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與「忘」 論《大宗師》中庄子的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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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莊子的人生哲學出發，可以看到其對佛教禪宗、宋明儒學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莊子成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思想來源，並使其在中西文化對話工作中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作者簡介

徐軍，北京大學物理學院2010級本科生，哲學系2014級碩士生，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國人才計劃第一期結業學員，北京大學第十七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

摘 要

莊子作為道家哲學自老子以來的重要繼承者，開啟了中國哲學的諸多全新命題。《莊子·大宗師》篇集中反映了莊子的人生哲學，主要體現在其對人生目標的定位是追求「天與人不相勝」，通過追求「道」進而成為「真人」；修道的根本方法在於「忘」，通過忘物、忘知、忘德、忘己等由淺入深的過程最終擺脫各種束縛，實現精神自由。從莊子的人生哲學出發，可以看到其對佛教禪宗、宋明儒學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莊子成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思想來源，並使其在中西文化對話工作中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緒 論

在中國文化儒釋道的傳統當中，常有「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家治身」的說法，這反映了儒釋道三者關注的核心問題的不同，儒家關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佛教關注人和心之間的關係，道教則關注人和身體的關係。不過這種看法帶有相當大的片面性，儒家的重要學說「人性論」不是在說人心應該如何嗎？佛教儘管主張不要看重身體，因為這只是「一副臭皮囊」，但同時也認為「人身難得」，進而提出如何處理人和身體的關係。「道家」與「道教」儘管是兩個有著相當複雜關聯度的概念，但在早期的老子和莊子那裡，他們最關心的顯然不是自己的身體，而是作為自然的「道」。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資料圖）

作為道家哲學自老子以來的繼承者，就像孟子並不只是複述孔子的學說一樣，莊子在接受老子思想的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他在關注「道」的同時強調人應該「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他對個體發展十分重視，強調事物的個別本性，這在郭象那裡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後者提出的「獨化於玄冥之境」反映的正是個體變化的自然而然與互相獨立。

《莊子》的內七篇是理解莊子哲學的核心文本，儘管莊子與《莊子》之間的區別仍有待進一步考證，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進入到莊子夢境一般的生命世界當中。而這七篇的順序和關係也頗值得玩味，唐代的成玄英認為七篇的順序是有著邏輯上的先後次序，與這種邏輯結構類似的例子還有《周易》《詩經》《春秋》等等，這形成了一種解釋傳統。明代的憨山和尚德清則提出《大宗師》是前六篇的總結，「宗師」就是最終可以為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

此外還有人提出《人間世》是七篇的樞機，位居七篇之中，可以運化周身，使四體血脈通連，首尾一氣貫注。近代以來的學者當中採納諸種說法的都有，例如馮友蘭先生提出研究莊子要以《逍遙遊》和《齊物論》前兩篇為主要線索，而陳榮捷先生在《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中述及莊子的一章中選取了《齊物論》和《大宗師》兩篇，理由是前者體現莊子的哲學，後者則表達了他的人生態度。

對於《大宗師》最初的關注來自於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然而仔細考察《大宗師》的文本，筆者發現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是以下幾個關鍵詞：天、生死、真、忘、一和道。而這些才是構成莊子人生哲學的重大命題，用現代人的語言概括起來大致包含三個方面：人生的目標是什麼？目標實現的意義是什麼？實現的方法是什麼？這三個問題相互糾葛構成了《大宗師》一篇的主旨。

一、天道何謂

《大宗師》開篇就指出人對於事物的了解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並非每個人都能做到「知天之所為」和「知人之所為」，二是保持知的狀態一直到死不變是十分困難的，三是無論是「知人」還是「知天」，其所知的對象都會不斷發生變化。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莊子提出「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指出人應該首先追求成為一個「真人」，這裡的真人可以理解為真實的人或真正的人，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與天為徒」、「天與人不相勝」。

這就引申出一個重要問題：什麼是天？這一問題貫穿了整篇《大宗師》。莊子講天是和命放在一起講的，他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天就是大道，就是生死晝夜變化之定理，而真人就是能夠體認到生死一如、天人合一的人。因此在莊子這裡，天、道、命三者是有共同內涵的，所以接下來他對「道」做了進一步描述：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是什麼？（資料圖）

這一段說明了道的特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的特點，這是在強調道與人之間的聯繫，與《中庸》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有類似的意思。而「傳」與「受」的微妙差異在儒家那裡同樣存在，「傳」意味著內心的自我認同，強調主體性，「受」則是一種被動接受的狀態，莊子在這裡指出「道」需要靠個人努力去獲得，而不能指望通過別人得到。

這裡隱含著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樣的「道」能否通過學習獲得，否則如果不能的話，那麼莊子在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人生目標，儘管有其形而上學的意義，卻不具有實際的操作性。莊子借女偊之口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不過女偊同時提出「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接著給出了一個學道的具體路徑：

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這裡似乎前後矛盾，莊子一方面承認道不可學，一方面卻提出通過「外天下」「外物」「外生」即通常所說的「為道日損」最終可以達到「朝徹」「見獨」的境界。「外」就是拋棄、忘記的意思，這在之後庄子還有更深入的解釋。而這裡的矛盾通常意義上認為是針對儒家的，《論語》開篇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莊子強調道不可學是說道不是一種知識，不能通過「為學日增」的方式來最終體悟。

二、天道為何

莊子並沒有對「真人」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也沒有給出「真人必然有真知」的理由，在他看來，這是不證自明的，不過這也給了我們質疑的空間。他通過一種描述性的方法說明了「真人」所具有的種種特點：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鼽。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廣乎其似世也，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這些特點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即通常所說的「造道」，屬於成為「真人」之後的境界問題，二是指順應天道的生命和生活本身，同是也是成為「真人」所具備的條件。前者是體現於內的，只有自己知道，後者是可以表現於外在的。這兩個方面綜合起來構成了完整的真人，即真正的人。除了描述真人的特點之外，莊子還用四個寓言故事來進一步說明真人在當時的時代意義。

第一個寓言故事是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為友，體認「死生存亡之一體」。先是子輿生病，身體發生變化，但他依然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他對朋友說：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後來子來也生病快要死掉了，妻子在他旁邊哭泣，他卻說：

「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生老病死，順應天命（資料圖）

生老病死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大問題，莊子在這裡給出了一種處世的態度，即順應天命，隨遇而安。

第二個寓言故事是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相忘以生，無所窮終」。子桑戶死而未葬，二友「臨屍而歌」。因為在他們看來，沒有必要留戀生命，死亡是向自然的回歸，是一種解脫，值得慶賀。這裡充分體現了莊子和儒家的區別，《論語》中有「克己復禮為仁」，《禮記·昏義》講「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子貢遇到這樣的情況，必然會覺得驚世駭俗，所以他去向孔子請教。於是孔子給出了方內、方外的差別，並提出「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的說法。

第三個故事借顏回與孔子的對話講述了孟孫才這樣一個人，他在母親死後「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卻被稱為善處喪事，於是顏回產生了類似子貢的問題，孔子回答說因為他順應自然的變化，「以待其所不知之化」，達到了「入於寥天一」的境界。

第四個故事中庄子通過意而子與許由的對話進一步批判儒家的仁義之說，他說禮對人的戕害就像刑罰一樣，這是從禮對人自然天性有所束縛的角度來講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莊子看不到禮的意義。從「造道」的角度來講，莊子認為禮是需要拋棄的東西，因為最真實的東西是天，是道，是自然。在這個故事裡莊子還點明了「大宗師」的含義——就是以大道為師。

縱觀這四個故事，可以發現莊子在挖掘「真人」的意義時著眼的是死生的大事，無論是自己面臨病死還是親人故去，莊子都沒有儒家那種對個人情感的執著，而是與大道同流，安時處順，從而避免了哀樂入心，也就解除了外在的束縛，獲得了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三、天道何為

儘管莊子否定了學道的可能性，但他也借女偊之口給出了「聞道」的基本路徑：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這個比喻式的句子體現了聞道的次序：副墨（文字）—洛誦（誦讀）—瞻明（見解明澈）—聶許（心得）—需役（實行）—謳（詠嘆歌吟）—玄冥（靜默）—參寥（高邈寥曠）—疑始（迷茫之始）。修道的最初的起點是文字，也就是要閱讀文本，這與我們接觸任何一門學問時都會首先閱讀其經典是一個道理。

而莊子提出的修道的根本方法是「忘」或者「坐忘」。「忘」在整個內七篇中出現了25次，而在《大宗師》一篇中就出現了14次。最典型的一段是顏回與孔子的對話：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顏回依次忘記了「禮樂」「仁義」，最後在「坐忘」階段忘掉了身心，這是一種由淺入深的「忘」。徐復觀先生指出，莊子的「墮肢體」「離形」指的是擺脫由生理而來的慾望，「黜聰明」「去知」指的是擺脫普通的所謂知識活動。二者同時擺脫，此即所謂「坐忘」。

相忘於江湖（資料圖）

其次是前面提到的女偊所說的「外」：

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這裡的「外」即遺、忘，其過程依次是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大宗師》篇其他出現「忘」的地方還有以下6處。

1.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2. ……悗乎忘其言也。

3.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4.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窮終！」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5. ……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

6.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除了第一條強調要「不忘」和「忘而復之」，其他六條出現了「忘言」「忘生」「忘肝膽」的說法，以及兩次提到「相忘於江湖」。莊子相忘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忘物、忘知、忘德、忘己等四個層面，分別和凝滯外物、獲取知識、追求道德、執著自我的逐漸超越相對應，形成一個循序漸進地擺脫內外束縛、走向精神自由的人生路徑。

四、結 論

《大宗師》中庄子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成為「真人」，所謂真人就是能夠順應自然，達到「天與人不相勝」的狀態，完全按照自己的天性來生活。

而「天」與「道」是緊密相連的，於是做「真人」被轉化為學「道」這樣一個具體的目標。而修道的具體方法可以從兩個維度來展開，從學習的起點來看首先要重視經典文本，從文字進入莊子的世界，通過進一步的誦讀有所得，進而為轉化現實中的行動力，最終達到一種「玄冥」的境界。從修道的指導思想來看要不斷地「忘」，這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學習是一種需要不斷記憶的過程看起來有所矛盾，但實際上這種「忘」不是我們記憶之後被動的忘記，而是一種主動的價值選擇。通過拋棄那些對人有所限制的物、德、知，我們成為最真實的自己，精神也獲到極大的自由。這兩點對於我們來講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然而《大宗師》的結尾卻表達了一種安命的無奈，我們看到莊子在完成了對「天道」和「忘」的完整表述之後又回到了現實。子桑的困境沒有得到解決，所以他只能痛哭，只能悲歌，絕望之下向天發出抗議卻仍然不能改變命運。這裡莊子似乎自己要瓦解之前所努力構建的這樣一個「天道」和「忘」構成的人生路徑，給修道者潑一盆冷水。莊子顯然知道這樣一種對於命運的順從可能帶來的弊端，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等於放棄了自己的主動性，對於改變現實狀況、解決實際問題來說沒有太大幫助。莊子的時代和今天不同，他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也未必經歷，但他對於精神自由的嚮往綿延兩千多年卻依然充滿生命力。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和莊子的處境相似，因為我們的現實世界如今依然充滿著各種無奈、痛苦和不公平，在我們短暫的人生當中總會遇到不如意的事，歷史的長河中總是有不得志的人，就像馮友蘭先生所說「莊周哲學並不能使不得志的人成為得志，也不能使不如意的事成為如意。它不能解決問題，但它能使人有一種精神境界，對於這種精神境界的人，這些問題就不成問題了，它不能解決問題，但能取消問題。人生之中總有些問題是不可能解決而只能取消的。」

天與人不相勝（資料圖）

從莊子的人生哲學出發，也就不難理解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莊子「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差異究竟在何處了。莊子所延續和發展的道家思想與儒家之間充滿了張力，儘管最終選擇的路徑截然相反，但在「不可為」的現實認識上，莊子和孔子是有一種心領神會的默契在的。

而這種默契並不止於此，莊子對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巨大，宋儒雖然明確排斥佛老，但像張載可以說是典型的「儒為體，道為用」，儘管他排斥老子，但《西銘》當中的「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讓人生出「萬物一體同仁」之感，這與莊子的「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有相似的旨趣，而《西銘》的結尾「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更是莊子順應自然、安命處世的人生態度之投射。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莊子確實是推動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思想來源，也正是基於這種歷史原因，陳鼓應先生提出了「在中西文化中，最能夠在異質文化間進行對話的，莫過於莊子……中西對話的工作，需要儒釋道共同來承擔。而在共同承擔之中，莊子思想最具關鍵性，因為他那開闊的心胸和審美的心境是我們的這個世界所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視野最能和全球化視域相對應，而他所倡導的自由精神和齊物思想則最具有現代性的意義」。

開展中西文化對話，正是「文化中國」所要自覺承擔的使命。透過莊子的人生哲學，我們在獲得精神自由之路徑的同時，也要充分認識現實的嚴酷性，我們不能停留在子桑痛哭悲歌的階段，我們仍需要儒家式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責任感，這樣能在真正立足於現代世界，找到生命的支點，真正實現「天與人不相勝」。（編輯：憶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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