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生也有涯 讀亦有涯 而書是無涯

在採訪過程中，王強為我們介紹書中內容。羅婉/圖

除了閱書，還要閱世，閱人

晶報：有的人不喜歡旅遊，也不喜歡行走，比如李敖就是最不喜歡旅遊的人，但是他對全世界了如指掌，因為他看了大量的書。而有的人比起看書，則更喜歡通過親身體驗與遊歷來了解周遭的一切。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體系，但我覺得您是兩套體系並行的人。

王強：對，除了閱書，我們還要閱世，閱人。這方面，有三個作家對我影響比較大，一是弗尼吉亞·吳爾夫，二是蒙田，另一個是周作人。

當吳爾夫寫作一篇文章時，她或者走在倫敦的街上，或者走在鄉下的小道上，甚或是坐在火車的座位上，然後觀察著一個個來往的陌生人，她試圖從這個人物走進他/她的內心世界，從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來展示他/她的時代，再將他/她的時代與其它時代串聯起來。吳爾夫就是有這種本事，她可以通過這種印象派式的切入，來探尋時代的精神。所以，吳爾夫不限於她自身所處的時代，她是跨越式的天才。

而蒙田的寫作，你可以想像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他那個半圓形的書房裡，通過和古人的「交往」來完成的。周作人呢，你也可以想像他在寧靜的八道灣，日式的榻榻米上，在一種非常寧靜的狀態中，將希臘的文化、日本的文化、中國的文化，還有西方的文化打通來思考。蒙田和周作人都是那種可以足不出戶的寫作者，而吳爾夫則是另外一種，她是走在街上行色匆匆的作家。

晶報：您從來不讀新書？不讀暢銷書？

王強：新書也讀，但讀得少。對於暢銷書，我覺得往往是對當下的一個熱門問題提供一個便捷回答，一個解決方案。我這麼說，並不是一種偏見。一般說來，暢銷書提供的解決方案可能有兩種結果，如果這個解決方案來自於作者長期的思考和研究，很好地呼應了現實的某個訴求，那這個解決方案或者說這本暢銷書，就可能逐漸演變成一個經典。反之，這本暢銷書可能很快就會從公眾視野消失。不過，可惜的是後一種現象比較多。為什麼大部分暢銷書都活不長呢？我覺得這又回到馬克思的觀點了：商品的價值取決於什麼？取決於你投入的勞動（笑）。

晶報：從這個問題來談經典，似乎更為恰當。

王強：我們先來談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手工藝品非常昂貴？我用十個小時手工鑿一個釘子，和現在機器「咣嘰咣嘰」一秒鐘鑿一萬個釘子，兩者之間顯然有差異。這個差異就是人的勞動的注入，文字寫作在我看來也是這樣。有些書為什麼是真正的經典名著？經典和非經典的區別，我認為前者的生命力不僅使它能活過這個「moment」，活過這個時代，還能活過其它的時代。而後者則沒有這麼長的生命力。

晶報：您覺得書的生命力取決於什麼？

王強：一定是與作者的思考深度，和他注入生命體驗的多少密切相關。比如曹雪芹，一本《紅樓夢》就決定了他的高度。只要中國人還在，哪怕是再少的人讀，也總會有人讀《紅樓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現代人如果隨便寫一個七情六慾的東西，我敢保證明年一過，大家的荷爾蒙一轉向，它就完了。

所以我不讀暢銷書，不是因為他們寫得不好，而是我要給這些書一定的時間。對我個人來說，生命是有限的，我每天再怎麼勤奮，也只能在有限的單位時間裡閱讀。所以讀書這件事，我必須要做出抉擇，這樣才能讀到更多我想要讀到的東西。這就和人生一樣，我們貌似有許多選擇，可如果你不善選擇，什麼都試，那就完了，有太多的時間要被耗去。不過，在讀書上做抉擇，往往是痛苦的。莎士比亞說「To be or not to be？」四百年後，我覺得讀書的人，仍然要問這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笑）

王強藏書的四大標準

晶報：我想知道，我估計很多人也想知道，您在藏書上是怎麼回答To be or not to be的？

王強：我藏書有四大標準。如果一本書能夠聚齊我這四個標準，那麼對我來說，它的價值就是無與倫比的。第一，這本書的品相必須達到我的90分以上。（怎麼才算90分呢？）就是一百年前出版的書，除了時光使它的墨香有些消散，但它的狀態得和剛從印刷廠出來時相差無幾。

晶報：這個要求是不是有些太苛刻了？書畢竟是紙製品，經過了百年的歲月洗禮……

王強：其實沒有你想像得那麼難。從十八世紀以後，印刷術已經比較成熟了，脫酸和抗氧化的技術也有了極大的進步。尤其是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紙，放一百二十年基本不會有問題。到了威廉·莫里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設計師、作家）等人用手工紙的時候，他們對脫酸技術的研究已臻化境，當時他們已經宣稱，由他們製作的手工紙能存放兩百年而不變，包括紙的墨色以及纖維的紋路。至於到了二十世紀之後，造紙的技術水平更不必說了。

我最近剛收了一本弗尼吉亞·吳爾夫親筆簽名的1929年出版的《一個人的房間》，它的品相恰如前幾年剛出的一樣。我也曾經見過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第一版，它的品相，唉，如果你拿到它，你就得變成一個修書匠，天天研究這一頁和那一頁得怎麼連接起來，而另外一頁又該怎麼保護……那個時候的紙還非常脆。所以十六七世紀的東西我是不收藏的，哪怕它再稀有。因為如果我收藏了那個時代的書，就得把它像有了裂紋的古董瓷器一樣供起來。

晶報：我發現您的藏品似乎絕大多數是英文書。

王強：你的發現恰恰是我藏書的第二個標準，那就是首選英文書。你知道，在西書收藏的領域裡，大家都會關注藏品的流通性。而對於藏書來說，影響它流通性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語言。你當然可以收藏托爾斯泰的俄文書，但是能讀懂俄文的人畢竟還是遠遠少於英文。烏克蘭語和弗萊芒語的作品固然很有價值，很古老，也非常值得收藏，但它們的流通障礙太大了。更何況一個藏家本身是要閱讀自己的藏品的，而我最熟悉的外文自然還是英文。雖然這些年我也學了一點拉丁文和希臘文，但還沒有達到足以自由閱讀的程度。

晶報：相比小眾作品，我還發現您更喜歡經典作品。

王強：對，我的藏書必須是已經公認的經典，這就是我的第三個標準，我不像一些藏家會收藏年代久遠的無名作品。誠然，在歷史長河中會有一些作家和他們優秀的作品被淹沒，被淹沒的不一定都無價值，但我堅信有價值的作品一定是很難被淹沒的。所以我從不獵奇，不會去收藏一個從未聽說過的作家、詩人的作品，另外，我也並不是一個熱衷文獻整理的收藏家。

晶報：看您在《書蠹牛津消夏記》里曬的那些文庫、叢書，我覺得您也是一個「求全」的藏家。

王強：對於我喜歡的作家，我會進行一種窮盡式的收集，他/她的重要作品，只要是在出版史上有來歷的，我都會有搬回自己書房的慾望。這就是我的第四個收藏標準。我不是為藏而藏，而是出於對作家的喜愛。比如蘭姆，他是我非常喜愛的作家，他的散文寫作風格也對我影響很大，因此蘭姆的作品從第一版，到二十世紀牛津早期出的評點本、注釋本，大概有二十來個版本，我都收藏了，其中還包括所謂的全集、合集，大約有五六種。

再比如威廉·莫里斯，凱爾姆斯哥特書坊一共出版了五十三種不重複的作品，這些年我收集了其中品相不錯的十五六種。同時我還有他女兒在他過世之後為他編的一套二十四卷本全集。收藏以後，我所做的不是每天簡簡單單地摸摸它的裝幀，而是像此前幾十年如一日那樣一頁頁翻開，做一種沉浸式的閱讀。

中國企業家會開始他們的藏書時代

晶報：這兩年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西方已經瀕於沒落的行業，比如說舊書店、黑膠唱片店，越來越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中國人的購買力。您怎麼看待中國的西書收藏市場？

王強：在最近一屆香港古書展上，我親眼看到一本桑科斯基版單孔雀的《魯拜集》被一個中國的藏家買走了，就那麼薄薄一本，九萬港幣。隨著中國人不斷中產階級化，一部分人的心態、視野、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都會發生變化，會從浮躁趨於寧靜。西書收藏的中心曾經是歐洲大陸，後來轉到英國，再從英國轉到美國，現在美國仍然是西書收藏最大的市場，不過，我毫不懷疑將來的中心會轉移到中國。

我們回過頭來看美國圖書收藏的歷史，其實美國的企業家一直是藏書的中堅力量，洛克菲勒、J.P.摩根，這些美國的商業巨子都是圖書大藏家，事實上，就是他們把西方文明中的寶庫從歐洲聚集到了美國。他們一方面提高了美國企業家的素質，另一方面，當他們去世之後，這些「遺產」（書籍），也都殊途同歸成為了美國大學圖書館珍本藏室的「骨幹」。有這樣的榜樣，我想中國的企業家也會效仿，也會開始他們收藏圖書的時代。

晶報：目前中國古籍書收藏也十分火熱，也出現了韋力這樣的大收藏家。

王強：民國時中國的圖書收藏曾經達到過一個高峰，後來停滯了很久，現在能出現韋力這樣的中國古籍收藏大家，的確是一件讓人欣喜的事。我覺得西書收藏在中國的前景同樣也會很光明，這是因為西書收藏有一個優勢，就是它已經具備了完善以及合理的互通性，只要能很好很健康地流動起來，圖書收藏就會充滿活力和生命力。此外，西書在裝幀、製作上也更有商業價值。

晶報：我知道圖書收藏家會有特別的、精準的購書渠道，這會不會消減您逛書店的樂趣？

王強：我覺得並沒有減少，因為對我而言，作為一個收藏者，最在意以及最值得回味的就是尋書、鑒書、購書中所有的細節。這個流程中，細緻到一個殘頁、破損，都會讓整本書的價值大打折扣，但是任何一個書商，都不會細到每一頁的狀況都給你詳細描述。此外，每一個人的審美標準，以及對質量的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一個人覺得這本書裝幀已經極致到可以打100分了，但在我看來可能只有60分，完全沒達到我的收藏標準。所以到目前為止，任何我收藏的藏品都必須要我親自查看，我必須要去到書店，必須把書捧到手中一頁頁地看。

所以我可能要用三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來成交一本書，對於這些，了解我的書店已經習慣了。比如紐約的Bauman書店，如果我沒時間，不能親自過去選書，他們就會先把我感興趣的書包裝好寄過來。我會一頁一頁地「驗貨」，然後按照品相再決定要不要，如果我不滿意，第一先不付款，第二他們免費負責退回去。我絕對不會只看一張照片就直接下單，寧缺無濫。

選書品位是書店經營者最重要的本領

晶報：作為投資人的身份，有特色的實體書店是您選擇投資的一個方向嗎？

王強：投資人和實體的經營者是有區別的，作為一個機構來說，投資人所投的都是一些有剛需性的項目。坦白講，書店很少能夠進入一個投資人的視野，因為它不符合大批量可以複製的這個要求，越是獨特的書店，越是不能被複制。收藏書和做生意，這是兩回事。

晶報：您曾經談到過獨立書店的精髓是「獨特」。我發現目前中國有一些成規模的連鎖書店，在有一定固定消費群體的基礎上，開始做自己的定製書，通過自己的書店渠道獨立發行，我把這個現象稱之為「獨行」。以投資人的視角，您覺得這種「獨行」可行嗎？

王強：我覺得你觀察到的這個「獨行」不僅有意思，而且很可行。其實，對我來說，獨特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而是有很多方式和形式。比如說，發行的獨特、會員組織的獨特、服務的獨特、產品的獨特……除了書，你還有沒有書之外的東西？像誠品書店，它的產品實際上涵蓋了整個產業鏈。在北京，我最常去的書店就是劉蘇里的萬聖書園，從這家書店最早在小胡同的時候，我就常去買。我覺得一個書店的經營者，最重要的本領是選書的品位，而蘇里絕對是選書的第一好手，有他在，萬聖書園就能始終走在中國民營書店的前列。

全民閱讀會提升整個民族的創造力

晶報：有一段時間流行「讀書末日論」，但我覺得現在讀書的人，我是說讀紙質書的人，在人數上並沒有怎麼減少。出於職業的習慣，我會在地鐵里、火車上、飛機上，悄悄觀察有沒有人在讀書，都在讀什麼書，讓我欣慰的是，看書的人越來越多，而且瞄他們的書名，成功學一類的書籍很少，小說，歷史書，心理學方面的書都有。

王強：我同意你的觀察，原本以為電子書加上手機閱讀，會使中國的讀書人口越來越少，沒想到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對於閱讀的興趣越來越高。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移動互聯網讓人們獲得關於書的介紹信息更多了，這些信息會引導年輕人去尋找，去讀那些真正有價值的、值得讀的東西。另外，電子閱讀的碎片化起到了反作用力，讓人們更加註重完整閱讀和深度閱讀。我覺得閱讀實際上就是一個能迅速搜索、處理、總結信息的技能，越有深度和難度的書，越是能訓練你的這些能力。

晶報：但不可否認中國目前的國民閱讀水準比歐美國家要低，和國外相比，您覺得國內的讀者應該怎麼來提升自己的閱讀品位？

王強：在國民閱讀方面，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日本。我們都知道日本有很多口袋書，自從20世紀初「袖珍文庫」的概念開始興起以後，它就一直長盛不衰。任何大部頭，用那些薄紙一印，就變得非常便於攜帶。在日本的電車上、汽車上、火車上甚至飛機上、酒店裡，每個人帶一本書，好像變成了一種標配，就好像在中國每個人都要有一部手機一樣。我開玩笑說，日本人比我們要更早進入「移動互聯閱讀時代」（笑）。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猶太人。當年去美國留學，經常能看到戴著那種小圓帽的猶太人，在地鐵上、公園裡，或者任何其它地方，永遠都捧著一本很厚很硬的大部頭在啃。在歐洲的咖啡館、小酒館裡，也永遠能看到有人在看書，還有一些文藝青年鋪了紙就坐在地上寫，我猜當年J.K.羅琳寫《哈利·波特》的時候也是這種狀態吧。

日本的齋藤孝寫過一本《讀書力》，書中談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的識字率是94%，任何一個車夫都能和你繪聲繪色地談論日本的歷史和文化，而且還不是那種淺層次的、碎片式的理解。就中國而言，如果我們能養成全民閱讀的習慣，並將這種「基因」進一步地純化，深入，再通過一代又一代人一層一層地往上疊加，那麼最終體現的會是整個民族創造力的提升。

譯者要走進作者的心靈，感受作者的脈搏跳動

晶報：您的英文這麼好，還會看英譯中的翻譯書嗎？

王強：當然會看，而且我還會追某些譯者，比如谷啟楠譯的吳爾夫，只不過翻譯書我往往會對照原文看。最近我買了一套陳登頤先生翻譯的《世界短篇小說一百篇》，這本書對我來說簡直是《聖經》，陳先生的翻譯真是絕了，只不過，知道他的讀者似乎很少。

晶報：雖然我也很尊敬老譯者，也愛讀他們翻譯的經典譯本，但我仍相信更好的譯本仍是屬於新譯者，我的理由是除了新譯者在外文語言上的能力越來越強，更重要的是他們活在互聯網時代，相比從前那些足不出戶、缺乏信息管道的老先生，新譯者可以獲知的途徑實在太多了，這可以保證翻譯的準確。

王強：這個觀點我部分同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仍覺得一些經典的翻譯家和他們的翻譯作品，是跨越時代的，是無法企及的。像周作人譯的《路基阿諾斯對話集》，即便現在新譯者譯得再精準，讀起來也不會有周作人的味道。還有林紓，為什麼一個完全不懂外文、對西方一無所知的人譯的作品，到現在還能讓人回味，讓人嘆為觀止呢？錢鍾書還專門寫過一本《林紓的翻譯》。再比如朱生豪，只靠一本破《牛津字典》，連國都沒出過，單憑一己之力，獨立譯出了莎士比亞幾乎所有的作品。儘管有人挑剔他的翻譯，但我幾乎翻看了所有建國以來的新譯本，無論是韻譯，還是散譯，從精髓上來說，沒有一個能超越朱生豪的，堅持翻譯莎翁快四十年的梁實秋也不行。我有時想，如果莎士比亞能用漢語來寫，他寫的一定就是朱生豪翻譯的這樣的文字。

晶報：真沒想到您如此關注翻譯書，如此強調中文的水平，我以為您會特別在意翻譯得精不精準呢。

王強：從不同的邏輯來說，兩種語言是很難做到字面上的對等。就像貨幣的交換一樣，之所以要兌換，就是因為這是兩種貨幣，如果都是歐元或者都是人民幣，那就不存在兌換了。同理，那也就不存在翻譯了。所以我覺得對翻譯來說，尤其到了更深的層次，考驗譯者的就是漢語的功底，而不是英語或者其它語言的功底了。衡量大譯者，並不全是他的外文水平，而要看他漢語表達的水平。

再舉個例子，有人詬病汝龍（著名俄語翻譯家），說他早期按英語翻譯的開明版契訶夫作品可謂生龍活虎，而後來上海譯文版修訂的時候，汝龍按俄語的翻譯反而失去了早期按英語翻譯的靈氣了。要我說，這些人是忘掉了劉湛秋評汝龍先生舊譯的話。他在開明版序言中曾經提到一點，大意是說：翻譯的最高狀態是在這種時代的精神之下，用翻譯作為一種表述渠道，如果你的情感飽滿到了和時代精神合拍，並且通過翻譯的作品來傳達你的理想的話，這個作品便是難以超越的。

晶報：您想過自己翻譯書嗎？如果要翻譯的話，您會首先選擇哪本書？我個人覺得您適合翻譯蘭姆，覺得您的筆法和蘭姆很像。

王強：我當然想，但是現在（時間）不允許啊（笑）。你可能發現了，在《書蠹牛津消夏記》里我自己翻譯了一些引文，這是因為我不太滿意這些引文現在的中譯本。比如蘭姆這一段「that,being nothing,art everything！」這句話從英文來說，其實不難的。「be nothing，art everything」，就四個字，而我翻譯成「久遠的往昔，你神奇的魔力究竟為何物？它一無所是，卻又無所不是！」依照我的理解以及對蘭姆的了解，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哲學化的作者，看他的原文，經常可以看到他說為什麼「一無所是」，又為什麼「無所不是，卻又一無所是」。我把蘭姆的原文也附在書上，就是希望讀者能找到現在有的其它漢譯，然後去比較，自己閱讀理解蘭姆的原意是怎麼樣的。

晶報：如果說賓是譯文，主是原文，我覺得在翻譯上一直都存在喧賓奪主的問題。

王強：對，這就是為什麼菲茨傑拉德英譯的《魯拜集》反而比《魯拜集》原著更為出名，因為大多數人不懂波斯文，也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不能判斷菲茨傑拉德翻譯得到底有多精準。不過，我感覺菲茨傑拉德的翻譯以自我創作為主，可他翻譯的作品流傳性很強，就成了經典。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翻譯作品翻譯得再精準，每個字都能和原文對得上，但它是否又能流傳下來呢？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對於翻譯來說，我覺得社科類的書籍必須要精準，文學作品則不必要求字字精準。不過，我有一個看法，那就是如果翻譯文學作品，譯者最好本人就是一個作家，必須要具備很強的寫作能力和創作經驗。

晶報：還需要譯者對翻譯對象以及翻譯事業的熱愛。

王強：對，翻譯作品的經典性，或者說它的長久抗時間性，主要取決於這個譯者進入工作時的狀態有多純粹。比如我剛才提到的陳登頤，他陰差陽錯被分到青海教書，一輩子獨身，與雞鴨睡在一個屋子裡，去世前可謂窮困潦倒。他花了大半生的精力，主要就翻譯了這三卷本《世界經典小說100篇》，120個作家的作品，全是經典。可以說，陳登頤的翻譯狀態就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你能設想現在一個譯者，坐在一間北京的豪宅里，左手百度，右手谷歌，這種翻譯狀態能翻出什麼好的作品嗎？

現在是「速食社會」，什麼都講究快，可一位作家用一輩子寫出來的作品，一個譯者幾個月甚至一個月就翻譯完了，這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吧。我又想起了李丹和方於翻譯《悲慘世界》的故事，丈夫（李丹）受到迫害，抱憾去世，妻子（方於）繼承了丈夫的遺願，堅持把丈夫沒翻完的兩卷翻譯完。三十多年過去了，有哪位譯者宣稱自己翻譯的《悲慘世界》能超過他們呢？有時候我就想，這對夫妻來到這個世界，就為了完成翻譯《悲慘世界》這一件事啊，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動人呢？一個人用生命去翻譯，而不是用谷歌、百度，他/她走進作者的心靈去挖掘，這樣才能感受作者的脈搏跳動。這是我衡量一個譯者最重要的標準。

一個思考，接著一個思考，就是讀書的意義

晶報：芥川龍之介曾經算過這樣一個數字：人窮盡一生，了不起也就能讀完三四千本書。據說得出這個數字時，芥川大哭了一場。對於書，我們越讀越會覺得沒有止境，可無論你再怎麼儘力，再怎麼熱愛，一生能讀的書也是很有限的。您讀書、尋書、買書、訪書、寫書，最後我想請您談談書對於生命，究竟有著怎樣的意義。

王強：人之所以有別於其它動物，或者說高於其它動物，就是因為人有一種特性，或者說本能——總是會在有限性中追求無限性，哪怕是幻覺。也就是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是有條件地存在，所以才會勇猛精進，上下求索。追求生命以外的某種東西能長生、不朽。回到書，如果說讀書是人根深蒂固的一種基因、一種本能的話，那麼閱讀和收藏就可以在生命的有限性中，讓自己覺得活在不同的世界、轉換不同的時空，哪怕這僅僅是一種幻覺。如果認識到了生命有限，就只追求有限，那只是普通動物的狀態了。

晶報：可一想起閱讀是如此的有限，望著書架上那些想讀卻還沒讀的書，總是會痛恨自己，總是會很傷感。

王強：我有這麼多書，很多只是買書時一頁一頁地翻，因為要查看它的狀況、品相，等到它們登上了我的書架，是否會一字一句地讀，直到把它們都讀完？不一定。但我覺得讀書本身可能還不能直接與量掛在一起。文字本身是非常奇特的東西，也就是說一本書讀完，是否只是意味著從你把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就算結束？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按照線性時間一字不落地讀完一本書，只是物理上的「讀完」。一本書還有其它可以讀的東西，比如一本書的某個章節、某個段落，給你產生了難以忘懷的印跡，或者說乾脆就沒有讀懂，那麼這些印跡還會是你下一段閱讀和思考的開端。

就像蘭姆那篇《牛津度假記》，雖然只是幾千字的散文，卻沒法一遍就能真正讀懂，所以我乾脆先不讀了。不讀是不讀了，可文字已經留在我的腦海里，天天都在想，思考著文字的含義，思考文字與過去以及未來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就是蘭姆厲害的地方，他的文字非常深刻，會啟人深思，發人反省。再回到「being nothing,art everything」那句話，這是我天天都在琢磨的事。有時我會想自己以前的人生也就這樣了，好像是一無所是；有時又會覺得未來的人生會不同，好像很宏大的樣子；但是那時是nothing，現在則是everything，過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也蘊含著歷史的價值，那麼，我們是追求未來？還是追求過往呢？一個思考會接著一個思考。這，就是讀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