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尋找奧威爾：令人哀痛與深思的旅程

在緬甸尋找奧威爾：令人哀痛與深思的旅程

文|劉芳

（財新記者）

「喬治·奧威爾，喬-治-奧-威-爾。」美國記者艾瑪·拉金（Emma Larkin）放慢了語速，對眼前的一位緬甸老學者說。老者搖著頭，目光茫然。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作者。」拉金再一次嘗試。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高興地拍打著額頭：「你在說先知！」

由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開始，拉金敘述了自己在緬甸尋找奧威爾的旅程。

喬治·奧威爾（1903-1950）

上世紀20年代，奧威爾曾作為大英帝國的警察在緬甸生活了五年。之後，他突然返回英國遞交辭呈，開始寫作，出版《緬甸歲月》《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由此躋身20世紀最受尊敬和最有預見力的作家行列。

1995年開始，拉金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復原了這段幾乎被所有研究者忽視的生活經歷。《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2004年在美國出版。《紐約時報》評價稱，「這本書令人哀痛、引人深思，又帶著極其吸引人的性質。它是文學分析和政治旅行札記的結合體：它用緬甸去解釋奧威爾，又用奧威爾去解釋今日緬甸的苦難。」

該書中文版2016年10月由三輝圖書與中央編譯出版社聯合推出。2017年1月13日，中文版譯者、文化學者王曉漁，與劇作家李靜、《東方歷史評論》高級編輯庄秋水一起，在北京雕刻時光咖啡館就該書展開討論。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Emma Larkin 著

Penguin Books

2006年3月

寓言文學讓作惡者變成拙劣的模仿者

在緬甸，有人開玩笑說，奧威爾的作品是「緬甸三部曲」。因為他的《緬甸歲月》《動物莊園》《一九八四》，幾乎就是緬甸在20世紀經歷的歷史。

《緬甸歲月》自不必說，它記錄了英國殖民時期的緬甸社會；《動物莊園》講述了一群豬推翻人類農場主又成為新農場主的故事，這與緬甸從英國獨立不久又被軍政府掌控有相似之處；《一九八四》對於極權主義下生活的精準描述，則像極了緬甸在軍政府治下的場景。

「我最近對寓言文學有了一些新的感觸。」在討論現場，李靜說，「寓言文學將最壞的可能性寫出來，如果後來的歷史照此發生了，作惡者就成了文學的拙劣模仿者，成了讓人發笑的小丑。從這個意義上說，寓言文學消解了作惡者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一九八四》

喬治?奧威爾 著 劉紹銘 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3年5月

緬甸曾是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20世紀上半葉是亞洲的「米倉」。但在軍政府始於1962年的統治下，僅僅25年時間，緬甸成為聯合國宣布的世界最欠發達的國家之一，與它並列的其他十個國家全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血腥鎮壓了發生於1988年的人民起義之後，軍政府更改了各處城市、小鎮和街道的名字。拉金在書中說，「這裡面有一個深層動機。將軍們在重新書寫歷史。當一個地方被更名，過去的名字從地圖上消失，最終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如果有可能，關於過去事件的記憶也會被抹去。」軍政府甚至改變了國家的名字，將作為Burma而存在的緬甸，替換為一個新的國家Myanmar。

拉金在書中引用了緬甸一位政府發言人一年後對1988事件的總結：「真相只有在一定時間內是真實的。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所謂的真相不一定是真實的。」這與《一九八四》里的名言異曲同工：「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緬甸歲月》

奧威爾 著 郝爽 張暘 譯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1日

「《一九八四》在緬甸變成了全面的現實，而《一九八四》在緬甸是禁書，沒有緬甸語譯本。」李靜說，這也恰恰印證了《一九八四》封面上印著的那句話：「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

文學講述的不是現實，而是真相

有趣的是，現場三位討論嘉賓，王曉漁、李靜、庄秋水，都畢業於中文系，都是在20歲左右第一次接觸到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九八四》，也都曾得出相似的第一印象：「概念化」「政治性大於文學性」。

但時隔十幾年，帶著各自的生活閱歷再讀，他們共同感到，「像是以前從沒讀過一樣」「醍醐灌頂」「有刻骨的痛感」。

王曉漁說，這也許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提倡「純文學」概念，以至於中文系出身的人首先都會從「文學本位」去評價，不認可所謂「觀念先行」的作品。但如果仔細考量，「純文學」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不那麼「純」，是為了回撥當時主流文學過於政治化而產生的。

《動物莊園》

喬治·奧威爾 著 張毅 高孝先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1日

「我現在觀念有了一些變化。我覺得文學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吸納所有內容。它能處理包括政治在內的任何話題，區別只在於處理得夠不夠好。」王曉漁說。

他向讀者分享了自己想法變化的過程。最初讓他頗感吃驚的，是福克納的一句話。這位以意識流手法和多角度敘事而著稱、極具藝術美感的作家表示，「我的理想是寫一本《一九八四》。」

更大的觸動源自德國哲學家阿倫特關於政治的解讀。阿倫特將「政治」溯源回亞里士多德時期，認為廣義的政治即公共空間的公共生活，是任何個體都必然參與其中的。後來隨著對「政治」的窄化理解，人們產生出「現實政治齷齪骯髒、文學藝術高於其上」的想法，而這恰恰造成了政治冷漠。阿倫特認為，這種觀點應該糾正，每個人都應積极參与公共生活。

庄秋水也談到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解。「我越來越覺得，文學講述的不是現實，而是真相。」

閱讀《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的體驗，讓她想到另一本相似的作品，伊朗女作家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後者描述了在原教旨主義時期的伊朗，人們被禁止閱讀來自「資本主義敵人」的文學作品，身為大學老師的納菲西就帶著幾個女學生，在秘密空間里偷偷閱讀納博科夫、菲茨傑拉德、奧斯汀……以個體的文學審美對抗極權。

《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英文版插圖

庄秋水說，她一度也覺得納菲西這本書有點「泛政治化」，好像不管什麼文學作品，都要拿來做一番政治解讀。「但這幾年我的想法改變了，因為他們就身處這樣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裡，政治觸及生活的各個層面，而文學正講出了這種生活的真相、內心的真相。」

每個笑話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李靜複述了書中讓她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二戰」期間緬甸被戰火摧殘，穀物乾枯，甚至牲畜都拒絕食用。日軍為了解決運輸軍火的問題，想出了一個奇特的辦法，讓運貨的驢子都戴上綠色玻璃的眼鏡。驢子看到穀子是綠色的，就高高興興地進食了。書中一位緬甸人說，軍政府統治的緬甸就是戴綠色眼鏡的時代，「意思是，看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卻被迫把它想成好事情。」

另一個笑話則說，有個緬甸人長途跋涉去鄰國看牙醫。醫生看到他很驚訝：「你們國家沒有牙醫嗎？」「有啊，但問題是，我們不能張嘴。」

笑話在這個國家中盛行，書中，拉金引用奧威爾的話做了一個註解：「每個笑話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緬甸村落

「笑與權力的關係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主題。」李靜說。她最早意識到這一點，來自於蘇聯文學評論家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巴赫金認為，狂歡是一種全民自發的、共同參與的活動，因而消解了階級、特權的存在。「我覺得這是在用另一種語言探尋精神自由的可能。」

李靜說，中國的文學傳統里似乎較少有這樣特質的作品，最適合用巴赫金理論解讀的也許是王小波，再早一些，魯迅的《故事新編》大概也在其列。「幽默感是人類較為稀缺的品質，因為幽默感需要的創造力、智慧更高。而一旦掌握了這一技能的人，是絕不會受控於統治者的手掌心的。」

王曉漁則表示，笑的力量有不同向度，有時反而會起到削弱力量的效果。他舉例說，比如現在關於霧霾問題的各種段子，一定程度上就掩蓋了問題的嚴肅性和迫切性，在嬉笑中消解了積極行動的可能。對各種問題不加區分的「娛樂化」，或許只能導致「娛樂至死」。

有讀者現場提問，無論緬甸還是前蘇聯，政治笑話盛行，說明人民心中早已都有反對意願，但是認知似乎並不代表就能起作用，在這些國家的進程中，人民的作用總是缺位的。對此，王曉漁說，「在這些國家裡，人們思考、閱讀，不是希望由此讓一個帝國崩潰，而是讓自己的內心免於崩潰。在外部環境不斷產生焦慮和壓力的時代，這也許是個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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