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是傳統，過春節是西化

文 | 顧則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以大學校園為主，出現了一個自發的過聖誕節等洋節的浪潮，這是由中學應屆畢業生佔據了大學校園主體所帶來的青春化新氣象。也由此至今，一直存在一個過洋節與抵制洋節的爭議。最近幾年，抵制洋節的輿論聲音特別高了起來，但是過洋節的浪潮也早已經不局限於大學校園和大學生，而成了社會各階層不能迴避並受商業資本強勁鼓動的風潮。

在過洋節與抵制洋節的爭議中，似乎對什麼是洋節、什麼是中國傳統節日沒有糾葛，比如沒有人認為春節不是中國傳統節日。然而這卻是大可疑義的。如果以百年風俗為傳統，則春節就是傳統。如果以千年風俗為傳統，則「春節」就談不上是傳統，而只有當稱「過年」時候才屬於中國傳統。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清末。清末時候，尤其是中國人從義和拳運動的慘痛中有所省吾後，應該西化已經成為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共識。如何西化呢？人們由此發生了意識、立場、陣營的分化。所涉及的問題是全方位的，從學術、政治、經濟到風俗無不牽涉。其中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紀年。

中國傳統的紀年法是以陰曆為基礎的干支紀年法和帝王紀年法混合物，其優點是突出了歷史細節記憶，然而缺點也特別顯著，帝王世系及其年號特別複雜，又是六十年一個甲子輪轉，人類歷史的記憶和描述缺乏一個清晰、簡潔、便利的時間參照系基礎。來自西方的以公曆為基礎的公元紀年在這方面恰恰優點突出，人類歷史的記憶和描述可以有一個明白的時間軸。解決中國傳統紀年法缺點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西化，由此就發生了三種立場：以孫文為代表的部分激進革命黨人是徹底西化，主張採用公曆及其紀年法；部分突出民族主義立場的革命黨人和文化保守主義者主張採用黃帝紀年法；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希望突出儒教的人們主張採用孔子紀年法。採用公曆及其紀年法當然是西化，採用黃帝紀年法和孔子紀年法為什麼也屬於西化呢？誠然，這是保守中國本體歷史和文化，但其試圖建立一個簡單的時間參照軸思維創意，畢竟還是對公元紀年的模仿，其思維方式是西化了的結果。

辛亥革命武漢首義，1911年10月11日（宣統三年八月二十日），湯化龍領導的湖北咨議局決定所建立的國家稱中華民國，「稱『中華』年號，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這是仍然以陰曆為基礎，保留年號紀年、採用黃帝紀年法的民族主義的文化保守主義西化政策。但是在實際行動中，武昌民軍卻是已經採用公曆。孫文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後，於1912年2月24日由內務部明令各省執行陽曆（公曆），這樣，不僅孔子紀年已經在實際的革命行動被拋棄，而且黃帝紀年也已經被否定，中國的紀年法走上了激進的西化道路。

不過，新的紀年體系並非孫文完成，而是在袁世凱政府時期完成的。1912年2月24日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命令發布時，實際孫文已經辭職，袁世凱已經接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名義，由此而言，可以認為新的紀年法完全是在袁世凱時期確立的。這種新的紀年法是不否定陰曆的社會實用地位，但將公元紀年法確定為了國家行為，也即明確了公元紀年法具備法定意義和正式地位，同時又參以「民國」為年號進行紀年。從國家行為而言，這是激進的西化，但從不否定陰曆和使用年號紀年而言，又容納和採用了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意識，因而走的是有所保守的激進西化道路，是一種以西化為主旨的雜糅物。

這樣，在一系列相關細節上就不得不進行改變乃至顛倒。元旦的本義是一年之第一天，在中國傳統紀年體系中就是指陰曆正月初一，現在由於採用公曆並將公元紀年確定為正式體系，所謂「元旦」就改變為了公曆一月一日。過年是一種以元旦為慶祝高潮的民俗活動，由於「元旦」的這種變化，中國人就發生了要過兩次年的矛盾，一次是過陽曆年，一次是過陰曆年。一方面這是歡樂又歡樂的好事，一方面從思維上又失去了統一性，似乎中國人沒有了正常邏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為了維護公元紀年的國家行為正式地位，傳統的陰曆元旦就不再被稱作「元旦」，而被改稱為了「春節」，「元旦」特指為了公曆一月一日。也即，所謂「春節」不過是走西化道路後與傳統發生衝突了的產物。

以公曆一月一日為唯一的「元旦」，以陰曆元旦為「春節」，實際並不能夠解決中國人要過兩次年的困境，終究只能稀里糊塗了事。不過，袁世凱時期的官僚和議員們很努力，比之修養越來越差了的後來者，還是屬於試圖彌合邏輯縫隙的一群。其核心理念是強化「節日」概念，也即以某一日為「節」，過節僅僅是指過某一日。由此，元旦節不僅是指過公曆一月一日這一天，而且春節被越來越暗示、約束為僅僅是指過陰曆正月一日這一天，因此，比如對於中國傳統而言過年活動中特別重要的大年三十這一天，已經失去節日意義，官方不承認這一天屬於「過年」的範疇，這一天屬於了一年之中全部工作日的一日，至於多放幾天假，那只是藉此多安排幾天非工作日而已。

然而，中國人「過年」作為頑強、難改變的民俗，並非局限為過陰曆正月一日這一天。過年，其真正的底蘊是農業收穫之後至次年春耕，曆法基礎和宇宙觀是陰曆及有了二千餘年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學說，而作為習俗各地又有所不同，比如中國漢族地區多數把臘月（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作為「小年」，意味著狹義地正式開始過年了；比如清末民初對中國輿論具有左右力量的江浙地區，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是過「小年夜」，無論如何這一天已經正式開始過年了。至於結束「過年」，多數地區約定俗成為是過了元宵（陰曆正月十五日）之後。總之，過年並非是指慶祝陰曆正月一日這一天的「春節」，不是只在這一天的歡樂。

激進地西方化的袁世凱時期官僚和議員們，一方面堅定地追求西化，一方面這群人總體又具備著後來群體所不具備的傳統文化修養，他們的靈魂可謂是痛苦的。1912年7月，以前清進士、舉人和在西方、日本獲取新式高等教育文憑為主體的參議員們，把前一年公曆10月10日武昌打響第一槍的日子，確定為了中華民國的國慶紀念日，也即「國慶節」，這當然是中國的，但「國慶節」不過就是個西化概念而已，是對西方政治文化的模仿。1914年（民國三年）是袁世凱開始走向恢復帝制的轉折年份，表面看似乎應該是走向保守主義，事實上也正是這一年，袁世凱政府開始竭力崇揚尊孔，然而，袁世凱新成立的參政院卻把端午節改名為了「夏節」。既然有了春節，按照春夏秋冬規則，自然就應該有夏節。袁世凱政府如果壽期夠長，一定會繼續搞出「秋節」、「冬節」，這是那個時代官僚、議員理應有的邏輯思維修養。然而，不管什麼節，只要是局限為某一日或某幾日的「節」，或稱之為「紀念日」，其思維本質終究是西化的。所謂「夏節」，不過是以表面的保守主義，平衡或完善「春節」的西化而已。

袁世凱時期的西化追求直至今天，儘管細節有很多改變，但基本格局並沒有變化。如果稱「傳統」，並限定為百年歷史，當然不妨也視作為「傳統」。然而，當過年視作為「過年」時，這畢竟是根基於陰曆的數千年傳統，當過年被稱作為過「春節」時，至多只能認為這是已經西化了的百年「傳統」而已。今天的中國，可能令極端文化保守主義者傷悲的是：無處不在西化中，包括被認為的所謂「傳統」。

【作者簡介】

顧則徐|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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