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科學論戰：舍格斯特爾的科學技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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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科學論戰：舍格斯特爾的科學技術論

By 劉永謀 張亢

作者簡介：劉永謀(1974- )，男，湖南常德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科學技術哲學、科技與公共政策，E-mail:legend74@163.com；張亢，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 100872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6 年 12 期

原發期刊：《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0164 期 第 16-21 頁

關鍵詞：奧莉卡·合格斯特爾/ 社會生物學爭論/ 科學大戰/ 新科學哲學/ Ullica /sociobiology debate/ Science Wars/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摘要：通過研究「社會生物學爭論」和「科學大戰」，舍格斯特爾提出了重建科學技術研究的主張，對於把握科技哲學未來發展極具啟發意義。她的觀點反映了當代科學哲學前沿發展的兩大重要特點：(1)從物理學哲學轉向生物學哲學，(2)從辯護論、批判論轉向審度論，它們是新科學哲學興起的重要表徵。

20世紀末，科學哲學陷入了混亂或危機中，90年代「科學大戰」(Science Wars)就是明證。科學哲學將或應如何發展?這已經成為科學哲學界近年來最為關注的問題。舍格斯特爾(Ullica )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學界兩次最重要的科學爭論即「社會生物學爭論」(Sociobiology Debate)與「科學大戰」的研究，提出了「重建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以下簡稱STS)」的觀點，對於把握整個科技哲學未來的發展極具啟發意義。

一、反思「社會生物學爭論」

舍格斯特爾對「社會生物學爭論」進行了非常細緻的研究。這場爭論發生在70、80年代，參與者主要是美英科學家。爭論的雙方為社會生物學的支持者和批評者，核心參與者均為頂級生物學家。爭論觸發點為1975年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出版的《社會生物學：新綜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該書提出了社會生物學的基本框架，主張系統地研究所有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他認為，人類所有行為如性角色、攻擊性、道德關注、宗教信仰等均能與人類進化過程及其遺傳性徵聯繫起來，即潛在的基因排列是人類何以如此行為的基礎。威爾遜的理論立刻招致大量批評，也得到一些支持，雙方展開了論戰。之後，美國的社會生物學爭論迅速蔓延到英國。

舍格斯特爾指出，「社會生物學爭論」的焦點不是科學證據、實驗操作等具體問題，而是涉及何為科學的基本科學觀問題，尤其是：科學與道德的關係如何?爭論雙方均視自己為「真理辯護者」，但「恰巧他們對真理存在於何處有不同的概念」[1]1，因此「這是一場關於科學本質、科學與社會的關係和特定時間中可接受知識本質的爭論——它被看作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1]2。這是一場基本局限於自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爭論。社會生物學支持者們認為，科學與道德分離，意識形態因素不應干涉科學的自由探索，而且科學必然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而批評者們則認為，科學研究應該接受政治和道德的審查，對於錯誤意識形態觀念指導下的「壞科學」要進行批判。

與傳統觀點不同，舍格斯特爾認為，以道德和政治關注為核心的「社會生物學爭論」推動而不是阻礙了社會生物學發展。首先，爭論澄清了社會生物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某些問題，促進了社會生物學中許多具體科學問題的研究。其次，社會生物學是跨學科研究領域，爭論擴大了學科影響，吸引了許多科學家注意並加入其中。最後，爭論讓社會生物學接觸到更多其他知識領域，推動不同領域知識在社會生物學中的綜合。因此，舍格斯特爾認為，社會生物學爭論說明，道德正確對於科學家學術成就、新知識被共同體認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科學家們都希望積累某種「道德資本」(moral capital)；在科學活動中，真理問題與道德問題是糾纏在一起的，社會學對科學的反思是無法將兩者截然分開的。

在舍格斯特爾看來，「科學家們對於科學的標準有多種意見，唯一標準的科學『質量控制』是很難建立的」[2]。在社會生物學領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甚至衝突的研究傳統，社會生物學爭論同時也是這些傳統間相互競爭的表現。

首先，社會生物學支持者屬於自然主義傳統，而反對者屬於實驗主義傳統，兩種傳統的實踐者信守不同的科學範式。自然主義傳統試圖按照自然本來面貌來研究和理解自然，這是包括達爾文等人在內的進化生物學乃至自然史在內的悠久傳統，而實驗主義傳統囊括如基因學、分子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等領域，不僅缺少自然主義精神，而且堅持以講求實際和批判態度來訓練實踐者，要求精確數據、實驗證據，不接受嘗試性、假設性的觀點，對既有科學文本堅持批判性閱讀。

其次，社會生物學支持者屬於作為「種植者」(planter)的科學家，而反對者屬於作為「剷除者」(weeder)的科學家。「種植者」科學家以建設性的態度生產新知識，堅信所有新知識均有用，至於新知識的應用則應交給民主程序處理。他們是科學界的主流，對追求知識以及科學知識產品的誠實和社會作用帶有毫無疑問的信仰。而「剷除者」科學家不相信民主程序能剷除壞科學，因而把自己的責任視為幫助大眾在「壞科學」沒有產生社會危害之前清理它們。種植者鼓勵公眾相信科學家的中立性，剷除者則不相信科學家，認定政治目標會濫用科學，把阻止這種濫用視為必須的政治任務。作為剷除者的批評者對將科學生產置於民主化之外不滿，努力推進科學的民主化即公眾要參與整個科學活動。

再次，社會生物學支持者被批評為還原論者，被認為犯了將人類的本性還原為基因的生物決定論錯誤，而批評者自稱堅持進步的環境主義，即強調社會文化環境對人類社會行為的影響，將生物學爭論視為典型的進步的環境主義者(environmentalist)對抗保守的遺傳論者(hereditarian)的自然—教化(nature-nurture)爭論，是整體論範式對抗還原論範式的鬥爭。但是，正如舍格斯特爾指出的，在社會生物學爭論中還原論被泛化，被等同於生物決定論，成為攻擊他人的方便工具或某種宏大攻擊手段——「反還原論推理中最麻煩的假定可能是，一個人能區別『好』『壞』科學，而且『壞』科學而不是『好』科學當受譴責」[3]。

舍格斯特爾認為，「社會生物學爭論」既是科學論戰，也是文化對話。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看，社會生物學爭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社會關於人的自由意志的爭論有關，是該問題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重要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關於人的自由意志的爭論，是西方思想中一個源遠流長的文化爭論即自然—教化爭論在當時的體現。人性究竟是先天自然遺傳決定的，還是後天教育教化的，是該爭論的核心問題。「二戰」後該問題集中表現為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爭論，最著名的就是存在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對立。薩特等人主張的存在主義從自由選擇的角度力主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在戰後對納粹戰爭罪行以及其他辯解說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的審判中非常重要。社會生物學的批評者相信「完全自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基因限制的意志。面對批評，社會生物學認為，由於基因與環境之間互動，預先設定的東西會改變，建立在這些設定之上的倫理學認知也是會改變的，因而也為自由意志留下空間。因此，社會生物學爭論的雙方均認可人有自由意志的觀點。

二、反思「科學大戰」

20世紀80年代，社會生物學爭論逐漸歸於沉寂。這期間，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迅速興起，從英國蔓延至整個西方學術界，在90年代甚至佔據了歐美講壇。SSK所提出的社會建構主義把科學知識看作社會建構的產物，加上與之相呼應的後現代主義者、激進女性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後殖民主義者把科學視為與政治共謀的權力、依靠金錢運轉的遊戲、聽命於贊助人的工具和殘酷統治自然的幫凶，引發了持正統科學哲學觀念的哲學家、科學家的強烈不滿，他們針鋒相對地奮起反擊，在90年代導致了以「索卡爾詐文事件」為標誌的、科學衛士與科學反方持續碰撞的「科學大戰」。在科學衛士們看來，科學反方均屬於「反科學」思潮，不僅敵視自然科學，並且實際上對科學很無知。直至今天，科學衛士與科學反方的爭論仍未完全平息。並且，「科學大戰」逐漸從北美輻射開來，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廣泛關注，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科學大戰不再局限於自然科學共同體內部，而表現為科學家與人文社會科學家的論戰，並且引發了學術界之外的媒體、非政府組織(NGO)和公眾的廣泛參與。有趣的是，社會生物學爭論的一些主角比如威爾遜、道金斯後來又參與到90年代「科學大戰」之中，並且從被批判的對象變成了科學衛士。並且，科學衛士的幹將格羅斯和利維特也是生物學家。因此，舍格斯特爾把「科學大戰」與「社會生物學爭論」聯繫起來解讀，甚至追溯到50年代、60年代由斯諾《兩種文化》關於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分野的討論。

在舍格斯特爾看來，科學大戰實際上既不是人文與科學的對立，也不是整個STS與科學家的對立，而是佔少數的兩個極端的對立。準確地說，是某些堅決堅持實證主義立場的科學家和哲學家與強綱領SSK學派以及某些後現代主義者的矛盾。科學衛士並非所有科學家，而是很小一部分科學家。科學反方並非所有STS研究，而是其中持建構主義和相對主義立場的一小部分。實際上，在STS內部，SSK一經提出就遭遇了各種批評，近年來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大。雖然SSK的興起完成了STS內部的一次範式轉換，但它終究只是STS的一個流派，並不能囊括整個STS研究的立場。

在「社會生物學爭論」中，被批評的是「壞科學」；而在「科學大戰」中，被批評的是「反科學」。被稱為「壞科學家」的是自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成員，而被稱為「反科學家」的則是某些人文社會科學家。舍格斯特爾認為，「壞科學」和「反科學」的認定均沒有明確或客觀的標準，並且在不同的時期中、在不同的視角下標準是變化的，並沒有某種一致的對自然科學進行攻擊的思潮或運動，批評自然科學即被認定為「反科學」是不公正的。

舍格斯特爾認為，「科學大戰很可能看起來是關於科學的文化內涵的衝突」[4]114。科學反方認為自然科學僅僅是一種文化或共識觀念，而不應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優於其他的、理想主義的文化。「科學大戰」真正的界限在於此，而不是某種政治的左右之分。「科學大戰」雙方持有不同的科學觀，對於科學的客觀性、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科學與民主關係等理解不同。科學衛士認為科學客觀性是理性知識和有效實踐的保障，能為具體的社會目標和人類福祉服務。科學反方把科學客觀性看作社會壓制和精英統治的工具。科學衛士認為科學促進民主，但科學本身是精英的專業實踐，科學反方認為科學壓制民主討論，堅持科學要民主化。但是，舍格斯特爾認為，科學大戰的雙方均毫無疑問地認定自然科學的理性是有問題的，科學理性是在實際科學實踐中確認和變化的。

舍格斯特爾指出，與「社會生物學爭論」相比，「科學大戰」爆發的社會文化背景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科學大戰」爆發之際，西方校園流行後現代主義，對科學進行激進的文化分析，尤其以建構主義科學觀為標誌。誠然，「強」建構主義者遇到了挑戰，但「弱」建構主義者斷言科學被社會因素影響的觀點獲得了大量擁躉。以後現代主義者和SSK社會建構論為主幹的科學反方共同組成了所謂「文化左派」的主幹。美國的科學衛士們對SSK對科學的批評非常重視。在科學衛士們看來，科學作為進步文化的優勢地位正在受到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價值觀如客觀性、無私性和事實判准等支撐起美國文化的基礎。60年代，美國的科學主義文化遭遇了馬爾庫塞等「新左派」的挑戰。90年代，「文化左派」延續了對科學的攻擊，甚至成為大眾文化不可忽視的力量，於是反擊在科學衛士們看來不可避免。因此，舍格斯特爾認為，科學大戰可以看成是圍繞科學主義的文化霸權之爭。

從某種角度來說，科學大戰可以視為新老左派之間的爭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上，左派們主張學術自由，反對國家對科學的干預，強調科學無國界，比如默頓基於納粹的雅利安科學運動、蘇聯的李森科事件的反思，提出著名的「默頓規範」，反對政治對科學的干預[5]。顯然，威爾遜秉持的是老一輩左派如默頓所堅持的學術自由的傳統觀念。60年代、70年代，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新左派」從社會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工具科學，將科學視為某種意識形態，宣稱資本主義制度異化了科學使之成為奴役無產階級的工具。而西奧多·羅斯扎克則強烈反對技治主義在美國的盛行，亦是當時「新左派」對於科學的重要批評聲音[6]。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等「文化左派」不再關心「好科學」「壞科學」科學與意識形態以及真理問題，而是質疑政治與科學實踐在一切現代體制下的共謀。因此，舍格斯特爾指出，從「二戰」到90年代，左派的外延和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從左派流變的角度看，社會生物學爭論實際是老左派經新左派向文化左派變化中的一個轉折點[7]。

就科學與社會關係的分析而言，前後左派均喜歡運用對科學文本進行意識形態分析的方法，比如在社會生物學爭論中舍格斯特爾所稱的「道德閱讀」(Moral Reading)。但是，新左派的列文丁等人僅僅對他們認定的「壞科學」文本進行分析，揭露其政治意涵，而「文化左派」對所有科學的文本進行分析，認為權力屬性是自然科學的本質屬性。老左派認為，科學可以用來對抗社會權力的不當應用，因而要保持科學的獨立性。「新左派」「文化左派」則認為，科學本身就是社會權力。實際上，「文化左派」致力於顛覆現代社會的理性準則和啟蒙理想，對科學的批判只是他們攻擊的一個重要方向之一。

三、「找回科學家」

舍格斯特爾指出，科學反方和科學衛士內部對待其敵對方的基本態度也並非一致。就科學反方而言，建構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共同點在於：否認自然科學的認識論權威，徹底解構正統科學認識論，堅持科學是社會或文化建構的，這與傳統的STS研究如默頓學派處理科學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進路是不同的。而SSK與後現代主義者的立場也並非完全一致。舍格斯特爾指出，反科學的尤其是女性主義者、後殖民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堅持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主要興趣在於價值和意識形態」，而SSK堅持科學建構論，關注的是「理性主義者的解釋模型的不合理性」[4]10。同樣，科學衛士們也並非是一致的，反對SSK的人不一定反對STS。很多反對科學反方的科學家指出，對科學的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視角的研究是必要的。科學衛士們反對的不是全部的STS，而是其中的SSK。並非所有的STS流派均對科學持有敵視的態度，而是其中的SSK。因此，舍格斯特爾主張，應該重新定位STS研究，STS研究應該與科學家合作，共同來處理科學和社會關係的問題。這些問題一度被SSK的流行所掩蓋，之後又被科學大戰所淹沒。

必須要強調的是，舍格斯特爾所稱的STS並非通常意義的STS。通常STS指的是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以默頓學派為主幹的狹義科學社會學研究，舍格斯特爾的STS指的是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即從70年代發展起來的以科學為對象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從事此意義STS研究的學者不僅來自哲學和社會學領域，還包括從事實際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和工程師[4]31。在此意義下的STS比狹義的科學社會學要寬泛得多，將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SSK，科學文化研究，科技史研究，科學、技術與公共政策(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以下簡稱STPP)等均囊括其中。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簡單地將各分支學科研究拼湊在一起，而是試圖將不同視角的研究圍繞問題有機地整合起來。舍格斯特爾對STS的擴展理解很好地反映了當代該領域發展的現狀。

舍格斯特爾認為，目前自然科學家與STS研究之間關係的惡化是暫時的，並非必然如此的。STS領域有許多其他理論傳統如默頓—巴伯傳統、知識社會學傳統，它們被SSK所遮蔽，不為科學家們所熟知。因此，STS研究應該加強和科學家交流，「找回科學家」[4]30。SSK的支持者們對自然科學缺乏了解，並且認為沒有必要和科學家進行對話。這是錯誤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種科學知識社會學——以及科學——它能被從事研究的科學家本人認為是正確的和有用的。」[4]30因此，舍格斯特爾指出，「科學大戰」對於STS研究意義重大，刺激著該領域的研究者自省。未來的STS研究應該求得科學家們的幫助，增加對常規科學研究的關注，提出對實際的科學實踐活動有新價值的看法。

四、從科學哲學最新發展看舍格斯特爾

「科學大戰」和「社會生物學爭論」對於科學哲學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但是，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科學哲學界對它們的研究和回應還很不夠，因而舍格斯特爾的研究不可忽視。總的來說，她的研究從兩個方面走在了正在發生的科學哲學範式轉型的最前沿，即科學哲學從物理學哲學轉向生物學哲學，從辯護論、批判論轉向審度論。

首先，社會生物學爭論研究牽涉到科學哲學從傳統的「以物理學為樣板」向「以生物學為樣板」轉型的問題。20世紀中葉以來，在整個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學停滯不前，所謂「物理學帝國」開始衰落，相反生物學群落包括生命科學、進化生物學、基因工程、生態學和認知科學等創新不斷，不同於傳統科學的「後現代科學」迅速興起，物理學不再是其他自然科學惟一的基礎或模仿對象，使得自然科學從「科學帝國」走向「科學共和國」[8]。在「科學共和國」中，生物學範式逐漸成為與物理學範式並立的最重要的科學範式。顯然，生物學範式與物理學範式有許多非常重要的差別，比如由於人是一種動物，同時包含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生物學範式沒有辦法完全剔除與人相關的心靈、道德和政治問題，這在社會生物學中表現得很突出。科學哲學是反思科學的學問，自然科學範式的轉變必然會導致科學哲學範式的轉變，生物學範式崛起直接導致生物學哲學的興起。一般認為，生物學哲學很大程度上起源於60年代興起的反還原論與反實證主義立場[9]，而社會生物學爭論對於生物學中整體論主張復興至關重要。由於20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均以物理學為樣板，因而彼時的分支科學哲學可以說是物理學哲學或它在不同學科中的應用，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科學哲學就是物理學哲學。因此，生物學哲學並不僅僅止於一門分支科學哲學，而是要走向一種全新的科學哲學。比如，生物學解釋不能擺脫目的論，不能做到物理學那樣純粹的因果解釋，這就註定生物學認識論和物理學認識論明顯不同，也註定生物學哲學一開始就與某種意義研究或文化研究糾纏在一起，不能是傳統以真理分析為唯一旨趣的傳統認識論研究。

其次，對「科學大戰」的反思提出了科學哲學基本取向從辯護、批判走向審度的問題。毫無疑問，「科學大戰」對科學哲學的發展已經並更將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進入21世紀，許多學者開始跳出爭論本身，試圖以旁觀者立場客觀中立地審視論辯雙方的立場，進而找尋爭論對於科學哲學發展的借鑒意義。其中，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哲學對科學進行反思的基本取向要從極端片面的「辯護」或「批判」走向更為全面謹慎的「審度」[10]。從思想史發展來看，科學論也是大致經歷了一個對科學「從辯護到審度」的轉變。科學論產生之初，主要宗旨是為科學辯護，即證明自然科學的合理性，並試圖用科學方法改造人文社會科學，或者把非科學問題劃歸為無意義命題。辯護科學的思路在邏輯實證主義那裡發展到了頂峰。之後，辯護的聲音逐漸衰落，質疑科學的聲音越來越響。到了20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質疑甚至走向全盤否定科學的極端，出現以另類科學哲學為代表的「反科學論」。但是，對科學的全盤否定顯然與常識和現實需要不一致，很快引起反彈，「科學大戰」就是佐證。應該說，單純的辯護論或批判論在現實中走到了困境，不能說明科學及其與社會關係的複雜性。當今對科學的反思，應該實現「從辯護到審度」的轉換。審度不是折中主義，而是整合對立觀點。實際上，審度是辯護者與批判者的激烈辯駁而催生的一種比較寬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堅持的科學哲學傾向。對待科學，科學哲學不能一味地辯護，也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要走向謹慎的、歷史的和具體的審度。實際上，科學哲學的最新發展已經表現出審度科學的某些跡象，如舍格斯特爾「重建科學技術研究傳統」的主張、蘇珊·哈克的「批判常識主義」以及約瑟夫·阿伽西「多元論的批判理性主義」等，可以稱之為「科學審度論」。

總之，當代科學哲學正在經歷著一場根本性的轉型，將出現與維也納學派誕生以來以往所有科學哲學均不同的「新科學哲學」，而舍格斯特爾的研究正是這種轉型的徵兆或先聲之一。目前，新科學哲學還正在興起和發展當中，還遠遠沒有成熟，還有待觀察。從總體上看，新科學哲學並沒有一致和連貫的進路或範式，而將採取多元化、異質性的哲學反思策略，但始終將主旨收斂於破除極端、反對總體化，進而在具體、歷史和現實中審視科學技術問題。

作為一種新科學哲學，舍格斯特爾提出了「重建科學技術研究傳統」的呼籲。這是非常有創見的。STS的默頓傳統存在3個問題：(1)忽視知識生產的社會學分析；(2)科學與外部社會關係研究重視不夠；(3)缺乏對科學的批判意識。但是，默頓傳統緊緊抓住科學建制和科學家本身，形成了與科學界良好的互動關係。如果能用審度論對默頓傳統、SSK等進行改造，構建某種新STS傳統是可能的，最近頗具審度意向的STPP研究的興起就是佐證[11]。舍格斯特爾與SSK一樣研究了科學知識的生產問題，然後又把科學活動展開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審視，把科學作為生產、傳播和認可的連續過程來處理，從而避免SSK的極端批判立場。並且，舍格斯特爾提出了一些長期被科學哲學研究忽視的問題，如公眾參與、科學民主化等，這些問題長期被作為科學外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心理學的問題。實際上，隨著新科學哲學的發展，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內史/科學外史、科學認識論/科學價值論等傳統的科學哲學二分法將逐步被消解。最後，舍格斯特爾對STS概念進行重新解釋，試圖把STS變成一種以科學為中心的、綜合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科學史等不同學科的跨學科問題學研究，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當然，舍格斯特爾的研究還很初步，問題也顯而易見。首先，最大的問題是提出了新主張，但對如何重建STS傳統還沒有形成具體的方案。其次，研究過於經驗化，迴避了傳統科學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停留在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的層面。再次，立論的基礎缺乏物理學、化學的分析，更多採用生物學的討論。顯然，生物學哲學的興起，並不代表物理學哲學的結束，未來新科學哲學更應該是一種多元並存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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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egotiating "sound science":expert disagreement about the risks of relea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ro-organisms[J].Political and the life science,1990(2):221-231.

[3] U."Bad science",and politics:a critique of anti-reductionist reasoning[J].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1992(2):199-2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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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默頓.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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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段偉文：科技哲學的進路重整與時代關照[J].哲學動態，2014(5)：14-25.

[9]SMOCOVITIS V B.Unifying Biology: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05.

[10]劉大椿，劉永謀：思想的攻防——另類科學哲學的興起和演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9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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