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一本雜誌所記錄的台灣文學史

文 | 冉雲飛

我是個有史料癖的人，在台灣舊書店得到一冊《文訊》二十周年慶的紀念號特刊——「台灣文學雜誌專號」，就愛不釋手，從此記住了這個雜誌。並且在零星的閱讀中，使得我在找尋台灣文史類舊書方面如虎添翼。比如我在有了零星《雄師文藝》、《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等後，得到比較少見的《文壇季刊》「特大號小說專輯」，封面是主編朱嘯秋的木刻「飄」，以及師範等人參與編輯的《野風》，甚至還延展搜尋鏈條，順藤摸瓜，得到吳福助主編的《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等。接下來得知《文訊》雜誌的總編輯封德屏女史出了一本《荊棘里的亮光：〈文訊〉編輯台的故事》（爾雅出版社2014年7月版，以下只注頁碼），於是請時常往來大陸台灣兩地的朋友帶來，一讀至畢。

▍一

封德屏是誰？在網路時代，要有基本了解並不是件難事，一搜即得。但若要知道她為何在1983年參與辦《文訊》雜誌，並在2003年失掉國民黨這個奧援後，渠在民間多方籌措、獨立接辦《文訊》，逆資本與網路的強勢、文學邊緣化之流而上，似乎越辦越有影響力。不特此也，她還接下「紀州庵」這個日據時代的料理屋，後來與余光中、王文興等作家與爾雅、洪範、純文學等出版社有涉的場地，接政府之案而中標，將其部分恢復舊觀，改建成「紀州庵文學森林」，使之成了台北文化地標。大陸方面的著名書蟲去過，且筆之於書的我只知道有綠茶兄，請在網上搜看他所寫的《非去不可的台北文化地標》。

封德屏

在讀《荊棘里的亮光》之前，我接觸與封德屏有關的信息除少量《文訊》雜誌外，還翻看過一冊《五四文學人物影象展特刊》，但因店家價昂而未能購置。不過從照片編排到內文撰寫，均比較用心，封德屏的編後記里述說了這一切。讀了這本書，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出生於屏東的封德屏——父母均是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2009年7月號卷首《不開花的青春》幾乎可視為封德屏為父母寫的一個小傳，同年11月號卷首語《文學青春》幾乎是作者自己的一個文學小檔案——小學三年級開始讀言情小說，高中一年級參加青年寫作協會台中縣分會，1973年在淡江大學中文系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參加救國團復興文藝營，受了比較多的文藝熏陶與訓練。步入社會雖然輾轉數個雜誌社、出版社，但最終於1983年進入《文訊》，扎樁而奠定了今日的事業基礎。

《文訊》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大陸與之接近的，大約有北京出的《新文學史料》、南京出的《文教資料》。相同之處是，都發表作家回憶、年表（譜）、研究評論等，甚至時常都有專題之陳設與企劃。但《文教資料》甚至發展到做古典文學或者語言學專輯，我就曾讀到過一期給古代語言訓詁專家洪誠的專輯，但《新文學史料》與《文訊》於此好像是沒有的。但《文訊》與上述二刊之不同，更加令人醒目。大陸二刊均是官辦，《文訊》則是財團發人台灣文學基金會的民營。二者在資金來源、人事、辦刊及經營方向等方面都有建制性的不同，使得雜誌的實質區別不小。譬如前述《五四人物影像特展》便是《文訊》雜誌承接文建會與台北市文化局的專案而搞的展覽，這相當於政府購買專業社會機構（含各種NGO）的服務。這和大陸蘇聯體制下的文藝建制及管理與政策，有著很大的區別。

概言之，辦刊的自由度差異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文訊》必須超越黨派意識形態、族群隔膜等方面的衝突，得捨棄左右藍綠之類的政治標籤，才能聚合共識，從而使更多的人加入喜歡文學的合唱之中。正如本書最後一篇寫到彼時剛去世的作家李渝時，提到她曾經所表達的觀點：「鼓勵學生不必和國族、政體、黨派認同，可以和文明、文化認同，和文學史上偉大的作家認同」（P339）。作家而能有這樣的見識並不容易，但因李渝是研究任伯年畫作、譯有高居翰《中國繪畫史》的學者型作家，故能有如此打破血緣與地緣、族別和國別局限之通透認知。

更加直白地說，《文訊》雜誌的豐富性與多樣化，是《新文學史料》與《文教資料》望塵莫及的。如果把這雜誌三十多年的合訂本放在一起，稍加綱目及內容的整理，即可延展成文藝年鑒與文學書目。這就是我們看到對封德屏的介紹中，她及其團隊參與了《台灣文學年鑒》、《台灣作家作品目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輯、出版等事業，顯得水到渠成的地方。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降，文學作品開始有年選，到三十年代開始有文藝年鑒，特別是編輯、出版家楊晉豪獨自編纂了幾年中國文藝年鑒的「壯舉」，值得人們銘記。至此因戰亂及國共分治，文藝年鑒的編纂，台海兩岸都歇菜了幾十年。

四九年後中國大陸1981年才有第一本《中國文藝年鑒》，而台灣則於1966年出版了彭品光編輯的《中國文藝年鑒》，至2000年又有台北平原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文藝年鑒》（平保興《〈中國文藝年鑒〉編纂史略》，見《年鑒信息與研究》2008年第6期）。《文訊》雜誌對文學與歷史並重的取向，是可以銜接到如上脈絡的。事實上，封德屏寫過關於台灣年鑒編纂與體例方面的研究論文，這正好說明她對這一脈絡的歷史是比較熟悉的。

▍二

《文訊》與《新文學史料》與《文教資料》還有一個相當不同的地方，就是常常開展活動。比如他們關心老作家，提攜年輕人，落到實處，不是喊空口號。每年的「青年文學會議」開了十二屆，直至2008年類似的會議在一些大專院校召開，才未再舉行。而從1988年開始，每年都舉行六十五歲以上的「文藝界重陽敬老聯誼活動」，至今不輟，這是《文訊》所堅持的比較特別的「文藝倫理」。其實也為他們整合了相當的文藝及社會資源，這種漫長的積澱為後來幫助《文訊》的義捐拍賣活動的順利實施，奠定了相當的基礎。文藝活動與雜誌的出版並不是水和油的關係，而有魚與水的融洽。

再者，策劃訪談資深人文出版社的做法，也是《新文學史料》與《文教資料》斷乎不會做的。也許是大陸這兩家雜誌從不曾把自己當作傳媒看待過，所以他們除了接受作者文章外，似乎很少主動出擊去報道涉及文學方面的消息，更不會去探究出版社的來歷與發展。《文訊》首先報道的是「廣文書局」，繼後而有「三民書局」六十年的發展，我曾搜得一本劉振強總經理贈送別人的《三民書局六十年》，翻看後的確令人感佩。此一專題總共專訪三十家資深出版社，總字數超過二十五萬字，實在是將來撰寫更為詳贍的《台灣出版史》必備的史料。在2013年1月《文訊》的卷首中，提及報道的「出版家文化公司」及《愛書人》雜誌，封德屏說1977年她到該雜誌，逐漸認識了一系列的文化出版人，實在是她今日人生之路的良好起點。

承辦專案與策劃選題，這「兩條腿」並行，是《文訊》雜誌這三十多年，特別是獨立運營十三年來，一以貫之的做法。比如從網上得知他們2017年第一期所策劃的陳映真專題，就非常有看點。但似乎有些地方，也刻意不去觸碰。比如「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與余光中的關係，陳映真對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評論——批評史明書時陳用的是「許南村」的筆名——其實這樣的視野，可能更為兩岸特別是大陸讀者所注意。不過或許在《文訊》主事者看來，大陸可能多是從研究的角度來關注，並沒有多少讀者訂閱及相關機構的款項支持，故在選題視野上並不注重彼岸的讀者。

其實正如封德屏所說，就像第一本《台灣出版史》系大陸研究者辛廣偉所寫的一樣，大陸學者廖斌的《台灣當代文藝傳媒〈文訊〉研究》大約也算是對《文訊》的第一本研究專書。這說明大陸研究，由於諸種原因，雖然可能粗疏，但敏銳度可能還不算差。「2011年，觀察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研究及熱度不斷增強，於是又策划了首屆『兩岸青年文學高峰會議』，在北京舉行，預計二0一三年將在台灣舉行第二屆，希望兩岸的青年研究者、創作者有進一步深入對話的機會。」（P277）既如此，做陳映真專題，就更應該有懂他在大陸居留時，所做事情的人來寫一篇。當然不一定是大陸的作者，這方面比較合適的人選，我覺得出版了《暗夜裡的傳燈人》的楊渡兄是相當合適的。讀了此書，就知道他與陳映真的交情絕非淺泛，而楊渡對大陸的認知也遠在許多台灣人之上。

據楊渡在《暗夜裡的傳燈人》里說戒嚴時期，有位國民黨情治人員，可以從行文風格上「聞出」哪篇文章是陳映真化名所寫，被稱為研究陳映真的「博士」。在施善繼的回憶里，這位「博士」說陳映真是一株根深葉茂的「毒蘋果樹」，而施也是這株毒樹上一枚必欲被剪除的毒蘋果，因之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給他所出的一本集隨筆、詩、回憶等於一體的書，乾脆名之曰《毒蘋果札記》。待我讀到這書，時常被施先生的過份「左傾」雷倒。故從交情的深度上看，他寫陳映真會別具特點，但他的視野與超越性或許會成問題。

提及陳映真，2009年9月《文訊》還主辦過一次「陳映真創作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因為1959年9月陳映真在《筆匯》雜誌發表了處女作《麵攤》。封德屏特別提及陳映真對社會公平的關注，以及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思索，而辦《人間》雜誌：「因為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和互相間的熱情與關懷』，陳映真希望透過『眼見為信』的報道，讓人們重新認識周圍的陌生人，進而關懷另一部分的社會」（P163）。其實不理清人與上帝的關係，沒有與上帝建立神聖盟約，那麼所有只是人與人之間的約都是飄搖而短暫的，其根基都是淺的，互相信靠的程度自然弱，這也是中國謀略文化特別發達的原因，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對此的經典總結——並非從陳映真那個時候開始，而是從古就進入了中國文化的基因中。我們不能只從看得見的社會現象來入手，而是要從人性幽暗與罪性的角度來加以思考，才能真正洞穿中國文化的病灶。

▍三

《文訊》雜誌辦得好，其資料中心搜集資料之多之細，就封德屏所寫來看，令人嘆為觀止。從《文訊》創刊開始，就由應鳳凰負責推介，其欄目叫「密密書林」，直到現在的「文學新書」，大概關於台灣的文學資訊，恐怕沒有《文訊》雜誌更集中而豐富的了。說起應鳳凰，也許大陸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家藏有她與鍾麗慧合著《書香社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年編印出版）、以及她編著的《1980年文學書目》、《1981年文學書目》（均為大地出版社印行），為我搜尋各種台灣文學書籍提供了不少方便。渠過目史料之富——當然台灣還有秦賢次、周錦、張錦郎、馬景賢、林煥彰等人——國內大約只有新文學方面的龔明德、陳子善、姜德明、謝其章諸人能夠相比。

更加令人讚歎的是，他們不僅不像大陸高門深扃，讓資料蒙灰上塵，更重要的是，「我們不但要維繫這個『文藝資料中心』，還要活化他，讓珍貴的文藝資源與社會共享」（P296）。這就是封德屏所說的搜集、整理、研究與傳播的責任。責任的方式，不僅是紙質的、電子化的，更有空間展示，如2013年3月15日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文學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展覽，單從書中一張「戰後的台北文青生活考」的照片，其布置之細膩用心，真讓人神往不置。

《文學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的展覽，參與者眾多：「文友提供當年的文物：文友信來信件、禁書手抄本、電影海報、廣告，民歌歌本，復興文藝營、編輯研習營的手冊、文學獎的獎盃、高中校刊、大學詩刊……林林總總，再加上《文訊》資料中心多年的收藏，屆時呈現一個深具歷史、文學生活，好看又好玩的展覽。」（P281）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在過細膩有趣的慢生活，我們卻還在板命。經濟的畸形發展，弄得國在山河破，自然不可能帶來文化的深細精進。

你以為到此為止，《文學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的傳播鏈條就應該結束了。社會上的人士湧來參觀就不必說，各中學的老師帶領初高中的學生們來參觀，就使得這樣的「摩登」記憶深植到了下一代，使歷史的厚重度，通過空間、時間、網路、紙質等傳播媒介，聯袂作用，讓記憶變得豐富而立體。更加值得大陸做文學記憶與研究的人深思的是，他們做這些活動，志（義）工在其間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二十三位志工，十四在學學生，其中九位皆非中文系、台文所，或文學院所，有一位還是高三學生。」（P293）

要把自己經營成歷久不衰的品牌，那麼把自己同太多時髦卻同質化的雜誌區別開來，便是《文訊》題中應有之議。「《文訊》選擇不同主軸，與其他文學媒體作區隔，其實也是憂心許多積累性、地毯式搜尋的瑣細工作，沒人願意做。例如：鳥瞰式的全國文學書目、每月的文學記事，還有不僅僅是台北文學觀點的各縣市文學採風，不只是明星作家、暢銷作家的介紹報道，更有一些長期默默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編輯及教學（民間社會教學）工作者，關鍵時刻，他們啟發、提攜、滋養了許多年輕的文學種子。」（P312）即使在完全由政府資助時，1990年12月開始，《文訊》便展開為期一年零四個月的「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報告」，1993年4月又著手開了六次「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這兩次活動，出了兩本總計厚達一千兩百頁的論文集（P111—112）。

《文訊》所接一切政府及相關機構專案，不僅有意義，而且難度不小，但他們都能勝任愉快，其成果也每每是出人意表的豐富。2004年4月至2009年10月共五年半的時間，《文訊》承接了台灣文學館「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專案計劃，「共發現、搜尋、記錄了近十萬筆作家評論資料。……於是就有了『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暨資料庫建置計劃』的誕生」，並且在310位作家中選了50位而組成「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來印刷出版（P216），其洋洋大觀，真不敢相信是一家雜誌力促而完成的。而《文星叢刊書目提要》，本來只要羅列作者、書名，但總編輯封德屏要求每本書有個百來字的提要，這樣「苦害」具體操辦者的目的，就是為以後別人用起來方便。如此做法，使得他們每項工作的意義變得更加深遠而有價值。

說了半天，人們可能對《文訊》雜誌工作的豐富性，還是缺乏一個直觀的印象，那麼就讓我引用《文訊》300期電子化資料庫所包含的內容，來略窺一斑：「包括四萬多頁的內容，總計四千五百萬字，一萬二千張照片，五千位作家學者出版家的專訪，三萬本文學書籍的資料及提要，三千餘本文學書籍的書評，近三十年的文壇大事紀要，台灣十八個縣市的文藝採風，超過三百個呈現台灣文學樣貌與文壇發展的專題企劃，每個專題企劃平均五萬至八萬字，上百個作家、文學史、出版史相關的專欄」（P233）。可喜的是，由於這些內容的電子化與光碟化，能夠使學者的不少研究不一定非要到台北《文訊》資料中心，就可以基本完成。

《文訊》能做如此多的事，可得到藍營與綠營不少人超黨派的支持，與他們既有超越的眼光，亦尊重歷史有關。在2010年10月號《感恩的獻禮》一文中，封德屏說因為《文訊》在03年以前系是國民黨的黨營刊物，「在台灣政治詭譎的時代氛圍下，《文訊》似乎背負著百年黨史的沉痾與原罪，因此我們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力氣，努力超越門戶之見與意識形態之爭」（P199）。2010年5月4日國民黨官方主導的「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當我們回顧文協六十年的點滴歲月時，如果『不以政治立場的異同作為選擇史料的原則』的話，我相信最值得珍惜的，應該是在『戰鬥文藝』的外衣下，薪傳文藝的動人情懷」（P186）。也許有人特別是親歷者在情感上不以為然，但研究文學史的確應該有超越性眼光，方能洞幽燭微。

一家民營雜誌，為何能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各行各業關心者的支持外，更主要是有令人感動的訂戶，雖然訂戶的入款肯定不是雜誌收入的大頭，但這裡面特別可以體現出人氣來。關於此點，《荊棘里的亮光》一書有不少的例子，但最令我感動的是近代史學者呂實強先生。我曾讀過呂著《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974）一書，更在二十多年前讀過他一篇寫四川近代航運與水土涵蓄能力為何下降的文章，讓我在1999年出版拙著《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時得以引用，使相關結論嚴謹而增色。2011年10月呂實強過世時，其給《文訊》的訂款已付到2016年了。這樣的熱愛，可以窺看《文訊》得以存在下去的奧秘。

2017年1月23至24日寫就，24日修訂於成都

【作者簡介】

冉雲飛|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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