎地構建一種教育，用來抵制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天性中的輕信和輕疑。這是因為，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有兩個相反的缺陷：沒有證據便相信某個主張，有證據時又懷疑這個主張。於是你也有兩個相反的任務：讓人在沒有證據時懷疑，在有證據時信從。自然人的輕信和輕疑同樣錯誤。如果確有「原罪」這回事的話，它的活動範圍大概就在這裡——要麼輕信，要麼輕疑。

我要從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假使我辦一所嬰兒學校，我是老師，我要有兩種糖果，一種非常非常棒，一種非常非常糟。那款很糟的糖，我請世上最能幹的廣告師，想盡辦法做廣告。而那款很棒的糖，只用冷冰冰的科學陳述，羅列成分，介紹良效。讓孩子們去選。當然，我會每天變換種類，但是過了一兩個禮拜，他們就可能選中附有枯燥的科學陳述的糖果。這就算初見成效。我要用同樣的辦法一直繼續下去。

再想像一下短途旅行上哪兒去的問題。我想這麼辦：給那個非常討厭的地方做絕妙的廣告，彩頁印得絢麗奪目；另一處呢，只有地圖和粗略的輪廓，交代周邊的植樹總量，陳述時語言盡量枯燥。當然，我用枯燥語言做廣告的，是好地方，另一處卻令人不快。

我還要用同樣的辦法來教歷史。既往的重大論戰，我要帶他們身臨其境。今天已經無人贊同的立場，我要給他們讀昔日的滔滔雄辯，比如美國內戰前南方的演說家，他們為奴隸制辯護的說辭，就極其動人，不同凡響。今天再讀那些演講，你幾乎要相信，奴隸制一定曾是個好東西。我要給他們讀各式各樣極其雄辯的說辭，而這些說辭所辯護的見解今天已經沒人支持，比如焚燒女巫有多重要。

等他們對這些東西開始有點無動於衷，我再給他們讀當今的言論。這些言論同樣雄辯，形成對立的意見。我總是把雙方的意見一起給他們，在歷史課上每天都讀，就像給他們可口的點心——比如《紐約美國人》對勞資之爭首先說了什麼，而《工人日報》又說了些什麼——只要勞資之爭仍在繼續，或不管爭論的是其他什麼問題。然後我會問：「你們以為事情真相如何？」我設想，他們遲早將學會從這些針鋒相對的言論中推斷真相。

從報紙中發現真相，的確是個難以掌握的本領，也是每個民主人士應該受到教導的。作為某個事件的目擊者來讀報，是極有教益的實驗。我要儘力一試，好讓學生有這種經歷——他們先是目睹了事件，隨後又讀了彼此相反的報道，這樣就能懂得：真相差不多總是介於二者之間。

如果我們希望民眾掌握對政治問題做出判斷的能力，上面這種方式的教學還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不想把這樣那樣的觀點教給別人——這不是教書育人，教書育人是要教會學生形成自己的意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必須不受雄辯和宣傳的左右，必須對潛在的誤導隨時警惕，而且懂得什麼才算得上真正的證據，並以此為立足之地。

我還要回顧既往戰爭的歷史，給他們讀雙方的宣傳材料，看看這些東西全然失實、遠離真相到怎樣的地步。有時我要給他們讀一讀大戰期間的報紙。不知近來你們有沒有人讀過大戰期間的報紙——不管哪一天？要是讀過，你會大吃一驚。你們中間年長的人還經歷過那段時間，你會心想：「天哪，我那時真的讀過這份報紙嗎？而且合情合理地考慮過嗎？」因為只要你開卷一覽，一股神智錯亂的熱流便從字裡行間迎面撲來。很難相信，我們的確曾經處在那麼一種集體狂熱的狀態，以致不能把事情看個明白。為民主育人的要義之一，就是先要預防大家太激動；但這是一門難以掌握的本領，因為你也不想叫大家變得冷漠無情。

在這一點上，我要為自己設一道防線。不管你想為這世界取得哪一種改善，獲得哪一種美好生活，沒有情感做基礎都行不通。但你要保證這基礎是個好基礎。照我看，只有一種情感可以稱為善良，那就是希望人人儘可能幸福、開明，過上體面的生活。這願望不該只跟你的親人朋友相干，也不該只是跟你認識的人相干，而是期望人類全體都如此。要是你發現另有一些理想（其實這樣的理想很常見），不管用什麼名義給人誇得上了天——道德高尚也罷，民族復興也罷，還有這樣那樣的勝利——只要這理想必須有另一群人為之受苦、毀滅、不幸，那就得說：「這不是我想要的理想，嚮往民主的人沒有喜歡這理想的。因為民主的精髓，是我們認為每個人分量相當。」

一個目標，對一群人合適，卻要另外一些群體付出代價，我們對這樣的目標不滿意。所以，任何狹隘的愛國主義，不管在此時此刻從現實上說有多麼必要，都不配做我們的理想。一定能激勵我們去實現目標的情感，是別人受難，我便痛苦；別人幸福，我才快樂。這才是唯一堪稱美好的情感基礎。

如果上面所說不錯，你就得有個信念——要人類活得比現在幸福，是可能的。許多人悲觀失望，覺得似乎辦不到，努力爭取也沒用。他們認為這世界糟透了，而我們什麼也做不了。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意見。無論最近的將來會是怎樣——據我看將是非常危險的——我也決不懷疑：人類生活的世界將比我們已知的任何年代幸福得多，芸芸眾生、男女老幼，都會比從前更美好，更自由，更健康，更少破壞，更多善良。

要不是我們見識不夠，僅憑現有知識本來可以擁有幾乎人人幸福的世界。唯一阻止這世界到來的，是人群間的相互仇恨。這些仇恨，我認為以民主為宗旨的教育應該既從情感上，又從理智上剷除它的基礎。我們既應該引導大家養成善良的情感，來使他們不再對另一群人懷有殘暴的仇恨，還應該引導大家進入理智的狀態，這樣他們就能看出為了跟別的人群作對而提出的理由有多荒唐。

我看我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有許多可以指責的地方；別的國家更多，不過貴國也是如此。比如，有些信念，給政府很多方便，給權力很多方便，在理性上卻未必站得住。而這些信念，學校一直鼓勵，包括給愛國主義塗脂抹粉的一整套信念、對國旗的敬意等等。其他還有些什麼，我就不知道了。國旗如果待在它自己的地方也許妥帖合宜，但是在教書育人的地方，請考慮一下要靠它刺激什麼情感呢？

有許多偉大的美國人，大家也很高興本來是該有這麼多。不過，也還有許多偉大的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這是一樣好的事情。那些偉大的人是美國人，這是個事實，不過這件事跟國家的目標不相干，然而一旦把他們集合在國旗下，正是這個不相干的特徵得到了強調。何況，國旗暗示你欽慕的美國人，往往是另一些人。你也許欽慕愛迪生、伯班克，可是一見到國旗，想起來的倒不是他們，而是謝爾曼、格蘭特。國旗跟一個國家的聯繫，就其本質而言，是在軍事方面。

我們活在這世上，大概不得不承認國家得有軍隊，不過依我之見，愛迪生、愛默生、梭羅比謝爾曼和格蘭特更值得驕傲，所以我認為，把孩子們的情感集合到國旗周圍不是什麼好事。

現在讓我換個話題。我們教書的自然都知道，受人尊敬，教起來就方便些，維持紀律也容易些，何況我們還想叫人相信所言不虛。一個班裡的孩子，全都自己拿主意，又覺得你也不比別人高明多少，總有些不便。所以我們擋不住誘惑，在我們所教的範圍內，全都當起了小神。這麼一來果然方便得多，不過這對教書育人可沒什麼幫助，除非為了教學任務可以展開而不得不這麼干。

我記得有人寫過托爾斯泰教書的學校，說除了托爾斯泰以外，不管是誰在上課，教室里總是一片嘈雜。托爾斯泰上課時，孩子們便絕對安靜，絕對尊敬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發現，只要有人吵鬧，托爾斯泰便暴跳如雷，所以孩子們個個怕得縮成了一團。

可見教師要受到足夠的尊敬，教學才能進行。但也不必很多，因為我設想，教師並不願意自立為當然正確的形象，也不想在孩子們尋求思維獨立時叫他們感到氣餒。當然，這不僅跟教師有關，也跟整個社會的現有結構有關，跟權力有關。我們要小心的是，不要反覆灌輸不假思索的敬意。敬意應該是理性的，應該建立在對某某人的優點的確有所認識的基礎上，而不只是根據傳統、虛誇，或催眠效果。在你們美國，大家為此所受的罪比別的國家少得多，不過你們還沒能完全補救這一點，尤其在那些傳統比較悠久的領域。你們對某些事物的敬意，也不免超過了它們所應得。

孩子們是樂於懷抱敬意的。有的孩子不願致敬，多半是因為看透了徵求敬意的意圖。有人要他們尊敬這個尊敬那個，結果他們發現這個那個全不配受尊敬，於是學會一種凡事看破的態度，什麼也不信。但是如果你不是強加給年輕人，不是設法欺騙他們，而是讓他們自己去找到尊敬的對象，把值得尊敬的東西放到他們面前，放手讓他們自己去選擇，以我的經驗，他們很樂於尊敬那些對象，跟他們應該做的一樣。沒有必要反覆灌輸矯揉造作的敬意，這種敬意如果超過界限，就會抵制思考。

大家知道，如今的大學教育跟從前有多麼不同。大學教師不得不向聰明人施教，所以從不指望從學生那裡得到哪怕極其微弱的敬意。學生有時會揪出他的錯誤，而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在他看來全是理所當然。我們在早期教育中也該盡量在現狀允許的程度上向這種態度靠近。你們是想要鼓勵學生獨立自主、自己拿主意的人，你們也要鼓勵學生懂得：誰都會犯錯。不要希望他們以為凡你說的都對——只是因為這是你說的。更何況你還可能說錯呢。當然，如果你只是陳述事實，你是對的；如果你說的是意見，就該意識到，三百年前大家的見解，只有極少極少，今天你還認為是對的，同樣，我們今天的意見一定只有極少數是正確的。

理智以外的話題我談得很少，不過在結束以前我願就此多說幾句。因為，雖然我說過我希望看到的，是儘可能接近科學態度的某種東西，但我同時也希望學生有能力去領悟人生的目的，領悟什麼是人生中重要的東西。這是教育事業里跟文化相關的一面，我認為不是只靠了解事實就可以獲得的。不同的人，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許多人得之於音樂和詩歌，有些人從天文學獲益良多。有時我想，我們有些人把這微不足道的星球上的分歧看得很重，假如大家仔細考慮過天體的尺度、宇宙的古老，也許就不會如此，也許還能從我們的紛擾中清除一點點尖刻和狹隘。我們所需要的，從消極的方面說，是懂得我們的爭端不像看起來的那般重要；從積極的方面說，是靠美術、音樂、詩歌及其他，來明白確有供人受用的無價之寶、待人成就的名山事業——這可不是政治領域裡引起衝突的勞什子，也不是戰場上發生的那點兒事，而是個人的事，發生在你自己的心智、領悟、情感、洞見里。所有這些，我們都要它保持活力，不要它為共同體中集體化、組織化的生活而犧牲。社會生活是必需的，今後也該繼續存在，但不是我們生活中最高級的成分。我們生活中最高級的成分，跟宗教老師通常所說的好有一比。那是些更加個人化的東西。有些人信仰團結，信仰跟團結相關的一切，我覺得以上所說的一點是我跟他們最深的分歧。他們大概覺得最高級的生活在集體活動，我卻一點兒也不信。我認為最高級的生活是更加個人化的生活，我還認為，團隊合作固然十分重要也極有必要，卻不是我們天性中最高方面的常態，因為我們所有人，是在略有不同的事情上各臻極致的，所以一旦我們一起工作，就幾乎不可能各盡天性之所能。

我認為將來所有的教育應該對這一點銘記不忘，還應該關注個體臻於卓越的可能性。職此之故，教師資格種種，頂重要的是對學生心懷由衷之情，他要對每個學生懷抱這種情感：「這是個有才能的人，能做出一番事情，他有權利在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說，「這是軍隊的一名戰士」，也不是說「這是塊搞宣傳的料子」，或「這個人可以培養出來，讓他去身居高位，好乾這個，干那個。」這都不是雕琢璞玉的恰當方法。恰當的方法是近於宗教的方法，是悟到每人各有所長，各有某些可能性，而教書育人無非是叫它們呈現出來。

TAG:東方歷史評論 |

※俄羅斯高等教育人口世界領先，為何民眾卻酷愛打架？
※丰台：「教育集群」匯聚育人合力
※育人，更「育」人——狗蛋兒媽
※愛國是教書育人永遠的主題
※素養為本 整體育人
※民國老課本，點滴美育人心
※莫金化：漢字情 育人夢
※心理健康教育實現全課程育人
※體育是立德樹人的育人工程
※育人格言
※文化育人在傳承中創新
※大學育人的「家國情懷」
※知識人格化：學科育人的取向和路徑
※「育人」學習傳統文化 關注少年健康
※全國動物保護教育人士在邕開展集中研討
※陝西師大：用傳統文化鑄魂育人
※「在平衡中知人育人」—專訪林敏女士和她的「七彩林」
※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體育人物之一：原國際足聯主席若昂·阿維蘭熱
※【砥礪奮進的五年·人權篇】紮根高原教書育人——記青海果洛州瑪沁縣第一民族小學老師萬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