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兩大學生刊物爭論升級，導師胡適說學問是平等的

張煊批評毛子水的意見「偏而無當」，而毛子水在下一期《新潮》上的駁文，簡直是指著對方的鼻子罵：「『科學尊而禮義亡』那種說法，非特是學術的蟊賊，實在是國民道德的蟊賊！」要不是五四運動愈演愈烈，雙方無心顧及，這場見解之爭恐怕還會向意氣罵戰方向惡化。

北大學生在「五四」前創辦的三大刊物，一般同學與社會的印象，是如馮友蘭所說「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三松堂自序》）。

《新潮》

大家都覺得《新潮》是「小《新青年》」，《國故》是跟兩份新派雜誌對著乾的。用《公言報》的話說，是「顧同時與之（《新青年》）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

但《國故》雜誌社打死也不承認這一點。他們投書報社，說「要之同人組織《國故》，其宗旨在昌明國學，而以發揮新義、刮垢磨光為急務。並非抱殘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駁難新說」，意思是對新舊沒有成見，並非一定要站在新文化的對立面。

真相如何？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學生編輯」的位勢：1918年下半年兩份刊物創議之時，《國故》的主力薛祥綏、張煊都是中國文學門三年級，《新潮》的幹將之中，傅斯年、毛子水是中國文學門二年級，羅家倫是英國文學門二年級，顧頡剛是哲學門二年級。

也就是說，兩份雜誌的主要成員集中於中國文學門（1919年改中文系），《國故》編輯群資格稍老一些。在「各種分子雜居一處」的學生宿舍，主張不同者難免發生當面的磨擦，如傅斯年、顧頡剛、狄膺同住北大西齋四號，前兩人是辦《新潮》的同志，狄膺則「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顯然是舊派一路，於是傅、顧，加上羅家倫、毛子水，「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如何」（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和五四運動》）。

要是聽聽楊振聲的回憶，就更可怕，簡直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大家除了唇舌相譏，筆鋒相對外，上班時冤家相見，分外眼明，大有不能兩立之勢。甚至有的懷裡還揣著小刀子。」（《回憶五四》）

就算沒那麼嚴重，個人恩怨肯定是有的。比如，傅斯年入北大之初很受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賞識，可是他為人倨傲，「同他打招呼，總是若理不理；同他談話，說不到幾句，便回過頭去背起書來了」，很讓周圍的同學吃不消。加上他從舊文學的擁護者急劇地轉變為新文學的追隨者，比別人都要激烈，不要說舊派師生不高興，新派的先生都很驚奇，陳獨秀去問教過傅斯年的周作人：「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么？」——呵呵，潛伏、卧底，自古有之。

《新潮》一卷一期，日後被稱為「傅大炮」的傅斯年就向著《國故》特別編輯之一馬敘倫的《莊子札記》大發炮彈，認為該書是「抄錄成案」的「無意識之作」。馬敘倫後來有長篇答辯刊於《北京大學日刊》，除論學以外，還表示對傅斯年「別有一言相諍」，勸他「稍含廉鍔」，「若乃恣情縱筆，偶成差失，已足招彈。往複相申，唐費時力」，不愉之情溢於言表。

互換廣告也能見出些端倪。三大學生刊物中，《國故》與《國民》互相交換廣告，《新潮》上刊登幾乎所有北大出版雜誌的廣告，《國民》和《國故》也在其中，《國民》上也有《新潮》的廣告。但《國故》月刊上卻從未登載《新潮》的廣告，這是否在表示一種杯葛之意？

《國民》

有這些前科，當《國故》同人看到五月一日出版的《新潮》上，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時，難免會覺得刺眼。毛子水斷定：「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麼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國故」雖然也應當研究，因為國故有「特有的長處」，也有「偶有的長處」，可以了解學術史，也可以吸引古人「疏證」的治學方式，但研究者必須有「科學的精神」，而且國故「比較起現在世人所應當研究的科學起來，直是『九牛一毛』。宇宙沒有限際，真理日見幽遠，幾段過去的歷史，算得了什麼東西？」對國故研究評價之低，不能不傷害到《國故》同人的自尊。

於是出版於1919年5月20日的《國故》第三期上，出現了張煊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張煊首先要為「國故」爭一個「今日世界學術上的位置」，他認為「科學者，世界各國古代學術思想所演化之物也」，意思是國故與科學不過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兩面。他認為指責研究國故者「無世界眼光」，是一種「謬見」，因為只有「以國故為至高之學，謂即此已足，無事外求者」，才是「無世界眼光」。「整理國故以貢諸世界學術界」，比起只知道「抄拾歐化」的人，對世界學術的貢獻要大得多。

張煊承認「輸入歐洲物質文明，實亦今日當務之急」，就「國故」和「歐化」的關係，他提出了「造紙說」：「譬諸造紙，將來之新文明為新紙，國故猶敗布，歐化猶破紙，為造新紙故，破紙固不可棄，敗布亦所當寶，敗布與破紙其能改造為新紙則一也。今執破紙以示人曰：是紙也，敗布者非紙，持之無益，宜速棄之。彼造紙廠之主人，且從而笑其後矣！……吾人之研究國故，非為保存敗布，實欲製造新紙。收拾國故之材料者，猶之拾敗布之工人；整理國故，猶之退敗布各種色彩污穢之化學工作，雖非親自造紙之人，而其有功於造紙，則與造紙工人正等。」

張煊批評毛子水的意見「偏而無當」，而毛子水在下一期《新潮》上的駁文，簡直是指著對方的鼻子罵：「『科學尊而禮義亡』那種說法，非特是學術的蟊賊，實在是國民道德的蟊賊！」要不是五四運動愈演愈烈，雙方無心顧及，這場見解之爭恐怕還會向意氣罵戰方向惡化。

毛子水與胡適

等到十月，《新潮》的導師胡適騰出手來，才給這場爭論下了幾句持平的判語。胡適說，張煊其實不必將「國故」與「時勢」扯到一起，硬要為研究國故找出實用性，因為「『國故學』的性質不外乎要懂得國故，這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非要給國故安上「修齊治平」的功用，這不是「為真理而真理」的態度，同樣，《新潮》也有「太偏的地方」，緊接著，胡適說出了那句有名的話：

「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