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

撰文：艾瑪·拉金

翻譯：王曉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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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喬治·奧威爾曾作為大英帝國的警察在緬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後，他突然毫無預兆地返回英國遞交辭呈，開始了寫作生涯。而緬甸則以各種形式在他的書中出現：《緬甸歲月》《動物農莊》《一九八四》，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吸煙室的故事》……

美國記者艾瑪·拉金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彌亞、仰光、毛淡棉、傑沙……她試圖為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是什麼樣的經歷促使奧威爾放棄了殖民地生活，轉而從事寫作？又是什麼讓緬甸這個地方變得如此貧窮和悲慘？拉金復原了奧威爾這段幾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經歷，並寫出了奧威爾對今日緬甸的精神影響。與此同時，她帶著奧威爾的清醒和觀察力，刻畫了在殖民幽靈與獨裁統治的交纏下，緬甸日常生活的矛盾與荒誕，以及人們的恐懼與希望。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是不是很美？」晚餐時，坐在我隔壁的灰白頭髮的女性一邊遞給我一隻瓷盤，一邊問我。

因為有些年份而稍有泛黃的盤子，裝飾畫是標準的英國風情：一座被粉紅色灌木叢和薰衣草掩映的茅屋，碎石小道穿過花園，通往半掩的前門。在茅屋的樓上，一名有著金色髮辮的女孩微笑著從郵票大小的窗口揮手。細微的勿忘我環繞著這幅風情畫由，沿著盤邊圍成精緻的花環。

我對瓷盤讚不絕口，然後把它傳給坐在我左側的另一名年長女性。她用雙手恭敬地接過。「這隻盤子可能比我們所有人都要老，」她說，「很難在緬甸看到這麼美好的東西。」

我在碧翠絲·湯普森（Beatrice Thompson）的家中做客，她是居住在毛淡棉南部城鎮的英緬混血兒。幾年前在倫敦大學學習緬甸語的時候，我遇到過碧翠絲的姐妹。她給了我碧翠絲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在去毛淡棉之前和她聯繫。我在仰光打電話給碧翠絲，她堅持來火車站接我。我怎麼辨認你？我問。「你看到藍色的眼睛就會知道是我。」她回答。

仰光始發的日間列車，向北繞過馬達班港（Gulf of Martaban），再南下前往毛淡棉。在仰光火車站，我被告知外國人只允許購買頭等車廂的車票，所以我在幾乎空無一人的車廂里度過了十個小時的旅程，坐在邋遢的躺椅上，看著火車哐當哐當地掠過無盡的稻田、小村莊和高聳的石灰岩，這都是緬甸南部的典型風景。

我到達離毛淡棉最近的火車站馬達班的時候，夜色已經降臨，晚間的濛濛細雨讓火車站亂成一團。小販在他們的貨攤上搭起防水帆布，旅客擁擠在火車站站台漏水的屋頂下面。沒有電，唯一的照明來自小販在他們攤位上點起的幾十根蠟燭。人群向各個方向移動，悶熱而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檳榔和機油味道。蠟淚像融化的奶油蛋糕一樣，落在一堆木瓜上面。滿滿一籃雞骨頭散發著幽靈般的紅色。一群笑眯眯的僧侶，披著血紅的袈裟，在夜幕中出現，他們的光頭在燭光中閃閃發亮。我在火車站裡盲目地徘徊，試圖尋找出口。突然，在人群的嘈雜聲中，我聽到清脆的英語口音：「嘿，親愛的。」我轉過身來，看到碧翠絲悠閑地站在混亂的人群之中。她穿著珍珠藍上裝，貼身的塔曼緊緊地裹住凸凹有致的臀部。她的銀髮在頭頂盤成圓圓的髮髻。她對我親切地笑著，在微弱的光線下，我辨認出她眼睛中的淡藍色。

毛淡棉與火車站隔河相望，碧翠絲帶著我沿著碼頭匆匆行走，試圖趕上渡輪。她舉止幹練，用黑雨傘開路，在小販中擠出一條小道，斥責試圖向我漫天要價的船夫。在船上，她從大手提袋裡拿出兩隻空塑料袋，鋪在潮濕的木板上作為臨時座位：一隻是她的，一隻是我的。當渡船在漆黑的河水裡駛向對岸，她撐起雨傘，擋住我們頭頂的夜雨。

毛淡棉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是一大片黑暗中的低層建築，偶爾散落著一些燈火。往上可以勉強辨認出高聳的山脊輪廓，在閃爍的彩燈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些佛塔屹立其上。碧翠絲和我躲在雨傘底下，看著小鎮漸漸清晰。黑盒子式的輪廓慢慢變成關著的店鋪，它們有著鐵窗柵欄和掛鎖鎖住的門。岸邊的鳳凰木風影綽約。不久，渡船在空蕩蕩的碼頭停泊靠岸，旅客手忙腳亂地擠上濕滑不平的跳板。碧翠絲在一位船夫的攙扶下氣定神閑地走下船，我在她後面深一腳、淺一腳地跟著。她很快喚來一名在角落處避雨的三輪車夫，帶我去旅館。入住後她給我留了15分鐘，卸下行李，洗漱一番，然後參加她和朋友們的晚宴。

碧翠絲的三個朋友也是英緬混血兒。她們是退休教師，沒有一位結過婚，她們自稱「老處女的歡樂組合」。我們坐在碧翠絲的前屋裡—這個簡單的房間被一支巨大的教堂蠟燭照亮，蠟燭被安放在一個極度奢華的白蠟燭台（碧翠絲解釋，燭台來自她父親的家族）上。晚宴是緬甸冷麵色拉搭配雞肉咖哩。那些女人們用手抓著食物，同時為這種進餐方式表示歉意。「這樣感覺味道更好。」一位說。晚餐之後，碧翠絲端出一盤花生糖，用大茶壺倒茶。茶杯有著鳶尾花（fleur-de-lis）圖案，不過是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人們開始評論真假的區別。碧翠絲解釋說，古舊的英國瓷器很難保存下來。在過去幾十年里，她所有的瓷器都陸續被摔碎。她說，童年時代保存至今的東西，只有白蠟燭台和繪有揮手女孩的瓷盤。

「毛淡棉過去繁華似錦，」坐在我身邊的女人這樣嘆息，她身材瘦削，形容枯槁，「這個小鎮曾以美食而著稱。我記得每天晚上都能大啖龍蝦。現在我們幾個人的月薪加在一起也買不了一隻龍蝦。」

女人們對毛淡棉的黃金歲月浮想聯翩，碧翠絲長嘆了一口氣，打斷她們。「親愛的，你知道，」她對我說，「我們的政府有些糟糕——非常糟糕。它控制了這個美麗可愛的國家，然後把它摧毀。現在我們都註定生活在這個煉獄裡，無路可逃。」

「注意你的言辭，碧翠絲，」一名婦女用她抑揚頓挫的聲音發出警告，「說話當心點。」

我想聽碧翠絲那些不吐不快的話，為了避免跑題，我提到昂山素季在緬甸奔走時民眾如何爭相聆聽她的演講。我說，或者這是將軍們放鬆管制、變化即將到來的信號。房間陷入沉寂。那名形容枯槁的婦女，眼睛盯著茶杯邊緣的百合花紋飾。碧翠絲忙著把一張餐巾紙摺疊過來摺疊過去。在一陣難堪的沉默之後，我拿了一粒花生糖，稱讚它如何美味。

對話重新回到安全的議題。我們討論我的火車旅程。「這段時間鐵路系統丟盡了臉。」一名婦女厭惡地搖著頭。「這些年我從來沒有乘過準點的火車。」另一名婦女用古雅的英語問我在哪裡下榻。「你不能和我們住在一起，真是太遺憾了。」碧翠絲解釋說，她已經詢問過當地政府，是否允許她在自己家留宿外國客人，被他們拒絕。「在毛淡棉已經沒有什麼體面的地方可以一住。」坐在我身邊的瘦削婦女小聲嘀咕著。

婦女們不願意直接談論政治，但是我意識到，她們很願意通過批評不斷漲價的龍蝦和晚點的火車來間接地批評政府。一個小時後，她們沒有倦意，碧翠絲表示我在長途旅程之後可能有些疲勞，建議先行休息。我謝過她的好意，返回旅館，並且約定第二天下午再來喝下午茶。

奧威爾的母親艾達·梅布爾·利穆欣（Ida Mabel Limouzin），在毛淡棉長大。我向碧翠絲和她的朋友們打聽利穆欣家族，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一名婦女想起在鎮中心東邊的某處，舊木材廠往下有一條叫作利穆欣的街道。我在一本過時的英文導遊書中看到過這條街道，準備第二天前去探訪。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毛淡棉曾經被視為緬甸最美的小鎮。主路兩邊是曾經屬於殖民地商人的雅緻的老式建築。但是，建築物外表的粉紅色和奶油色已經有些褪色，裝飾性的泥灰檐和薔薇花飾已經開裂，牆上到處都是潮濕的水跡，彷彿水彩畫家筆下喜怒無常的雨季天空。久經滄桑的清真寺，有著彎曲曼妙的拱門和天藍色的穹頂。雖然在老式建築之間點綴著許多新建的店屋，銷售電器、文具或食品百貨，但是這條路依然有人跡罕至的感覺，彷彿家家戶戶都關門歇業，出門避暑去了。窗戶被木製百葉窗遮蓋，門上是生鏽的掛鎖，門後是雜草瘋長的花園。

在毛淡棉有記錄的第一位利穆欣家族成員，是一名來自波爾多（Bordeaux）的法國男子，名叫G. E.利穆欣（G. E. Limouzin），1826年英國剛剛吞併下緬甸，他就來到這裡。那時的毛淡棉不過是一個小漁村。然而，從附近山脈流下的三條河流都在這裡交匯，使之具有了戰略意義。這裡有通往安達曼海（Andaman Sea）的天然避風港，也是翻山越嶺通往暹羅（Siam，今天的泰國）的商隊要道。英國征服這片區域，開闢唯一一條沿河道路，建立軍事要塞和市場，為毛淡棉奠定了基礎。在定居點周邊的森林，不僅老虎和大象活躍其中，還盛產柚木，這片區域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木材商人和造船者。其中一位就是奧威爾的外曾祖父——G. E.利穆欣。在只擁有一條街道的英國哨站毛淡棉，他成立了利穆欣公司，主要生產木船。1863年他去世的時候，毛淡棉已經成為印度、英國、德國、法國、美國、亞美尼亞（Armenia）和中國商人匯聚的國際貿易中心，利穆欣公司成為鎮上最興盛的公司之一。

利穆欣至少有兩個兒子，一位是奧威爾的外祖父弗蘭克·利穆欣（Frank Limouzin）。對弗蘭克先生，人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專業的畫家、優秀的歌手，是一個在毛淡棉社交圈非常活躍的角色。弗蘭克第一任妻子去世後，他再婚，生下九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奧威爾的母親艾達。

1926年奧威爾到毛淡棉擔任警務首長之前一年，他的外祖母—在鎮上因為經常發起晚宴派對和網球聚會而著稱—去世。那時的毛淡棉，籠罩在一名英國旅行作家所說的「日暮西山的氣氛」之中。19世紀中葉，英國控制上緬甸之後，把都城設在更為發達的仰光。毛淡棉的繁盛時期宣告結束，一度繁忙的木材場和造船廠被關閉。毛淡棉逐漸成為休假勝地，英國殖民地官員來此放鬆心情，消遣時日。20世紀60年代，奈溫把緬甸所有的私人產業都收歸國有，驅逐外商離境，大量英國、英緬混血兒和印度家庭離開毛淡棉。曾經由英美傳教士和修女主管的當地著名教會學校，被政府接管。毛淡棉每況愈下。一位仰光的朋友告訴我：「毛淡棉被掃蕩一空，沒有商業，沒有生活，一無所有。毛淡棉只不過是一個有著高大建築的村莊。」

我沿著街道行走，逐漸遠離市中心，老式商人住宅開始讓位給簡易木製窩棚，偶爾點綴著白色水泥店屋。我經過一座舊式柚木場，那裡生長著藤蔓和野生香蕉樹。高聳的磚砌煙囪矗立在正中，被蜿蜒碧綠的藤蔓纏繞，彷彿五朔節的花柱。距此不遠，我發現我要尋找的路牌。那是一塊湖藍色路牌，用緬甸文寫著「雷茂欣」（Leimmaw-zin），最接近「利穆欣」的緬甸發音。

我沿著利穆欣街道向上走。這是一條整潔的小道，有著平整的柏油路面，道路兩旁低矮的白牆之後是錫頂房屋。橙色九重葛肆意的葉子漫無邊際，越過籬笆，蔓延到人行道上。沿著一座寺廟的牆基，有一排修剪整齊的灌木叢。我走上緩緩的坡道，聽到電台音樂從一些房屋隱約傳來，但是一個人也沒遇到。街道盡頭通往一條更為繁忙的主路，我問一位過路人是否知道街道的名稱「雷茂欣」是什麼意思。「是的，」他自信地說，「『雷茂』意味著橙色，『欣』是一種架子，我們叫橙架街。」

那天下午我重返碧翠絲的家。我注意到白天那裡看起來更加破敗。碧翠絲獨自住在這棟水泥房屋的一樓兩個房間，一個房間是卧室，前屋是廚房兼餐廳。在她小小的後花園裡有一棵番石榴樹，果實的大小和色澤接近網球。碧翠絲為簡陋的條件向我表示歉意。她告訴我，她過去居住在市中心老達爾豪西路（Dalhousie Road）的漂亮寓所里，但是那裡已經被拆除，她只能住得起這裡。

碧翠絲準備好茶水，配套的茶壺和鳶尾花茶杯放在塑料托盤上。在旁邊的托盤上，精心挑選的糕點細緻地排列成螺紋狀。「去花園喝茶，意下如何？」她問，「多麼美妙的下午。」確實是一個美好的下午，蔚藍的天空，棉花一樣的雲朵，彷彿是從兒童的故事書里直接飄來。我把茶盤端到花園的小摺疊桌上，然後我們懶洋洋地躺在兩張帆布躺椅里，碧翠絲告訴我，躺椅是她從鄰居那裡臨時借來的。她一邊倒茶，一邊告訴我她曾經在當地女修道院給姑娘們上鋼琴和縫紉課。「我就是這樣長大的。我會跳舞，會為姐妹們畫些差強人意的肖像，還有……」

她停頓了一下，「但是這些都已經無足輕重。」碧翠絲現在以在前屋做針線活為生，縫補衣服。

碧翠絲的父親是英國人，出生在眉苗山間別墅的軍人家庭。他在緬甸長大，然後在電報公司工作許多年，娶了一名緬甸女子，甚至緬甸獨立之後依然留下。但是奈溫掌握政權之後，他迅速離開緬甸，那年碧翠絲18歲。「有時我認為與其說他是英國人，不如說他是緬甸人。」她說。與妻子和六個孩子在緬甸家中的時候，他說緬甸話，吃緬甸食物。「他返回英國之後，給我寫了封長信抱怨英國的天氣。」碧翠絲笑著說。

雖然留在緬甸的英緬混血兒不算很多，但是據報道緬甸的歐亞混血兒多於印度。英國男人和緬甸女人私通的後裔形成緊密的群體，在殖民地的社會光譜里，他們位於緬甸人之上，英國人之下。英緬混血兒在英國社交圈普遍不受歡迎，被禁止加入僅限歐洲人的俱樂部。奧威爾在《緬甸歲月》里描繪了兩名英緬混血兒的不快境遇。

在約翰·弗洛里居住的小城傑沙（Katha），有兩名歐亞混血兒，叫作弗朗西斯先生（Mr. Francis）和塞繆爾先生（Mr. Samuel）。弗朗西斯是「一名南印度婦女的兒子，皮膚是雪茄煙葉一樣的深褐色」，塞繆爾的母親是少數民族克倫族，他有著「淺黃色皮膚和暗紅色頭髮」。弗洛里追求的女性是粉紅膚色的伊麗莎白·拉克斯汀（Elizabeth Lackersteen），她為弗洛里屈尊和他們聊天感到不可思議。她發現有一天他站在俱樂部門口聽弗朗西斯描述自己的父親，他是一名浸禮會傳教士，有兩個老婆，寫過一本《酒的壞處》（The Scourge of Alcohol）（因為書的作者以嗜好米酒而聞名，書的銷量不佳）。弗朗西斯說，當主教看望他的父親，年幼的他被穿上籠基，與隔壁的緬甸孩子站在一起，裝作與父親沒有關係。兩名歐亞混血兒熱情地向伊麗莎白打招呼：「晚上好，夫人，晚安，晚安！很榮幸見到夫人！這些日子天氣很悶熱，不是嗎？」然而，伊麗莎白完全無視他們的存在，甚至認為他們的殷勤也是無禮。後來，弗洛里試圖向她解釋他們的命運如何不幸：他們在市場上為印度高利貸主打零工，如果緬甸人不給他們施捨，他們就只能忍飢挨餓。「他們的唯一資產就是身上流著白人的血液。」他說。

「再來一塊餅乾？」碧翠絲客氣地提議。我每拿一塊餅乾，她都會仔細地重新調整托盤上的餅乾，使得剛空下的地方再次擺滿。我問她為何父親沒有帶她一起回到英國。「當時我在讀書，」她解釋，「當時看起來最好留下來和阿姨們住在一起，完成我的學業。但很快就為時已晚。」奈溫加強權力控制之後，緬甸逐漸閉關鎖國，她失去了出國旅遊的機會。她的父親再也沒有回到緬甸，離開緬甸十年後逝於英國。她的絕大多數表親和部分兄弟姐妹，在出國還算容易的時候抓住了離開的時機，碧翠絲家族的成員散落於從舊金山到悉尼的世界各地。「現在對我而言，毛淡棉像是一座幽靈城市。」她哀傷地說。「這條街道過去全是英緬混血兒，」她說著，優雅地把手指向小草坪後面的房屋，「現在住滿了新來的住戶。只有我們幾個還在這裡—屈指可數，而且我們大都很老了。」

沒有離開緬甸的英緬混血兒，很多已經被緬甸社會完全同化。他們與緬甸人結婚，有很多看不出任何歐洲血統的孩子。緬甸殖民時代活著的遺產，就這樣徹底消失。然而，當碧翠絲談到緬甸人，她不說「我們」，她說「他們」，所以我問她認為自己是緬甸人還是英國人。「我不被視為緬甸人，我也不是英國人，所以我得過且過，」她回答，「我很簡單，只想儘可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不認為有必要給自己貼上這個或者那個標籤。」

碧翠絲突然轉換話題，撿起昨晚她剛剛開始就被朋友打斷的話題。「緬甸現在糟透了，」她重申，「你在這個國家想站著活，就會被一槍打死，甚至來不及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她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像一名耐心的英語教師，動聽悅耳地發出每一個單詞的聲音。「你看，我們是有智慧的民族，能夠分辨對錯，但是我們無法為自己做出任何選擇。我們的生活完全被控制。我們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須申請獲得當局的同意。他們總是說不。我們被當作孩子。但是，如果我們遇到問題，他們卻無影無蹤。我們沒法向任何人尋求幫助，只能自己幫助自己。」

她麻利地彈去翠綠色塔曼上的餅乾屑，繼續說：「如果停電，我們怎麼辦？我們可以去市政府抱怨，但是他們會告訴我們，他們無能為力。如果我們抱怨的次數太多，他們就會找我們的麻煩。」

我在緬甸和人們交流，對政府的恐懼是老生常談，我問一名居住在仰光的退休精神科醫生，當局為什麼那麼成功地讓人民順從。「這裡默認的是人們應該按照潛規則生存，」他解釋，「如果你對周邊的事情感到不快，你可以說出來。在你的國家，你可以寫一封控訴信寄到報社，或者參加有組織的抗議。但在緬甸，人民不能這樣做。這裡沒有這種規則。我們唯一的規則是將軍們決定一切。」自從將軍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橡皮法案控制規則，人民已經出於恐懼而鴉雀無聲—甚至不敢抱怨電力短缺或電話斷線。「這套體制的隨機性，使得你難以確定你的行為將會導致什麼後果，」精神科醫生說，「這裡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對我們來說最好是閉上嘴巴。」 1990年，歐洲議會授予昂山素季薩哈羅夫獎（Sakharov Prize），以表彰她對自由的思考，她在獲獎演說—因為無法出席，只能提交宣讀講稿，後來這份講稿收入她的《免於恐懼的自由》—中強調了這一點。她列舉了讓緬甸人民無可作為的各種恐懼：「恐懼囚禁，恐懼酷刑，恐懼死亡，恐懼失去朋友、家人、財產和謀生之道，恐懼貧困，恐懼孤立，恐懼失敗。」然後她總結說：「生活在權力即真理的鐵律之下的人民，很難從讓人無力的恐懼氣氛中自我解放。不過，即使在最殘暴的國家機器下，人民的勇氣也會一點一點積聚，因為恐懼不是文明人類的自然屬性。」

碧翠絲和我聊著，不覺夕陽西下，蚊子在我的腳踝附近飛舞。天空變成青金石色，像蜂鳥一樣小的蝙蝠在番石榴樹的枝葉間飛翔。

「你會後悔自己有機會離開緬甸卻沒有離開嗎？」我問碧翠絲。「是的，說實話，我很後悔，」她說，「但那是由我當時的生活所決定的。我不可能讓昨日重來。而且，當時誰能預見未來呢？這個國家曾經是一個美妙的地方。地利人和，如此美好。他們成功地將天堂變成活生生的地獄。」20世紀50年代，碧翠絲正是豆蔻年華，他們全家都居住在毛淡棉。「那是我們最好的時光，」她說，「我們每個周六跳舞。喔，那麼開心！如果你當時在，我就可以帶你去參加一場舞會，你就會知道我們有多麼開心。」

在我離開之前，碧翠絲將剩下的三塊餅乾用紙包好，塞到我的手裡。「你晚上可能會有點餓，以防萬一。」她說。

當我沿著河邊走回旅館時，街道已經空無一人。在一座漆黑一團的清真寺，院落深處透出光亮，一小群穆斯林盤腿坐成一圈，低聲念著祈禱書。沿著街道走下去，我聽到一陣金屬敲擊聲和笑聲：在一家店屋的一樓客廳，一群身穿睡衣的孩子圍坐在電子遊戲的旁邊。鄰近人行道上的煤油燈，照亮掛在竹竿上的一排塑料袋，裡面裝著零食。往河水對岸望去，什麼也看不到，只能看到夜色。我只能勉強辨認出漂浮而過的水生風信子互相纏繞的樣子，空氣中有著細微的海水鹹味。

朋友給我的地址，把我引向毛淡棉市中心一條主要街道上的商人住宅。銹跡斑斑的鐵柵欄，橫亘在有著乳白色石柱的柱廊前。我把柵欄擠開，側身進去，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寬敞、高挑的房間里。柚木地板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磨損，變得光亮平滑。黑色的霉斑遍布淡綠色的牆面，彷彿淤青。房間里有幾把椅子和一張桌子，桌子上有成堆的報紙和半空的茶杯。一隻無主的鴿子從我剛才擠開的縫隙中跳進來，緊張地在房間里拍打著翅膀。

我試探性地打招呼。頭頂的木板響起腳步聲，有一個人從倚在後牆的梯子上喊我：「我們都在上面。上來吧！」

樓上的房間同樣寬敞，但是，雖然有著同樣磨損的柚木地板和發霉的牆面，氣氛卻迥然不同。牆上掛著世界地圖和英文水果招貼。書和雜誌堆成搖搖欲墜的高塔，房間一角，有一名老人同一群玩拼字遊戲的年輕學生坐在一起。他看到我，一躍而起，和我握手，手腳利索得讓人驚訝。塔溫基（Tha Win Kyi）過去是國立學校里的一名英語老師，現在靠擔任私人英語輔導老師而謀生。我從他很多年前的一名學生那裡得到他的地址，那名學生現在仰光。

塔溫基讓他的學生繼續玩拼字遊戲，然後帶我向房間另一角的椅子處走去。他告訴我，他現在的學生已經超出他能夠教授的數量，每天要上七到八個小時的課程。「我們的教育體制徹底墮落了，」他說，「變得越來越糟。」他把一些填字遊戲移到一邊，把一張椅子上的灰塵撣掉，讓我落座。「在學校什麼也教不了，」他繼續剛才的話題，「學生們只會死記硬背他們的課程。任何科目都靠背誦，甚至數學也是這樣。學生們不理解為什麼七乘以三是二十一：他們只會記下口訣。如果你讓他們做一道他們學過的乘法表以外的算術題，他們就無法給出答案。」他俯身透過厚厚的眼鏡盯著我。「無論是你還是我，都不會把這叫作教育。」他說。

緬甸曾經以高識字率和教育水準而著稱，對於教育體制的蓄意破壞可能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悲劇。和我交談過的很多人，都會把年輕人稱作「失落的一代」，因為他們無法接受正常的教育，我遇到無數父母，都很關心孩子的未來。我認識一名年輕的母親，她有三個女兒，從9歲到16歲。她沒有完成中學學業，但是很明白她女兒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是多麼可怕。她把大女兒推到我的面前，讓我問她從學校畢業後想做什麼。女孩害羞地笑起來，回答說她不知道。「如果沒有知識她『能』做什麼？」她的母親問，「如果不學習，就無處可去。你問孩子們想做什麼，他們沒有什麼想法。如果他們在這個國家沒有未來，他們怎麼會對自己的一生抱有夢想？」

塔溫基在國立中學教了17年書。1991年，他被迫辭職。那一年，政府拒絕承認1990年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勝的結果，開始清洗不順從的國家公職人員。凡是在政府公職名冊上的人員，必須參與一場測驗，回答關於當前緬甸國家事務的33個問題。任何無法正確回答問題的人員都會被解僱，被迫辭職或被發配到遙遠的鄉村擔任一些閑職。

有些問題非常明顯地有著標準答案：

你支持當前的國家統治者嗎？（是）

你支持國外電台的觀點嗎？（不）

你希望形勢返回到1988年嗎？（不）

但是有些問題非常老謀深算：

軍方的辛勤工作是為誰造福？他們做了哪些事情？

最適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是什麼？

「我誠實地回答問題，我無法說謊。」塔溫基說。回答完問題幾個星期以後，校長召他談話，讓他辭職。「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他們不希望任何人有不同想法，」塔溫基說，「現在他們已經清除了所有的好老師，學校里都是唯唯諾諾的人。」

塔溫基認為，政府的宏偉藍圖—如果有藍圖的話—是摧毀人們的思考能力。「孩子不被鼓勵向老師提問題，當老師問他們問題，他們不敢回答。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們看到一些不真實的事情卻不敢說那些事情不真實。」溫基告訴我，在老式的僧侶學校，學生被鼓勵就他們所學習的一切內容進行提問。「僧侶自身也鼓勵提問和思考，」他說，「他教育我們不要盲目相信父母和老師教給我們的內容。我們必須獨立思考。」

在房間的一角，我注意到塔溫基的一名學生獨自坐在桌邊閱讀一本英文百科全書。這本書的封面已經被撕成三四片，被厚厚的膠帶粘在一起，薄如棉紙的內頁也被弄皺，成了皺紋紙。塔溫基順著我的目光望去，笑起來。「那是我們唯一的百科全書，」他說，「印刷於1976年。」他招呼學生過來，這名骨瘦如柴的年輕男子叫作丁埃（Tin Aye），他恭敬地走過來，在塔溫基的腳邊坐下，把籠基攏到膝蓋。「這個男孩已經26歲，他還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塔溫基說。

自從1988年學生髮起示威，緬甸的大學就開開關關。我問一名大學講師緬甸大學的學期日程是如何安排的，他回答：「我們不知道，他們決定。這個星期大學可能會開張，下個星期可能又會關閉。」

丁埃用磕磕絆絆的英語告訴我，他在八年前開始攻讀五年制的地質學學位。他剛剛學習一年，1996年仰光爆發學生抗議活動，大學被關閉。他被迫休學三年，在一家自行車店做店員。他的大學後來又重新開放，但是只維持了幾個月。他現在離獲得學位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由於大學時開時關，許多課程被縮減，以避免積壓太多學生，教育質量迅速下滑。塔溫基告訴我，他曾經教過一名地理專業的畢業班學生，他甚至不知道加拿大在哪裡，他知道一些攻讀化學學位的學生從來沒有做過化學實驗。（「老師只是在黑板上畫出試管。」他說。）我告訴他，我曾經應一位朋友之邀，參加仰光附近一所大學的畢業典禮，朋友的女兒剛剛獲得英語文學碩士學位。在悶熱的上午，她的女兒裹著黑色尼龍長袍，和朋友、家人拍攝了無數張照片。我在人群中閑逛，想和一些學生聊天，吃驚地發現英語文學專業的畢業生幾乎都無法說英語。塔溫基有些快意地拍了拍手：「你看！」

「現在緬甸的大學考試，幾乎沒有學生通不過的，」塔溫基說，「如果學生無法通過考試，老師會擔心當局找麻煩，所以他們經常在考試之前把題目告訴學生。」學生也經常賄賂薪水菲薄的老師，以獲得高分。塔溫基告訴我，因為兩名老師生病了，他最近被召回到過去工作過的學校，幫助批改英語試卷。他見到一份試卷，附有裝著300緬元的信封和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沒有讀過《我的學校》《我的城鎮》之類的文章，我只讀過一篇《我的父親》，所以我就寫了這個內容。好不好？」

「我想，」丁埃緊張地清了清嗓子，「在緬甸，只有你完全缺席考試或者交了一份白卷，才會無法通過考試。」他回憶起曾經一大早起床，趕去查看系辦公室外面告示板上第一年地質學考試的成績，當他趕到地方，失望地發現只有一個符號，「所有參加考試的學生都通過了考試」。

1988年之後，當局開始將大型的大學分割成小型學院。一位仰光的朋友，點明所有新的校園都位於城市以外，經常需要過橋才能抵達，如果學生再次發起抗議活動，可以迅速封鎖交通。政府同時發起一個叫作遠程教育的項目。遠程教育通過通信和電視進行教學，學生會安穩地呆在家鄉，每個學年只要在學校本部校園住上十天，參加考試。估計有75%的緬甸學生，通過遠程教育獲得大學學位，這個比例高得讓人難以置信。

「沒有人還對我們的教育體制抱有希望。」塔溫基說。緬甸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段子，村莊里的老人問年輕的男孩在學校讀到幾年級。這名學生回答他剛讀完十年級，也就是進入大學之前的最後一年。「啊，」老人說，「所以你已經完成了你的教育。」

房間另一側的樓梯開始搖晃，另一組學生上樓，準備上塔溫基下午的英語課。他們穿著國立學校的校服，綠色籠基和白色襯衫，從學校直接過來補課。塔溫基表示歉意，讓丁埃送我回旅館。

丁埃盡職地用自行車載著我回去。為了躲避路上睡覺的流浪狗和突然衝出門道的電動車，自行車經常緊急轉向，一路有驚無險。我們到達旅館，他才告訴我自行車沒有剎車。「沒什麼問題，」他讓我寬心，「我有剎車的獨家絕活。」他向前蹬了幾步，然後瘋狂地倒蹬踏板，膝蓋幾乎撞到下巴，籠基鼓起，彷彿降落傘把他罩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