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孟宸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學制度，不務不急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抗大第二期學員響應黨中央號召，於8月前全部提前畢業離校，帶領部隊開赴抗戰最前線。至1938年冬，由紅軍主力和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已經開闢了晉察冀、晉綏、晉魯豫、冀魯豫、山東、蘇南、皖中、皖東、豫皖蘇邊、蘇北和皖東北等一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隨著敵後游擊戰爭廣泛開展，我軍對軍政幹部的需求急劇增加。

「對革命青年來者不拒」

為了能夠更好地培養敵後抗戰所需的幹部，抗大從1937年8月招收的第三期開始，針對不同時期的需求，開始大量培養各類軍政幹部。例如第三期的培養重點是敵後游擊所需的文武兼備的軍事人才，為此專門開辦了「老幹部游擊訓練隊」，在第一軍事大隊和第二政治大隊中，包括大批紅軍軍師級幹部，例如王樹聲、許世友、洪學智等人。1938年3月，第三期1272名學員陸續畢業，其中近一半留校工作，充實師資隊伍。這樣一來，抗大教職員工達到300多人，奠定了日後建立敵後根據地分校的師資基礎。

1938年冬，延安，毛澤東在向抗大學生作報告

而1938年4月入學的抗大第四期針對當時全國知識青年大量湧向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新形勢，提出了「對革命青年來者不拒」的方針。這一期抗大學院達到破天荒的5562人，其中八路軍、新四軍和國統區、淪陷區地下黨幹部907人，而餘下的4655名學員全部是知識青年。據統計，這些知識青年在入校時，僅有500餘人是黨員，而畢業時，有3304名學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深入敵後辦抗大

抗大第五期是抗大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期，同時也是深入敵後辦學的第一期。1938年12月底，何長工親自率領抗大第五、第六大隊奔赴晉東南根據地，建立抗大第一分校。與此同時，陳伯鈞領導陝北公學和抗大第七大隊赴晉察冀建立抗大第二分校。1939年1月，抗大延安總校和兩所分校同期開學，共招收13390名學員。據統計，其中有超過1萬名是前來投軍的知識青年。同年7月，延安總校變為「八路軍第五縱隊」（後來被稱為「青縱」）經晉察冀邊區，奔赴晉東南的太行山區，而留守延安的師生則被編成抗大第三分校。

賀龍在抗日軍政大學發表講話

1940年2月，抗大總校從晉察冀邊區靈壽縣轉移至晉東南的武鄉蟠龍鎮。抵達蟠龍後，總校在4月15日舉辦了第六期開學典禮。抗大開赴敵後的背景除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的蓬勃開展外，也有日寇和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封鎖日漸嚴密，知識青年很難進入根據地投軍這一因素影響。因此，抗大第六期的學員僅有4900人，幾乎全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中共領導下抗日武裝的基層幹部。這些學員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但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第六期的教學重點之一就是提高學員的文化教育水平，消滅文盲和半文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大二分校學員在進行體育活動——走天橋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敵後抗戰，抗大第六期學員在校期間一面學習，一面根據實戰編寫新的軍事政治教材。例如在百團大戰期間，抗大有相當數量的教職員工和學員參戰。而在8個月的辦學期間，抗大總校從蟠龍鎮轉移到黎城縣，又從黎城轉移到河北邢台漿水鎮。但就在緊張的轉戰中，第六期學員仍然很好地完成了教學計劃，同時在安徽渦陽、江蘇鹽城、山西武鄉等地開辦了第四至第六分校。朱德總司令專門為抗大第六期寫下了「努力工作，造成鐵的幹部，準備反攻」的題詞。

就在抗大在敵後開展教學之際，1941年1月，國民黨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面對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及日軍加緊對敵後根據地進行掃蕩和蠶食，在華北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抗大辦學也隨之從過去的粗放鋪開，向精細辦學方向發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大學員正在進行槍支使用知識學習

面對敵人瘋狂進攻，根據地民窮財盡的不利形勢，曾有部分人提出應該暫時解散抗大總校。針對這種思想，中央軍委及時下發了《關於抗大總校不能取消而應加強領導的指示》，要求抗大向專業化和正規化方向發展。1941年1月28日，抗大總校在河北邢台漿水鎮舉辦第七期開學典禮。第七期的辦學特點是專業化和輪訓化。針對當時各根據的現實需求，總校一面在安徽天長縣和山西興縣開設分校，一面在本部專門開辦了參謀隊、敵工隊、工兵隊、幹部教員輪訓班、地方武裝幹部營等。因此雖然開學時總校僅有學員900餘人，到1942年2月為止，有超過2500名學員畢業。

同時，在安排第七期學員教學計劃的同時，抗大根據包括百團大戰在內的各種戰例進行分析，編製印刷了新版教材，並有意識地培養了一大批教員和專業幹部。此時抗大的各項規章制度已經趨於成熟，全校的正規化建設達到了相當的水平。首先是有意識地將上干科和基本科分開培養，其次開始著手建立陸軍中學，為部隊準備青年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