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儒學 09-09

科舉：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考試現場

十六世紀晚期，義大利神甫利瑪竇不遠萬里，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真正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他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對中國文明有比較細緻的觀察，其看法深刻影響了西方人。他認為，中國的制度可能有很多問題，但其科舉制保證了政治權力掌握在知識階層手裡，類似於柏拉圖「哲學家治理」的「理想國」：

只有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人才能參與國家的政府工作；由於大臣們和皇帝本人的關懷，這類的候選人並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職的人對於職務要靠經過考驗的知識、審慎和幹練來加以鞏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職還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動中已經很有經驗。（《利瑪竇中國札記》，48頁）

無獨有偶。距利瑪竇兩百多年，英國使團馬戛爾尼、斯當東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舉制的意義，以為這樣制度既維持了社會公平，同時保證政府有足夠的經過知識訓練的官員：

在中國大致可分為三類人：第一類人是讀書人，官吏都由這類人產生；第二類是農民；第三類是各種工匠，其中包括商人。關於讀書人的考試，全國會試在北京，錄取者給以最高學位。讀書人所學的東西是一些修身治國的道理，加進去中國的歷史常識。在北京會試錄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職。這些人組成全國重要的官府衙門。（《英使謁見乾隆紀實》，329頁）

一個如此「美好」的制度，為什麼在二十世紀初年轟然坍塌了呢？

群眾舉薦與組織考察相結合

對於人類歷史而言，制度總是動態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科舉制對於中國，大概就屬於這樣的情形。

秦漢以後的歷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丟失江山這樣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歷朝歷代或以暴力，或以禪讓獲得政權，軍功貴族成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從一開始就不是軍功貴族所能玩得轉。秦王朝嘗試著啟用一些讀書人輔佐，但為時太短，並沒有形成一個穩定製度。劉邦奪得天下後，其智囊「陸生經常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從革命走向建設，從戰爭非常態走向常態，是漢初政治發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詔求賢，要求各郡守勸勉轄區賢士積極應召，以待擢用；舉薦不力者免官。高祖這一發明，文帝繼續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兩度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就時政問題命題策問，從中發現可用之才。這就是後世「察舉制度」的前身。

察舉作為一種制度，是在漢武帝時期確立下來的。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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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這次所舉賢良並沒有真的全部作廢，董仲舒此次不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獲得漢武帝信任，「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元光元年（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漢書·武帝紀第六》）至此，察舉制度治國理政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

所謂察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考察、舉薦。察是從上至下，是領導考察；舉是從下到上，是群眾推薦。作為一項制度，察舉也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不斷規範，一是隨著儒家地位上升，儒術漸漸成為取士的重要標準；二是察舉內容不僅有能，而且須有德行、學問、法令、謀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將察舉分為歲舉、詔舉兩類，歲舉為常科，每年進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對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員和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他們提名後由郡國每年向中央推薦，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額有限制，東漢和帝時規定凡滿二十萬人的郡國每年舉一人，不滿二十萬人的每兩年舉一人，不滿十萬人的郡國三年舉一人。舉孝廉是察舉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謂詔舉，就是由皇帝下詔察舉人才，是臨時性特科。人數不限、時間不定。

無論歲舉還是詔舉，這些被選中的賢良文學到了中央，還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程序才能獲得任命。考試的辦法主要有對策和射策兩種。對策就是命題作文，射策就是抽籤考試。凡屬詔舉上來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試，大多問些皇上目前最關心的事情。

應該承認，領導考察與群眾推薦相結合的察舉制在實行的幾百年中也為漢王朝選拔了大量有用人才，是中國政治從軍功貴族走向文人治理的重要步驟。中國社會之所以長時期穩定，甚至「超穩定」，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者比較早地明白王朝的所有權不能完全等同於經營權。劉姓的天下固然必須堅持，但經營打理天下事務，還必須擴大統治基礎，從各方面吸納有用之才。

以群眾推薦、組織考察相結合的察舉制度確實選拔了許許多多的有用人才。如公孫弘，假如沒有這個察舉制度，他怎麼可能從一個放牧人出任丞相併封侯？察舉制度為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一種可能，這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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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所有事物一樣，水久生蟲，器久則壞，法久則弊。察舉制度到了東漢晚期，已經衍生出一系列問題。不論是組織考察，還是民間品評，都被深度介入了人際關係，於是曹魏政權推出「九品中正」規範式考評，試圖以官方力量阻遏用人弊端。無奈，基於察舉基礎的九品中正依然無法根除利益勾兌，特別是世家大族、豪門名士、門閥勢力逐漸壟斷了原本自發自然的輿論環境，他們利用不對稱的權力架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任意品評，敗壞吏治，天下洶洶，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結果「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晉書·劉毅傳》）。九品中正成了不中不正，既得利益集團整體接班，不僅壟斷了一切資源，更重要的是破壞了社會上下階層的流動。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察舉制發展到九品中正，嚴重壓抑寒士進取之途，使統治集團無法獲得新鮮力量，統治有效性、合法性受到挑戰。隋建國，即廢中正，不再給士人劃分品級，只需參照「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進行考察，分別薦進。

煬帝即位，改革加速，大業三年（607年）令各級文武分孝悌、德行、節義、學業、文才等十科舉薦人才；又二年，將十科合并為四科，試圖制定人才選拔的客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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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沒有在這方面建構起完整的體系，但其趨向深刻啟發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諸州舉行人才選拔考試，報名資格是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資格認定後由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薦，謂之舉進士，經考試合格者，皆稱進士。這就將進士作為一個重要的科目規定下來，並明確每年十月到中央考試，明確州縣地方考試只是預試，相當於後來的鄉試，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試，才是國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確士人自願報名，投牒自應，而不必再經過任何官府或官吏的舉薦，使下層寒士獲得進入上層的機會。

唐朝設置的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制科兩類，每年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稱為「分別科目，舉送人才」。這就是科舉最準確的含義及其由來。

明經、進士兩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義或時務。後來，這兩科內容、名目雖有變化，但其精神就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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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帖經，就是將儒家經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只要熟讀儒家經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死記硬背比較容易，文學才能畢竟需要某種天賦，所以重詩賦的進士科比較難，而以儒家義理為主的明經科相對較易。

科舉制經宋明兩代不斷完善，逐漸定型，日趨規範。通過這項制度，不僅滿足了王朝政治的人才需求，而且極大激勵了士大夫階層的情緒、向心力。據不完全統計，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三百多年中，進士總數接近十萬人，舉人、秀才以百萬計。

事實證明，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考試，極大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相當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公正。

科舉體製為唐宋以來輸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國之棟樑。至少從宋代以後，中國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而非武人的舞台，士大夫階層的重要職業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謂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十八世紀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政治秩序的讚美，主要的都是因為科舉製為輸送了取之不盡的有教養有學識的人才。

科舉：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作為「天朝上國」，中國文明對周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科舉制被日本、越南、朝鮮等地長時期採用。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十九世紀中期從英國開始的文官制度，也有相當部分來自科舉制的「制度移植」。

當然，作為一項制度，科舉制在最充滿活力的時候也潛伏著危機，這個制度本身幾乎一直處在改革、調整的狀態中：

一是內容的改革。自隋唐至明清，科舉考試的內容有很大的變化，儘管在主旨上沒有脫離儒家思想的主導，但在細目上，在學術資源上，前後明顯不同。後期，由於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調整，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導思想，朱熹的注釋，成為考試的標準答案。

二是考試手段，防作弊的手段，不斷改進。考試，從來都是考官、考生的博弈過程。考場作弊，是人類的天性，防作弊也就成為科舉考試的一個重要內容。讀舊時小說，說了很多作弊的技巧，反過來，也說明科舉考試為了維護社會公正，確實致力於防作弊，對於作弊者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

在科舉考試中，最受今人詬病的莫過於「八股文」。這項制度形成於明朝成化年間，其主旨原本是為了考試的標準化、規範化。所謂「八股」，通俗的說法類似於今日中學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組成：

破題規定用兩句話點明題義，即將題目之義破開。其實用今天的語言來解釋，就是點題。也就是說，在開篇就必須用簡略的文字點明題意，讓讀者知道你這篇文章要講的主要內容是什麼。且規定點明題意只能用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概括題意、解釋題意，但不能直說題意，要留有懸念。破題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破題好壞直接影響後面的表達。有一篇題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題的兩句話是：「匹夫而為天下法，一言而為天下師」。前一句破「子」字，後一句破「曰」字。這是比較標準的破題。

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緊要之點，是對主題的進一步補充，具有「副標題」的功能，具有承上啟下的使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多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常思」為開端引出下文，以聖賢口氣開始議論，比較深入說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過十句。

入手為起講後入手處。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著的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文字，所以又稱起二比、中二比、後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說或稱提比、小比、中比、後比；或說是提比、中比、後比、束比。比者，對也，是全篇正式的議論。這樣，四股當中，每股都有兩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都要相對，合計共八股，所以稱為八股文。換句話說，在這四段文字中，要求盡量使用排比句，要講究詞性相對、平仄相對。由此不難想像，一句詩找出可對之句，似乎並不太難，難的是這長篇大論都要講究排比，講究詞性，講究平仄，講究韻律，這確實不是那麼太容易。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八股文是融經義、策論、詩賦為一體的考試格式，所講究的是文辭和格式。

明朝規定科舉考試中的四書義不得少於兩百字，多則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間，規定每篇不得超過七百字。批評者總是以為八股文不僅體制僵硬，而且要代聖賢立言，於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無文采和氣勢可言。清初學者徐大椿的《道情》描寫八股文的害處時說：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便作了欺人技。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個批評對於八股末流可謂切中時弊，因為隨著科舉制度日趨規範，命題自然越來越有規律可尋，於是一些不良補習老師不是要求士子認真讀書，結合實際充分理解儒家經典微言大義，而是憑藉自己的經驗和聰明猜題、押題，結果正如顧炎武所批評的那樣：士子連儒家經典都不要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幾十篇範文而已。（《日知錄·擬題》）這與現在高考語文特別是作文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八股取士束縛人的靈性、創造性。

八股文後來的弊病當然不是制度創設者的原初本意，這個制度的設立主要的還是出於考試規範化、客觀化一系列公平公正的考慮，因為只有在規定的字數內、時間單位內，才能考察眾多考生的差異。這就像體育競賽一樣，所有競賽者必須遵循同一規則，沒有例外。而且作文評估從來都是閱讀者主觀色彩最濃的一門科，如果不對文章結構進行細密解析，閱卷者勢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這個制度創設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在一定的規制內創新，猶如畫聖吳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蘇軾文集卷七十·書吳道子畫後》）嚴格規則照樣可以創新，關鍵還看各人知識、涵養、造化。

時移世易：落後的原罪

科舉制滿足了農業文明、帝制時代的基本需求，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介入，科舉制、八股取士的制度肯定還會不斷完善，推陳出新。

科舉：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然而，歷史發展總有出人意料者。就在科舉、八股日臻成熟的時候，歐洲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以八股取士為核心的科舉制終於走到了盡頭。

西方的新變化在最初進入中國的時候並沒有對科舉體制構成壓力，相反，西方人反而認為科舉制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因而將這個制度引向西方，構成後來西方文官體制的一個重要因素。

視科舉制有問題，主要發生在1860年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之後。實事求是說，中國在那時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終於開始學習西方，但是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從骨子裡並不認同中國文明整體性落後於西方。那時的中國精英普遍認為中西之間的差異只在中國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缺少工業文明、商業文明，更缺少科學技術，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失敗之後依然信心滿滿，相信「中體西用」，相信缺什麼補什麼，中國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

中國人當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明，有針對性學習西方，補上最缺的那些東西也不算錯。1862年，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隸屬於總理衙門，聘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管理館務，幾年後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總教習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在同文館任職的中外教習有傅蘭雅、馬士、李善蘭、徐壽等。同文館儼然成為中國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的重鎮或大本營。

在同文館存在的四十餘年間，培養了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的專業人才，但同文館體制忽略了一個重大問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從整體上建構一個現代教育體系，因而導致科舉制與近代科學不接榫：學科學的人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獲得功名，沒有功名，就沒有辦法進入體制；繼續埋首科舉考試的人不懂科學，甚至不懂時務，所學非所用，儘管獲得了功名，但對體制，對社會，又不能適應新的需要。

科舉：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為彌補這些缺陷，馮桂芬提出「改科舉」、「改會試」、「廣取士」、「停武試」等一攬子科舉改革方案，讓科舉選出的人才合乎社會需要。馮桂芬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專業人才如何與科舉體制相互銜接的問題，建議「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工成與夷制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制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廩其匠倍蓗，勿令他適。」（《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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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桂芬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畢竟同文館畢業生漸多，留學歸來者也開始出現。1874年，李鴻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個科舉變通方案：

臣愚以為科目既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設同文館，江省亦選幼童出洋學習，似已辟西學門徑，而士大夫趨向猶未盡屬者何哉？以用人進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擬請嗣後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外國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無不逮西人之處，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門，蓋無以鼓勵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議，於各種略同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深淺，酌給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降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於罷革。其京城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習算學生，及出洋子弟學成回國，皆可分調入局教習，並酌量派往各機器局、各兵船差遣。（《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十四）

李鴻章想到了科舉改制，想到了新人才的出路，唯獨沒有想到的是像日本那樣，建構一個全新的教育體制。因而等到甲午戰敗，知識精英迅即將失敗的根源歸結為科舉，歸結為中國沒有新教育。嚴復說：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眇，無益也；雖練軍實，講通商，亦無益也。（《救亡決論》）

梁啟超寫道：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後，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於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飄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啟超的看法對，又不對。對，是他看到中國之所以在中興之後不堪一擊，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開學校；不對，是他接著強調「學校之立，在變科舉」，以為學校是科舉的延伸，科舉是學校的前身。梁啟超的這個看法對中國教育史、科舉史的研究，都是誤導。

當然，梁啟超這個看法並不是他一人所獨有，自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以來，相當多的中國人都將科舉與學校劃等號。其實，仔細想想，這個看法大錯特錯。科舉對教育確實具有引領示範功能，科舉考什麼，士子一定去學什麼。但是帝制時代的中國學在民間，政府並沒有壟斷基礎教育。至於宋代之後各地湧現的諸多書院，可以視為科舉考試的復讀基地，而且是集中封閉的復讀基地，聘請名師予以輔導。而科舉，始終是朝廷選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正是基於如此認識，儘管改科舉、廢科舉的呼聲不斷高漲，清廷在甲午戰敗的反省，就是像日本那樣在全國推廣來自西方的新教育，而不是將科舉體制改為教育體制。1898年「戊戌變法」第一號文件《明定國是詔》寫道：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其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德宗實錄》卷418，482頁）

這道諭旨一是宣布創辦京師大學堂，作為新知識教育基地，並作為全國新教育的示範；二是宣布調整科舉考試的內容，「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由此可見，在光緒帝的意識中，儘管科舉制存在諸多問題，但新教育與舊教育並行不悖，科舉考試必須改進，但並沒有廢除的意思。

顯然，康有為並沒有理解皇上的意思。十天後（6月16日），他與光緒帝有如此對話：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應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

康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

上曰可。

對曰：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

上曰可。

（《康南海自編年譜》，50頁）

八股取士關涉千千萬萬讀書人的前途，立廢八股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年考生一直在八股複習中用功，政府說廢就廢，顯然無視這些士子的利益，因此清廷採取漸進辦法。6月23日，光緒帝在宣布廢除八股取士，要求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不再使用《四書》命題，一律改試策論。但同時宣布這一改革並不從當年始，而是三年後逐漸推行，以此為考生留有足夠的調整時間。

至於改革後如何詳細章程，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接受皇上的委託，慎重研議，提出了一個新章程。新章程只是稍微改變八股取士的面目，並沒有如康有為等人所要求的那樣廢棄八股取士。但，新方案的好處是逐漸變革，在保留舊形式前提下逐步變化其內容，這樣自然比較容易被士子接受，也比較好地照顧了他們的利益，不致於引起社會動蕩。這個方案既迎合了潮流，又照顧到了習慣，是一個新舊兩宜的折衷選擇，使激烈的新舊衝突得以平息。

新教育必須獲得發展，科舉制必須改進。這是1898年中國政治改革的共識。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那年秋天一場未遂政變打亂了既定計劃，京師大學堂的創建沒有啟動。直至義和團戰爭結束，新政重啟，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責成各行省普立學堂，並令新進士悉就學堂肄業。然而各地對清廷學堂、科舉並存的思路並不理解，大率觀望遷延，否則敷衍塞責，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備。這是什麼原因呢？袁世凱、張之洞1903年3月有一個細緻分析：

推究其故，則曰經費不足也，師範難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為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實莫甚於科舉。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何者？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人所畏阻。學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後成才；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倖而期獲售。雖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經義，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詣可比。設有年少博植之輩，未嘗學問，小有聰明，或泛覽翻譯之新書，或涉獵遠近之報紙，亦能侈口而談經濟，挾策以干功名。而宿學耆儒，皓首窮經，篤守舊說者，反不能與之角勝，坐視其速成以去。人見其得之易也，群相率為剽竊抄襲之學，而不肯身入學堂，備歷艱辛，蓋謂入學堂亦不過為得科舉地耳。今不入學堂，而亦能得科舉，且入學堂反不能如此之驟得科舉，又孰肯舍今而圖遠，必易而求難。

袁、張的結論是：

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

他們建議，即便科舉不能驟廢，亦當斟酌變通，分科遞減。務期科舉逐漸而盡廢，學校櫛比而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奏請遞減科舉折》，《光緒政要》卷二十九）

袁世凱、張之洞逐年遞減科舉的建議並沒有很快見效，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經費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若不變通裁減，則人情不免觀望，學堂興起就仍然只是一個期待。為此故，張百熙、榮慶、張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摺，建議「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張之洞年譜長編》，811頁）

這個建議獲得清廷認可，批准諭旨以為「學堂、科舉合為一途，係為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歸學堂考試。（《光緒朝東華錄》，5129頁）

按照這個建議，科舉制已經走到了盡頭，但還不是立即結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聯銜奏請「立停科舉以推廣學校」，理由還是那些理由，只是不再留有過渡期：

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廢，學堂遍設，亦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侮。科舉素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而中國士子之留學外洋者亦知進身之路，歸重學堂一途，益將勵志潛修，不為邪說浮言所惑，顯收有用之才俊，隱戢不虛之詭謀。所關甚宏，收效甚巨。（《光緒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處，清廷有什麼還好猶豫的呢？兩天後（9月2日），皇上有旨，准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並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運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至此壽終正寢，成為歷史陳跡。

廢科舉是近代中國一個重大事件，給那些不通新學一心科舉的士子帶來嚴重不適，但說廢科舉阻斷了青年士子晉陞之路，並進而引發對體制的抗爭，引發辛亥革命。這樣的說法誇大了事實。事實是，一部分年輕讀書人早已準備出洋留學，或進入新學堂；對新知識沒有感覺的「舉貢生員」，清政府並沒有聽之任之，讓他們流落社會，而是「分別量予出路」（《德宗實錄》卷548，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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