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元代戰略思想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六十五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蒙古人長期征伐的作戰經過，固然已有相當詳細的記載，甚至於對於蒙古的軍制和武器也都已有若干深入的研究。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戰略思想領域中卻缺乏適當的資料，而前人所已作的研究工作也很稀少。主要的原因是蒙古雖不乏傑出的戰略家（例如成吉斯汗和速不台），但他們本身都無著作傳世，而且由於語文上的隔閡，後人對其思想也無任何完整記錄。此外，在有元一代幾乎也無任何文人戰略家出現，更不曾留下任何著作（兵書）。所以總結言之，想要分析蒙古人的戰略思想實在是非常困難。唯一的途徑就是只能就其戰績的內容來加以推斷。

在未分析戰略思想之前，又必須首先綜合討論蒙古軍事組織的特點，包括其優劣得失的檢討在內。因為其所使用的戰略與其特殊的軍事組織是具有密切關係。也許可以這樣說，其所以能夠運用那樣的戰略，其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其軍事組織的優異。

蒙古初期由成吉斯汗所率領的軍隊，除少數輔助部隊以外，全部是騎兵。其組織非常單純，從上到下部採取十進位，所以非常便於指揮、控制和重組，十人為一隊，擇一人為長；十隊為連，設百夫長一人；十連為團，設千夫長一人；十團為軍（Touman），設萬夫長一人，軍為最高的單位。在作戰時則作彈性的編組，將幾個軍編成一個「軍團」，交由某一大將（最初都是成吉斯汗的兒子）指揮。

西方有許多作者都稱蒙古軍為「horde」，這個字含有「烏合之眾」的意義。事實上，那是完全錯誤。西方中世紀史學家往往以為蒙古軍的勝利是由於數量優勢。真正原因乃素質而非數量。優秀的部隊和卓越的領導為成功的主因。對於一位有思想的戰史家而言，蒙古軍的勝利是毫無神秘之可言。

以個體而論，蒙古兵是當時訓練最佳的軍人。他們是天生的騎士，從小就在戈壁沙漠的艱苦環境中接受訓練。他們身體頑強，生活簡單，能夠適應極困難的戰鬥條件。其軍隊紀律嚴明，指揮統一。而尤其重要者，領導他們的人是歷史中最偉大將才（great captain）之一。[註：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52。]

關於成吉斯汗的幕僚組織（參謀系統）幾乎毫無歷史記錄，這也許是由於有關他的戰史都是由其敵方所撰寫（指西方而言），他們當然無法知道他的戰爭機器內部是如何運作。大概說來，蒙古人曾廣泛地使用宣傳及其他手段以來影響敵人，那也就是今天所謂的心理戰。他們也有非常有效的情報組織，利用喬裝商人的間諜到處搜集資訊。據說當速不台在一二四〇年向東歐進軍時：

他對於歐洲的一切情況可以說了如指掌，甚至於歐洲各王室之間的家族關係，他都了解其細節，反而言之，歐洲各國對於蒙古人則可謂一無所知。[註：Michael Prawdin：The Mongol Empire（London，1952），p．254。]

作戰計劃似乎是由指揮官親自擬定，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是經過審慎的思考，而絕非委之於機會。當分兵數路時，其間是如何通信（連絡），詳情無法知道，但他們往往準時會合則為事實，而且其行軍的速度也非常驚人。在進入匈牙利時，其前衛在三天之內走了將近兩百哩，此種速度為軍事史上所罕見。[註：William A．Mhchell，Outlines of the World s Military History（National Service Publishing Co．1931），p．240。]

蒙古軍的戰術是有固定的模式，受過嚴格訓練的部隊在旗號指揮之下，行動整齊像機器一樣地準確。他們經常能把優勢兵力集中在打擊點上，這也是一切戰術的最後目標。其戰鬥序列分為五線（列），前二列為重騎兵，以白刃戰為任務；後三列為輕騎兵，以弓矢為主要武器。當兩軍接觸時，後列輕騎兵即從前列空隙中進到前面，並向敵人發射「火力」（箭），蒙古人的弓箭威力頗大，而且命中率極高，所以當者披靡。等敵人潰敗時，重騎兵又從空隙中突出，完成追擊的任務。[註：此處「火力」（fire power）作一種廣義解釋，即包括所有一切投射武器都在內，而不一定限於火器。]

蒙古軍在工具（裝備）方面的兩大特色就是馬和弓。蒙古馬在外表上雖不像阿拉伯馬那樣高大，但有高度的耐力和速度，能適宜艱苦的環境。馬是蒙古人最大的本錢，故以馬之肥瘦決定其用兵季節。通常秋高馬肥即行用兵。弓箭為其騎兵的主要武器，不但貫穿力大，射程亦遠。

西人亦稱蒙古軍弓強弩大。其中輕箭鏃小而銳，用於遠程射擊；重箭鏃大而寬，用以破甲穿臂，斷敵人弓弦。以故敵人莫之能當。[註：同注見李則芬：「元史新講」，由李樹正：「國家戰略研究集」（民國七十八年版，非賣品）加以引述，p．741。]

初期的蒙古軍有一最大弱點，即缺乏重武器。所以在第一次西征時，時常頓兵堅城之下，而無法作迅速的前進。以後，他們搜求各國技匠，集中研究和製造重武器，並發展機動的「攻城縱列」（siege trains），能隨著其騎兵行動。於是對歐亞各地的城寨也就都能擊破。據西史記載，當蒙軍在一二四一年渡過沙爵河（Saio River）時，守軍發現他們本身是在「矢石如雨」之下，並且「同時隨伴著強烈的閃光和雷鳴一樣的噪音」。蒙古人所使用的是否即為歐洲軍事史中的第一次炮擊，還是不能斷定。不過比較可能的，蒙軍所用的還是發弩機和投石機（Catapults and ballistas），而以早期的鞭炮（firecrackers）發出恐怖聲光來助威。[註：Michael Prawdin：The Mongol Empire，p．263。]

由於襄樊之戰中元軍曾使用回回炮，所以回回炮在歷史上也就大出鋒頭，究竟回回炮是何種武器？是石炮還是火炮也還是沒有定論。李則芬先生認為是「火發石炮」，其說也不無疑問。[註：劉振志：「從襄樊之戰看南宋國家戰略」（第四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民國八〇年）注釋33。]總括言之，蒙古人是否已經使用「火器」（firearm）固不能斷言，但他們已有威力相當強大的投射武器則應毫無問題。

蒙古軍在組織上固然優點頗多，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弱點，其中最主要者也許可以分述如下：

蒙古軍雖然組織良好，勇敢善戰，但卻有一個基本弱點，那就是這個民族的人口太少，因此其所能動員的軍事人力終屬有限，當戰場日益擴大時，也就自然會感到人力不足。所幸由成吉斯汗時代開始，蒙古人即善於吸收和利用異族的人力。其方式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直接吸收，以補充兵形式編入蒙古軍中；另一是另外成軍，使其與蒙古軍比肩作戰。後者又分為單一異族的部隊和各族混合部隊。到較後階段，蒙古大軍常包括下述四種不同的部隊：（一）純粹蒙古部隊，這是其主力，（二）自成一軍的異族部隊，（三）蒙古、色目、漢人混合部隊，（四）純粹漢人部隊。

但不管那一種部隊，又都是由蒙古將領統一指揮，他們統御有方，賞罰分明，故能發揮高度戰力。蒙古人有一極大特點，即幾無種族歧視觀念，外籍軍與蒙古軍待遇平等，有功必賞，所以異族和降軍都樂為效命。據說，忽必烈侵宋時，其所用的純粹蒙古部隊總數不過三萬人可證明異族貢獻之重大。[註：李則芬：元史新講（第四冊），p．541－552。]蒙古君主中尤以成吉斯汗和忽必烈最善於統御異族將領，對他們非常親切，慰勉有加，所以他們也就無不感恩圖報。中國歷史顯示歷代創業之主，都善於籠絡降將，化敵為友，成吉斯汗和忽必烈似乎都精通此道，而尤以後者為甚。[註：同前注，p．552－562。]

蒙古最初興起時，兵力很小，作戰區域也不太大，其部隊機動力又強，易於因糧於敵，因此，似無重視後勤之必要。但以後兵力數量逐漸增大，行動距離也日益伸長，於是後勤組織的簡陋遂成為其最嚴重弱點。所以，也使其原有的戰略彈性大受影響，並且也難以持久。不過戰爭是一種相對現象，甲方的弱點又常會被乙方的弱點所抵消。譬如說在南侵時，由於宋人在襄樊之戰以後之喪失抵抗意志，各地守軍聞風而降，故到處都有宋人存糧可資補給，於是後勤負擔也隨之而減輕。不過此種弱點最後還是構成元帝國的致命傷。到順帝末年，天下大亂，元軍因為沒有健全統一的後勤，遂無法平亂並終於為漢人所擊敗。孫子強調「軍無委積則亡」，實乃不易真理。元之興也在於於機動速度，而其敗亡之速則由於缺乏後勤能力。[註：同前注，p．541－575。]

不過，在後勤方面，蒙古軍又還有一優點，但很少為人所注意。蒙古軍有非常有效的軍醫組織，所謂「蒙古大夫」絕非世俗開玩笑的說法，而的確有相當高明的醫術，而尤以外科手術為然。所以，蒙古軍的傷患存活率頗高，這對於士氣和戰力的維持有莫大貢獻。在西方歷史中只有拜占庭有如此類似的經驗。[註：鈕先鍾：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民國六十八年），p．17。]

蒙古人生長於漠北寒冷氣候中，不能適應炎熱潮濕的天氣，若在熱帶地區作戰，其戰鬥效率不免大打折扣，尤其嚴重的是蒙古馬要比人更難適應氣候的改變，一到濕熱的地方，馬就容易倒斃，這對於蒙古軍構成真正的致命傷。所以，在較後階段的作戰中，蒙古軍的進度和戰績也就遠不如前。例如在東南亞遠征時，曾屢次失利，無功而還。

蒙古人是純粹的大陸民族，對於水上生活完全缺乏經驗，甚至於一條長江也能對他們構成相當嚴重的障礙。尤其對於海洋作戰，不僅缺乏準備，而且更心存畏懼，缺乏信心。其結果即為兩次遠征日本的失敗。

蒙古人的曠代武功固應歸功於其軍事組織的優良和將士的用命，但其戰略的卓越也是重大原因，而且後者又是以前者為基礎，換言之，兩者之間有其不可分的關係。在戰略思想領域中，由於缺乏原始資料，所以只能以前賢的研究為依據來作綜合的闡述。

最明顯也最傑出的觀念即為「大迂迴」，成吉斯汗、速不台、忽必烈都善於使用此種戰略，他們的戰績也早已成為戰史中的典型。

我國明代學者顧祖禹（1631－1692）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深入研究蒙古戰略思想的人。他根據蒙古軍征服中國的用兵經過，再以其獨到的地理學眼光來加以分析，確認蒙古人有其獨特的戰略的觀念，所以在其所《讀史方輿紀要》中曾經一再加以分析和讚賞，現在就擇要略述如下：

吾觀從古用兵，出沒恍忽，不可端倪者，無如蒙古忽必烈之滅大理也。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里，自金沙江濟，降摩狄，入大理；……行軍於無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雲南序。]

他又指出：

吾嘗於南宋奔亡之餘，而反覆三嘆焉！蒙古之用兵也，縱橫馳突，大異前代。臨安未陷，兩粵已為之破殘。[註：同前注。卷九十五，福建序。]

於是他又說：

蒙古兀良合台從雲南入交趾，可謂艱遠之至矣。一旦從交趾而北破橫山，陷賓州入靜江（今桂林），迷踰嶺而破辰沅，戰於潭州（長沙）城下，與夫淮北之師聲援相接也。繼又趨湖北，波江而去。當是時，宋人戰戍之兵不下數十萬，而敵之出沒常若無人之境，然則善用兵者，交趾且可以歷湖湘，涉江淮也。[註：同前注。卷一〇六，廣西序。]

最後，顧祖禹遂作總結論曰：「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忽，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高。」[註：同前注。總序二。]基於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顧祖禹對蒙古的戰略思想真是佩服備至。

西方研究蒙古戰略思想的學者也頗不乏人，他們的研究大致都是以西征為對象，所以可與國人的研究互相參證而收相得益彰之效。二十世紀前期的西方戰略大師李德哈特在其所著「戰略論」中曾極端推崇蒙古人的戰略。他說：

在中世紀時，最佳的戰略範例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柬方：在規模上和素質上，在奇襲上和機動上，在戰略性和戰術性的「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上，蒙古人的用兵在歷史上都可以說無出其右者。[註：B．H．Liddell－Hart, 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1967），p．81]

他指出成吉斯汗曾利用大同府為餌以來誘捕敵軍，那也正是後來拿破崙利用曼陶（Mamtua）要塞時所採取的同一手法。李德哈特又曾簡述成吉斯汗征服花剌子模的戰役，以及速不台入侵匈牙利的戰役來作為「間接路線」的例證。最後，他還說其早年所著《不知名的名將》（Creat Captain Unveiled）一書中，對於蒙古人的戰略和戰術曾有較充分的討論。而英國在一九二七年首次試驗機械化部隊時，這本書曾被選定為教材。[註：鈕先鍾：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p．82。]

李德哈特的推崇蒙古戰略思想與顧祖禹可以說是無獨有偶。李德哈特認為蒙古人的思想和他所提倡的「間接路線」若合符節。但事實上，與其說蒙古人的戰略所走的是間接路線，則毋寧說蒙古人是對孫子兵法的精義有深入的了解。雖然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蒙古將領曾經研讀孫子兵法。但其行動之能與孫子的觀念暗合，則又是無可置疑。

孫子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但如何能因敵而制勝，主要關鍵又在於「先知」，欲求先知則必須用間，蒙古人之重視情報與偵搜，也就是這個道理。孫子主張「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此即為李德哈特所謂「間接路線」。孫子認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而在打擊敵人時，又必須勢險節短，這樣才能像激水之漂石，騖鳥之毀折。蒙古軍的作戰幾乎是與孫子的理論若合符節，怪不得顧祖禹要說：「其武略比往古為高。」

蒙古人在用兵時又同時使用恐怖手段，這也是其戰略思想中的一個特點。兵之所至，焚城屠邑，其殘暴之名傳播遠近，產生極大的心理震撼作用，使對方望之生畏，不敢迎戰。西方史家認為：

這完全是一種故意的行動，其目的就是要使敵人在驚恐之餘，心理喪失平衡，行動為之癱瘓。人人自危，各自逃命，因而喪失有組織的抵抗能力。尤其是對於蒙古兵力的數量能產生放大的印象。入侵歐洲的蒙古軍總數不超過十五萬人，但從敵人眼裡看來，幾乎是雄兵百萬。[註：同前注，p．255－256。]

雖然從人道的立場上來看，此種野蠻行為是應該譴責，但其利用心理戰略以配合軍事戰略，藉以來達到以寡擊眾的目的，則又還是一種創新的觀念。

蒙古人在軍事戰略層面上，尤其是以用兵而言，的確是有其優異的成就，但在大戰略層面上卻幾乎可以說是不及格。嚴格說來，蒙古人是只有武功而無文治。他們雖能迅速地征服廣大地區，但卻缺乏有效的統治能力。其所建立的四大汗國不久都自動衰亡，只有在中國大陸上所建立的元朝，尚能維持較久的時間，但那也還是應歸功於漢人之合作。

在所有入侵中國的異族中，蒙古人要算是漢化程度較低的民族。元代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註：劉振志：「從襄樊之戰看南宋國家戰略」，p．451。]雖然在元世祖滅宋之後，許衡曾告訴他說：「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國者，必行漢法乃可長」，[註：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但此種忠告並未受到真正的尊重。元室雖然大致採取宋代的制度，但只是表面而已，對於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並無了解，而對於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更予以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其政治形態與中國歷代傳統判然絕異。欲求長治久安，安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