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二月二」，後有「龍抬頭」 ——二月二的起源、流變及其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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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月二起源於唐代，與中和節的創設有密切是關係。元明以後的二月二則是在繼承前代節俗的基礎之上，根據二月的節氣、物候、月令宜忌不斷豐富發展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吸納了既有節日——驚蟄和春社的傳統行事，從而成為一個活動多樣、內涵豐富的春天的節日。其文化意義有：(1)「二月二，龍抬頭，大囤尖，小囤流」：對農業豐收的企盼；(2)「二月二，圍牆根，蠍子蚰蜒不上身」：對人身康寧的熱望；(3)「二月二，敲門枕，金子銀子往家滾」：對生活富裕的追求；(4)「二月二，接寶貝兒」：對社會關係的協調；「二月二，不幹活，坐下來，吃大饃」：(5)休閑時間；落了天燈好上工：年節終了、常業開始的標誌性時間。

[關鍵詞]二月二；龍抬頭；起源；流變；文化意義

作為我國一個重要的民間傳統節日，「二月二」因為節期在農曆二月二日而得名。關於二月二的起源和流變，目前已經有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其中吉成名的《龍抬頭節研究》，通過對文獻的徵引和分析，得出「二月初二的龍抬頭節是從驚蟄節和春社日發展而來的」，「驚蟄節和春社日是龍抬頭節的前身」的結論。該文對龍抬頭節的研究相當深入，筆者也十分認同他關於「至少在(唐)德宗時期還沒有流行二月初二的龍抬頭節」的說法。[1]此外，呂紅艷的《二月二節俗流變考析》、雪峰的《生的盛宴——二月二東北節俗文化心理探源兼論龍的實質》也探討了二月二的起源問題。前者認為：「『二月二』節日由來已久，是從先民們對土地的崇拜中形成、發展而來的，社日節俗起源於上古時代，至唐代有了確定的日期及相關的習俗記載，而『二月二』龍抬頭節最早形成於北方地區，形成時間為元代。」後者將二月二視為「一個與龍有關的節日」，「源於遠古龍崇拜觀念」。[2]但從現有資料來看，看不出二月二的起源與土地崇拜或者與龍有關。二月二成為一個與龍、土地崇拜有關的節日，是後來發展演變的結果。

一、二月二節日的源起

在中國傳統節日體系中，二月二是個較為晚出的節日，其之為節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與中和節的創設密切相關。

目前所見有關二月二日最早的記載出自李林甫等撰成於739年的《唐六典》，書中提到當時有中尚署令每年二月二日向皇上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的做法。[3]而這些尺子會被皇帝賞賜給大臣。開元賢相張九齡就得到過唐玄宗的賞賜，並寫下《謝賜尺狀》表達激動和感恩心情，唐玄宗則有《答張九齡謝賜尺詩批》，對賜尺儀式的象徵意義做了簡短但不乏深刻的表述，表達了希望臣子們秉公辦事、正當行使權力、權衡協調好各種關係的良好願望。[4]

唐朝二月二進尺賜尺的做法其實是對《月令》傳統的遵循。據《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5]也即二月是「日夜分」，即晝夜長短差不多等同的月份，這時要對「度長短」的尺、「數多少」的量、「示輕重」的衡等日常生活必備之物進行確定和校正。之所以選擇「日夜分」的時節，是因為正如有些人解釋的：「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6]「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正符合我國傳統社會崇尚和踐行的順天應時這一法則。值得注意的是，《月令》所載「同度量，鈞衡石」的活動原本只是在仲春之月，並沒有明確的固定日期，可是到了公元7世紀中葉，這一活動已固定在二月二日[7]，這無疑表明二月二日在當時的時間制度中已經較為特殊。但此時它只是官方進尺賜尺儀式舉行的時間而已，尚未成為一個節日。

二月二在此時尚未成為節日的一個重要證據是中和節的創設。

關於中和節的創設，史有記載，其中曾慥《類說》引李繁《鄴侯家傳》「中和節」條所述最詳：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與寒食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於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為節，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勛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醞酒，謂之宜春酒。村閭祭勾芒神，祈谷，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

上大悅，即令行之，並與上巳、重陽謂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8]

此外，《舊唐書》和《新唐書》亦有記載。《舊唐書·德宗紀》云：(貞元)五年(789)春正月「乙卯，詔：『四序嘉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9]《新唐書·李泌傳》的記載則與《鄴侯家傳》的記載極其相似。[10]

由上述記載可知，新節之設乃唐德宗的動議，李泌擔當了設計之任，並做出如下設計：(1)節期在二月一日；(2)節名中和；(3)節日當天舉辦各種活動。這些設計得到了唐德宗的首肯，遂有貞元五年(789)正月頒布詔書如下：

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11]

由此，中和節便通過頒布政令的方式在全國推行開來，成為時人節日生活的一部分。

從中和節建構的來龍去脈來看，它是唐德宗試圖增加公會時間、「欲於二月創置一節」的結果，這清楚地表明在唐德宗發出設節動議的時候，還不存在二月二這個節日。因為如果已有此節，便不會有二月設節的動議。

二月二成為節日當是在中唐以後。就筆者所知，有關唐代二月二為節的資料，也是二月二為節的早期資料主要有白居易的三首詩、李商隱的一首詩以及李淖《秦中歲時記》、韓鄂《歲華紀麗》、龐元英《文昌雜錄》中的相關記載。詳見下表：

如果我們將節日定義為「與天時、物候的周期性轉換相適應，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具有某種風俗活動內容的特定時日」，[12]上述資料表明，二月二在中唐以後已然是一個民間節日，其主要民俗活動就是上表第四列顯示的尋花采菜、踏青宴遊、迎富(包括吃迎富果子)等。

那麼二月二何以成為一個節日呢?如果考慮到二月二在中和節創設之後不久即已被文人記錄(自中和節於789年出現到白居易835年將其入詩，還不到40年的時間，鑒於文人記錄又一般晚出於記錄對象出現的時間，二者出現的時間間隔會更短)，考慮到中和節與二月二在時間上的前後相繼以及節俗方面的某些關聯，考慮到唐朝人熱衷於過節娛樂的社會風氣，那麼我們思考二月二起源問題時，是很難不將其與中和節聯繫起來的。

號稱「海內雄富」的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也是我國節日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雄厚的經濟實力、安定的政治環境、開放的社會風氣以及唐人對精神自由、個性解放的普遍追求使得唐朝人形成了熱衷於過節的社會風氣，他們延續前代已有的節日尚嫌不夠，還不時「自我作古」創設新的節日；他們熱衷於在節日里進行戶外活動，放歌縱酒、郊遊野宴、遊戲玩樂，從而把一個個原本富有信仰色彩的節日推向娛樂，推向狂歡。[13]這種風氣在整個唐朝都是盛行的，而德宗朝尤其如此。經過安史之亂的戰火，人心思安。「德宗在779年中期人們期望恢復唐朝力量和光榮的熱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14]經過十年的努力，國家經濟力量增強，社會趨於穩定，這種背景之下，以皇帝為首，社會上興起一股世俗享樂之風，正如陳寅恪先生曾經非常正確地指出的：「貞元之時，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苟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亂離，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於嬉娛遊樂。」[15]而時人熱衷於過節是趨於嬉娛遊樂的最重要表現。中和節也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中得以創設出現的，它的出現反過來又體現了這一社會風氣在當時的普遍和濃烈。

如果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有理由猜測，當中和節以國家頒布政策的方式設立以後，對於嬉娛遊樂的偏好令人們(至少一部分人)並不滿足於僅在二月初一這一天開展活動，他們還會把活動延續到第二天。當一個地方的一些人以相同的方式度過特定的某一天並以年度周期為單位進行重複時，這特定的某一天也就演變成該地方的一個節日了。

從唐代二月二的節俗活動方面考察，也確實與中和節有明顯的關聯。貞元五年正月頒布的詔書強調，「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也就是說二月是各種草木發芽的時候，人們應該俾其昭蘇，助其暢茂，創設中和節的目的即在於此。就「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而言，可以說沒有比踏青、挑菜更好的手段了。

大概正因為二月二與中和節的密切關係，所以一些後人述及二月二時，甚至會以「中和節」來稱呼它。如《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就說：「(二月)初二日『中和節』，俗稱『龍抬頭日』，以驚蟄率在此節前後，故云。」[16]又河北《南宮縣誌》(二十六卷·民國二十五年刻本)云：「(二月)二日，曰『中和節』，亦曰『挑菜節』。」[17]

當然，二月二日為節還當與我國節日多重數的狀況有關，吉成名已經注意到此點：「龍抬頭節為什麼定在二月初二呢?筆者認為，人們定在這一天，不是定在初一，也不是定在初三、初四，很可能是考慮到二月初二雙『二』重疊、便於記憶的緣故。人們對數字重疊的日子，歷來偏好。」[18]筆者也相信，對重數節日的偏好有助於人們對新的重數節日的認可。或者說，當一月一日的元正、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陽共同構成了一個很有特色的重數節日序列以後，人們會比較樂意在這個序列中再增加一個二月份的重數節日。至於唐代以後，「中和節」這個官方建構的有著令名的節日反不如由它而起的二月二盛行，部分原因大概也可以從這裡來尋找。

二、 二月二的流變

自唐代到今天，二月二在時間長河裡經歷了它的流變過程。大致說來，這一流變過程可以分為唐宋時期、元明時期、清代民國時期和20世紀中葉以來等四個階段。

1、唐宋：發生髮展期

二月二為節始於唐代，是一個以踏青、挑菜、迎富為主要習俗活動的節日。宋代依然如此，在節日流行範圍和熱鬧程度似乎比唐代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宋代文學作品中，「踏青」、「挑菜」兩詞屢屢出現，比如賀鑄《薄倖》中有「自過了收燈後，都不見，踏青挑菜」，吳潛《望江南·憶江南》中有「挈榼攜壺從笑傲，踏青挑菜恣追尋」，陸遊《水龍吟·春日游摩訶池》中有「挑菜初閑，禁煙將近」等，都說明踏青、挑菜習俗的普遍。宋人魏了翁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詩道：「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簮花迎富時。……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19]展示了遂寧一帶的迎富習俗。又《太平寰宇記》卷149提到萬州和忠州之地的風俗時，都提到迎富之俗。比如寫到忠州風俗：「夷獠頗類黔中……二月二日攜酒郊外迎富。」[20]看來不僅漢人，連少數民族也加入了迎富、過二月二的隊伍。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二月二還有了挑菜節、踏青節、迎富節等專門稱呼。

張耒有《二月二日挑菜節詩》：「久將菘芥芼南羮，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水轆轤聲。」詩作描寫了作者在節日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題目便直寫「二月二日挑菜節」。祝穆《方輿勝覽》記載梧州容縣一帶景物，其中有迎富亭：「與滄浪亭相對，容俗以二月二日為迎富節，因以丨丨名丨。」[21]可見二月二又有迎富節的稱呼。

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游蜀江」條引杜氏《壺中贅錄》提到：「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讀到時人過此節的熱鬧場面：

都人士女絡繹游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坡冢之上，立馬張旗望之。後乖崖公帥蜀，廼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只，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名曰游江。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裡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宴於寺內。寺前創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歲，薄暮方回。[22]

蜀地二月二的遊人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有些怕出問題的官員不得不出兵來維持秩序。當後來一位官員採取「聚之為樂」的措施後，「嬉遊樂飲，倍於往歲」，二月二越發熱鬧了。

其時不僅民間重視二月二，宮廷中也很重視，這一天要舉辦挑菜御宴。只是宮中的挑菜與民間的挑菜頗不相同。在民間，挑菜不過是尋找挑挖新鮮的野菜，在宮中，挑菜就變成了一種好玩的遊戲。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詳細描寫了宮中挑菜遊戲的做法和賞罰：「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系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為賞，五黑字為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鋜、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窯、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皇宮中的這一遊戲，對挑中紅色書寫的野菜名的人給予獎賞，對挑中黑色書寫的野菜名的人進行懲罰，十分有趣，引得「王宮貴邸，亦多效之」，[23]同樣以此為樂。

總體看，唐宋時期的二月二是個充滿著快樂的節日，其活動主要是在戶外進行踏青、挑菜和迎富等，體現著時人對大自然的親近熱愛以及對富有的追求。

2、元明：轉型期

元明時期，唐宋時期二月二的踏青、挑菜、迎富習俗在一些地方仍然傳承不廢。元·謝應芳《二月二日漫興》詩云：「時俗喜逢迎富日，老夫羞作送窮文。」[24]《西湖遊覽志余》第二十卷「熙朝樂事」中云：「二日，士女皆戴篷葉，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25]可視為踏青挑菜的證明。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新的節俗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月二已與龍聯繫起來，並已有關於撒灰和禁忌的明確記載。元代末年熊夢祥《析津志·歲紀》載：「二月二日，謂之龍抬頭。五更時，各家以石灰於井畔周遭糝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內，男子、婦人不用掃地，恐驚了龍眼睛。」[26]元代《朱太守風雪漁樵記》雜劇中一段對白雲「我直到二月二，那時可是龍抬頭，我也不敢抬頭」，也是二月二已被稱作「龍抬頭」明證。

到了明代，與龍、撒灰相關的習俗記載明顯增多，比如沈榜《宛署雜記》第十七卷載「二月引龍」，並在注中進一步解釋：「宛人呼二月二為龍抬頭。鄉民用灰自門外委婉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為引龍回。」[27]嘉靖年間纂修的《河間府志》和《雄乘》、《萊蕪縣誌》、《淄川縣誌》等地方志書中也都有「引龍」的記載。如《雄乘》卷上云：「仲春之月厥二日，以灰糠畫龍於井，以青灰引至瓮下或倉庫內，曰引龍。」[28]

此外又有其他習俗活動出現。比如《宛署雜記》有宛平一帶的人們「用麵攤煎餅，燻床炕令百蟲不生」的記載[29]。又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提到：「二月二日曰龍抬頭，煎元旦祭余餅，薰床炕，曰熏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30]隆慶《趙州志》卷9載當地：「以灶灰圍房屋，辟百蟲，具鯉魚豬脯饋新歸之女，曰開素。」嘉靖《雄乘》卷上載：「是日也，將鯉席逆女，仍以禮饋之。」嘉靖《夏津縣誌》載：「仲春之月，二日用灶灰圍屋避蟲鼠。」又嘉靖《隆慶志》載：「二日以元宵日留糕食，耕夫謂之不打鏵。」此外，嘉靖年間的《萊蕪縣誌》和《淄川縣誌》中有「填倉」的記載。嘉靖年間修浙江《淳安縣誌》中有以二月二為花朝，鄉間祭里社的做法：「花朝，二月二日，東西坊市為會，務以華麗相高。其間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觀上人好尚而為之。鄉間於是日祭里社。」

從上述資料來看，二月二的重要節俗如引龍、填倉、驅蟲、迎女、祭社等此時都已經出現。這些節俗活動的出現和舉行，大大改變了二月二原有的節日性質，使其從一個內容相對單調、娛樂色彩濃厚的節日轉化成為一個內涵十分豐富以崇龍祀土、驅避害蟲、祈求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生活康寧富有為核心內容的複合型節日。二月二節日性質的改變，主要緣於它對驚蟄日、春社日傳統行事的吸附與發展，以及人們在傳統文化的作用下將其與龍緊密聯繫起來。

驚蟄是二十四節氣之一，《歲時廣記》卷一引《三統曆》云：「驚蟄為二月節，春分為二月中氣，驚蟄者，蟄蟲驚而始出也。」[31]驚蟄節氣到來的時候，就是各種蟲子(包括蟄伏的)蠢蠢欲動的時候。這些蟲子當中，有許多因有害於人類而成為被想方設法消滅的對象。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已有用灰、煙熏除蟲的做法，《周禮·秋官·司寇》還記載了專門負責除蟲的人：「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灰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蟈氏掌去蛙黽。焚牡菊，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32]唐代孫思邈《千金月令》則格外強調了驚蟄日的撒灰：「驚蜇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二月二與驚蟄節氣相距甚近，遂挪移了驚蟄日撒灰驅蟲的做法，由此成為許多地方驅除蟲害的特定時間。後來更發展出形形色色的驅蟲方式，成為二月二節俗的核心內容之一。

對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物質進行崇拜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內容，土地是人類居住生活的場所，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所需(衣、食、住等)最重要的源地，對土地的崇敬和膜拜在我國早已有之。後來隨著原始崇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轉變，對土地的原始崇拜便轉化為對社稷(土谷)神的崇拜。在中國傳統社會，對社稷神的祭祀歷來有官社和民社之分，官社有不同的級別，分別由相應級別的官方代表人物組織並參與，民社則主要由一個社區的居民組織和參與。無論官社和民社，一般都是一年舉行兩次，即春社和秋社。春社和秋社時間一般分別在二月和八月，至於具體日子，魏晉以前各朝有各朝的規定，[33]隋唐以後官方制定祭社禮，多以立春後第五個戊日為春社時間，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為秋社時間。社日源遠流長，起源於三代，傳承於漢魏，發展到唐宋時期已十分盛行。春社日，是在春耕開始之際人們祭祀土穀神以祈求他們保佑風調雨順、莊稼豐收的日子，同時也是一個放歌縱酒、禁忌作活、有著特殊飲食以及其他多種習俗活動的節日[34]。據《歲時雜記》，社日，「人家旋作鏊餅，佐以生菜、韭、豚肉」，又「小學生以蔥系竹竿上於窗中觸之，謂之開聰明。或又加之以蒜，欲求能計算也。」又「社日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女工，雲是日不廢業，令人懞懂」。[35]但是元代之後，社日節日趨沒落。至少到明代時，一些鄉村已將二月二視為土地公公的生日，春社日的種種傳統行事也移至二月二進行，其重農務本、祈求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的節日內涵也成為二月二的節日內涵。

二月二之所以與龍緊密聯繫起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二月星象、物候、氣候及其之間關係的認知有關。農業在我國出現很早，農業生產最講究不誤農時，所以中國人特重時令，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發現特定星象的方位在不同時間各不相同，因此根據其所在方位，便可以判斷當時的季節。根據《尚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等記載，說明最遲商末周初，我國古人就已取得觀測天象以確定四季的天文知識。古人將天上群星分成二十八組，叫做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按東西南北四方分為四組，即所謂四象，即東方蒼龍、南方朱鳥、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東方龍星的出沒周期和方位與一年中的農時周期相始終而格外受到關注。春天春耕開始時，黃昏時龍星開始顯露頭角；夏天農作物生長時，黃昏時龍星高懸於南方夜空；秋天莊稼豐收時，黃昏時龍星開始掉頭向西方下行；到了冬天萬物伏藏之時，龍星則隱沒身影。龍星現身則春天來臨，農耕開始的認知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常識，二月二形成之後，伴隨著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上升，由於時屬仲春，正是龍星經歷了隱沒潛伏之後重新顯現的日子，便被人們形象地稱為「龍抬頭」。這一新的命名，突顯和強化了二月二與季節轉換和農耕生產之間的關係，使二月二在農耕社會中的標誌性意義增強。不僅如此，由於「龍」在中國還是一種凝聚著無數人的想像力和情感認同、能夠「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的神奇動物，被視為司水神祇，神仙坐騎、吉祥瑞獸和君權象徵，[36]因此，二月二被命名為龍抬頭就為與龍有關的節俗活動的生產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而這正是清代二月二興盛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元明時候，二月二尚不普遍。以上海書店影印的《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所收方誌而言，諸多省份如江蘇、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海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各地方志中多有寫及當地節日的，但提到二月二的只有嘉靖年間修浙江《淳安縣誌》。二月二在我國南方方誌中的普遍缺失，固然有方誌撰寫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怕還在於這個時期二月二在南方尚不普遍的緣故。

3、清代民國：興盛期

清朝和民國時期是二月二的興盛期，不僅流播空間大大擴張，節俗活動也更加豐富。丁世良、趙放主編的《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37]一書將明清以來，尤其是清朝以來各個時期編修的地方志中的民俗資料彙集成冊，為我們了解二月二的節俗活動及其在全國各地的流播情況提供了頗多方便。

這部資料集顯示，全國三十多個省級行政區劃，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以外，其餘均有關於二月二節的記載，也即都有二月二節。同時，它也顯示了清代和民國時期各地二月二豐富的節俗活動，總體上來看，這段時期二月二的節俗活動主要有撒灰、祀神、占卜、迎女、剃頭、踏青、迎富、擊房梁炕沿、照蟲燭、製作驅蟲物品、帶龍尾、試耕、種菜、飯牛、吃犒勞酒、開筆取兆、上墳等，並形成了特定的節日飲食和節日飾品，也有不少禁忌。

必須明確的是，就某一個地方而言，並非所有上述節俗活動都會有所呈現，事實是，某一個地方往往中有其中的幾項，甚至只有其中的一項活動。但總體上看，在清代和民國時期，二月二繼承了元明時期從前朝繼承而來的以及新發展出來的節俗活動，繼續圍繞著崇龍祀土、驅避害蟲、祈求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生活平安富有等展開但更加多樣，並在更大範圍內得到認可和實踐，成為時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我們說這一時期是二月二節日史上的興盛期。

4、20世紀中葉以來：衰落期

20世紀中葉以來，二月二進入了它的衰落期。筆者曾在《從傳統到當下：試論官方對傳統節日的干預》一文中對中國傳統節日在20世紀以來普遍衰落的原因進行過分析，認為箇中原因多多，社會轉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挑戰(傳統節日是生長成長成熟於傳統社會、農業社會的)、曆法的變更(公曆作為正式曆法對農曆的取代)、傳統節日的合法性和價值被貶抑、西方節日的衝擊等都負有責任。[38]這個分析基本上適用於二月二。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二月二的許多節俗活動普遍而迅速地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今，二月二原有的諸多節俗活動，如領龍、驅蟲、祀土地、填倉、占歲、佩戴龍尾等都已變得不再常見，相關禁忌也較少被遵循。吉國秀、詹娜、李陽等人用「記憶碎片化」和主體缺失來概括東北地區二月二節日的現狀。[39]

然而，二月二又畢竟曾經是一個重要的、節俗活動多樣、內涵豐富的民間節日，其節俗活動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功能，更何況在其興盛期出生、長大的還大有人在，兼以20世紀末中國社會的民俗文化正處於復興之中，故而二月二的節俗活動仍有存留，即如填倉，在今山東菏澤、江蘇邳州一帶仍然有行之者。至於炒麥豆、爆玉米花、攤煎餅、吃春餅、水餃、撐腰糕等食俗也時有所見，以龍、土地、文昌等神為祭祀對象的二月二廟會在不少地方依然盛行，二月二洗頭理髮的做法更是風行全國。

二月二到底還能走多遠，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三、 二月二的文化意義

以上大致勾勒了二月二的生長演變史。筆者以為，二月二起源於唐代，與中和節的創設有密切是關係。元明以後的二月二則是在繼承前代節俗的基礎之上，根據二月的節氣、物候、月令宜忌不斷豐富發展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吸納了既有節日——驚蟄和春社的傳統行事，從而成為一個活動多樣、內涵豐富的春天的節日。其文化意義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1、「二月二，龍抬頭，大囤尖，小囤流」：對農業豐收的企盼

中國傳統社會，歷來以農業為立國之本，農業生產的豐歉直接關係著國計民生。二月二時處仲春，是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春耕生產即將全面開始的季節，二月二的許多節俗活動便圍繞著農業生產而展開。

(1)填倉

填倉，又叫畫倉、打灰囤、圍倉等，是二月二最重要的習俗活動之一，尤其流行於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安徽和東北三省等地。倉囤是人們儲存糧食的地方，初二一大早(有的地方在初一下午)用灰(常常是莊稼秸稈的灰)畫成大大小小的倉囤，倉囤往往還要畫成多圈以表明糧食多得倉囤放置不下，只有在上面添加其他的器物才令糧食不至於流溢出來；有的囤外再畫上梯子，以表明囤是如此之高大，只有登上梯子才能放置或取到糧食。人們在打灰囤的時候，口裡還往往念念有詞，如「二月二，龍抬頭，大囤尖，小囤流」、「青灰摺子圈連圈，圈套圈，大摺滿，小摺流，今年又是大豐收」等等。在耕作尚未開始之時，人們就在模擬和描述五穀豐登、倉囤盈滿的景象，足見其對農業豐收的渴望是如何強烈。而填倉活動中往往還有占歲的活動，比如有的地方，人們會在畫好的倉囤中挖一小坑，將穀子、豆子、玉米、小麥、芝麻等各種糧食放置其中，埋好，看過幾天哪種先發芽來判斷各種農作物的收成好壞，其中包含的仍然是對豐收的關心和熱望。

(2)引龍祀土

農業生產基本上是靠天吃飯，風調雨順是農業豐收的前提和保障，而春耕時節最需要的是雨水，在春雨貴如油的北方更是如此。在民眾的心目中，龍是司雨的神，秋冬之間往往潛入水中蜇伏不出，到春天才會重新醒來，二月二是龍抬頭的日子，這一天有不少活動便是圍繞龍而進行。要想讓龍行雲布雨，首先就得將它從睡夢中喚醒，設法讓它抬頭升空。所以有些地方的人二月二一大早就會用棍棒擊梁頭，以敲醒他們擔心還在沉睡的龍；也有的地方攤煎餅、煎燜子，以燙醒沉睡的龍。更多的地方會撒灰(或糠、水)蜿蜒成龍形到那些俗信龍在的場所(井、河)將龍小心翼翼地引回。而在江蘇邳州，人們還會用灰撒成龍的形狀，人們對它頂禮膜拜，以祈禱保佑今年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為了讓龍順利抬頭，完美愉快地升空，人們還千方百計地討好龍，把水餃叫龍耳，把春餅叫龍鱗餅，把麵條叫龍鬚面等，並舉行一些祭祀活動，還設下種種禁忌，如婦女不準動剪刀針線，怕戳了龍眼，穿了龍頭；又忌刀切，怕砍了龍頭；不能用磨，怕壓了龍頭等。所有這些節俗活動，都是在對龍崇拜信仰的基礎上進行的，旨在獲得農業生產得以豐收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風調雨順。而祀土穀神的一個重要目的亦在於祈求土地神保佑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祀土穀神之外，一些地方的人們還祭祀倉神，倉神就是保管糧食之神，對他的祭祀同樣是希望藉助神的威力以獲得糧食的豐產。

(3)驅害蟲

對於農業豐收而言，各種蟲害也是極大的敵人。所以驅除害蟲避免蟲害就成為農業豐收的一個重要條件。俗話說：「驚蜇過，百蟲蘇。」在這個時候，通過一些象徵性行為驅除危害莊稼生長的害蟲就成了比較常見的現象。江蘇海州一帶人們會在農田中燃火把驅除蝗蟲；邳州的人們則會在圍倉龍(填倉)時把五穀雜糧放到褶子中令雞啄食，認為可將害蟲消滅；湖南興寧等地則將糍團插到田間以糊住鳥嘴可令其不吃莊稼苗；青海農村二月二吃土炒大豆叫咬蟲兒、認為咬死了蟲兒莊稼就不生蟲害了，等等，都是驅蟲以避免蟲害的儀式行為。

(4)試犁、種菜、飯牛

人們還往往在二月二試犁、種菜、飯牛，從而使其成為農事生產開始的標誌性時間。

如果說填倉、引龍、祀土、驅蟲等諸多儀式是渴望農業豐收的民眾表達內心愿望並希望藉助超自然的力量來實現這一願望的努力，它們更多帶有信仰甚至是巫術的色彩，那麼試犁、種菜、飯牛就是通過實實在在的勞動和精心準備去開拓那條通往農業豐收的道路。這些節俗活動雖然形式各別，操作邏輯也頗多不同，但它們無不包含著人們對於農業豐收的強烈企盼，也無不是保證這企盼得以實現的方式和手段。

2、「二月二，圍牆根，蠍子蚰蜒不上身」：對人身康寧的熱望

俗話說：「立春三日草芽青，驚蜇一過蟲子生。」那些出動的蟲子(有時也包括野獸)其實不僅會危害莊稼，也會對人的身體造成侵擾。在科技昌明、殺蟲劑、滅鼠靈層出不窮的當代社會，蠍子、蚰蜒、蜈蚣、蚊子、蒼蠅、老鼠、毒蛇等害人的例子尚且屢見不鮮，傳統社會裡，毒蟲攻擊人身造成傷害的事情更加普遍。由此在蟲子初生的季節人們通過一些特殊的活動希圖消滅它們就成了二月二節俗里十分重要的內容。

明清以後，二月二撒灰除蟲相當普遍。人們把灰撒到牆邊、門檻、香台等處，邊撒還邊唱一些歌謠，如「二月二，圍牆根，蠍子蚰蜒不上身」、「圍牆根，蠍子不蜇光腚妮，圍香台，蠍子不蜇光腚孩」等，這些歌謠明確表達了撒灰的動機所在。

除了撒灰驅蟲外，驅除毒蟲還有多種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把二月二的各種飲食活動都冠以驅蟲的名目，比如河南一帶把攤煎餅叫「熏蟲」，遼寧新民一帶把烙春餅叫「烙蟲蝦」，陝西米脂一帶把吃黃米饅頭叫「咬蠅子」，山西芮城一帶吃油條叫「咬蠍尾」，寧夏一帶把炒麥豆叫「炸臭蟲」，山東一帶把炒豆子叫「炒蠍子爪」，並有「吃了蠍子爪，一年不挨蠍子蜇」的說法。再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用棍棒、掃帚或者鞋子敲打梁頭、牆壁、門戶、床炕等處，擊打時也多伴著歌謠，比如「二月二日打炕沿，蠍子蚰蜒不見面。二月二日打炕頭，蠍子蚰蜒全不留」、「二月二，拍瓦子，蠍子出來沒爪子。二月二，拍大床，蠍子出來不螫娘。二月二，拍大轍，蠍子出來不螫爹」等等，驅蟲的意蘊由此表露無遺。另外，人們還會以燃香、火照蟲燭的方式驅蟲，或者使用一些俗信對害蟲有威懾力的物品如符圖、葫蘆、剪刀形狀的剪紙、綿雞等。比如江蘇常州一帶的人們就會張貼蜒蚰榜，上面倒書「諸蟲螞蟻直入地」七字，並用紅筆勾上。

概括而言，在蟲子初生尚不能為害於人的季節，人們無論是使用煎、爆、炸、烤、熏、擊、拍打等種種可以恐嚇蟲子以及對蟲子造成傷害乃至置其於死地的方式，還是運用語言的特殊力量去詛咒蟲子得病、死亡，或者製作並使用一些能夠鎮壓、消滅蟲子的物什，其實質都是建立交感、模仿基礎上的一些巫術手段。雖然難以奏效，卻表達了人們避免毒蟲危害、人體安康的良好願望。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一些行為方式還在一些地方被解釋為驅邪避瘟、不得疾病的手段，比如山西永和撒灰時會撒成弓箭的模樣，意在驅除邪氣。翼城的村民們到各家門口，向院內灑以米羹，門前撒以石灰，稱作「禳瘟」，旨在將瘟疫禳解並驅散之；保德等地用過年燒的旺火灰將房舍圈圍起來，可以防止野狼侵害。上海、江蘇、浙江等許多地方，二月二要吃「撐腰糕」，俗信吃了可以強筋壯骨，不腰痛；河北新河一帶有「二月二，吃燈盞(以油煎之)，吃了燈盞不發眼(指眼睛發炎)；二月二，吃棗花(即饃饃之有棗者)，吃了棗花不長瘡」的說法；而在浙江城鄉郊區，節日期間多吃「芥菜飯」，據說可以明目，不生瘡癤。在遼寧本溪縣沙河溝村，俗信二月二「洗龍頭」、「剪龍頭」會讓人一年內都會頭清目爽，聰明靈俐，髮絲黑壯。當地還會用高粱桿串成「龍尾」縫在孩子的後衣襟上，令其連續佩帶三五日，以為如此可辟邪驅凶，令孩子在新的一年內健康成長。顯而易見，所有這些節俗活動突出的都是對遠離病害、生活康寧的美好期待。

3、「二月二，敲門枕，金子銀子往家滾」：對生活富裕的追求

人生在世，無不希望豐衣足食，生活富裕。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尚書·洪範》在總結人生有「五福」即「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的時候，也將富列作其中之一，並排在五福中的第二位。然而，富有並非人人可得，時常處於貧困又渴望擺脫貧困的人們也便不斷表達著對富裕的嚮往與追求。我國至少在魏晉時代就已有正月晦日「送窮」的習俗，而當二月二在唐朝出現時，三項重要習俗之一便是「迎富」。隨著二月二的傳承，「迎富」這一習俗也延續下來，到近代，陝西華陰一帶的民眾還會攜鼓樂到郊外朝往暮回，沿路吹吹打打地去「迎富」。

當然，在二月二，人們還會以另外的形式表達對財富的追求。比如不少地方，尤其是山西一帶往往把二月二的引龍叫做「引錢龍」，舉行儀式時一定用錢。以山西忻州地區為例，「雞鳴擔水轆轤響，水灑街心把錢龍拖」的現象曾經十分普遍，屆時，人們將紅線拴著的幾枚「乾隆」銅錢，放在打滿水的桶里，擔回家倒在水瓮里。家中的大小水瓮，在太陽出山前都要擔滿，表示財富似水，財源滾滾。這裡，人們對所引之龍的一個重要期待就是它能把錢引到自己家中。還是在忻州等地，二月二要將留存下來的大年初一供灶君神的棗山吃掉，俗稱「開山」，意味著「這個匯聚了財源、財富的供神棗山，隨著龍頭的抬起而初啟開，財富從此而聚積。」[40]又如山東定陶一帶，二月一日晚上，人們會在屋裡挖一小坑，將幾枚錢埋進去，若不挖坑就用瓦片蓋上，到第二天早上，由小孩子扒出來。俗信這樣做可以引來錢財。在河南淮陽有二月二拍牆頭和石滾的做法，人們一邊拍還要一邊唱：「二月二，拍牆頭，金子銀子往下流。二月二，拍石滾，金子銀子往下滾。」其對財富的追求由此可見一斑。

4、「二月二，接寶貝兒」：對社會關係的協調

在許多地方，二月二還是社會交往的特定時間，其中，接出嫁的女兒回娘家是相當普遍的做法。本世紀初，吳索園曾撰寫一首《揚州竹枝詞》：「二月初頭祀典重，土地祠壁彩泥封。女兒盡作歸寧計，響屣香車處處逢。」並附小注云：「二月二日，土地生日。街頭巷側，凡有土祠處，其牆壁皆以彩筆繪戲文……又稱是日為龍抬頭日，凡己嫁之女，母家必備酒食，迎其歸來，故是日自朝至暮，車水馬龍……」可見揚州二月二接女回家習俗的盛行。而這並非特例。北京有俗話說：「二月二，接寶貝兒，接不來，掉眼淚兒。」在這裡，閨女不回來，娘家爹媽就會想得哭，若在江蘇南通，女兒不回娘家，就得挨罵，不僅女兒挨罵，女婿也脫不了干係，當地歌謠這樣唱道：「二月二，家家人家帶女兒。女兒不來是爛腿兒，女婿不讓她來是肉龜兒。」在從夫居社會裡，回娘家，是對女子與娘家人因異處生活而積聚的思念進行疏通的渠道，是出嫁女兒對原有生活空間和原有社會網路的回歸也因此總是一種心靈的回歸，同時，它還是外甥與舅家確認和強化關係的方式，是具有姻親關係的兩家人互相交往、密切關係的理由和途徑。一句話，出嫁女子回娘家，是對社會關係的一種維護、強化和更新，二月二回娘家也不例外。在一些地方，二月二娘家接女兒時還要送給女兒婆家一些禮物，如河北趙縣，要在二日備好鯉魚和豬肉送給新出嫁的女兒，俗稱「開素」，其對社會關係進行協調的意義一目瞭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強調「二月二，接寶貝兒」女子要回娘家，而在另一些地方則格外禁止這一行為，俗有「吃了娘家花，死老大伯全家」、「吃了娘家蟲，回家搭靈蓬」、「過了二月二，回家死小叔」等說法。這種禁忌其實也是對社會關係的一種協調，只不過採取了另外的思路和邏輯。如果說二月二讓女子回娘家更多協調的是女子與出嫁前原有的生活空間、社會網路的聯帶關係，那麼二月二不讓女子回娘家更多協調的則是女子與出嫁後新有的生活空間、社會網路的歸屬關係。

當然，二月二協調的社會關係並不止於基於血緣和姻緣形成的，它還協調基於地緣而形成的。在許多地方，雖然家家都會攤煎餅，或者炸糖糕，或者炒麥豆，但還是要把自家的送給別人家，從而形成一個社區內的居民互相饋贈節物的現象。這裡固然有藉助他人力量以求得農業豐產、生活康寧的意圖(如大家一齊把蟲子咬死)，但更重要的是籍此建立、維護和強化彼此之間互助互惠的友好關係，並確立禮尚往來的行為規範。而這種互助互惠的友好關係和禮尚往來的行為規範在日常的生活生產中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5、「二月二，不幹活，坐下來，吃大饃」：休閑時間

如果我們把休閑認為是在非勞動及非工作時間內以各種輕鬆的方式達到生命保健、體能恢復、身心愉悅的一種生活，那麼毫無疑問，在不少人那裡，二月二就是一個休閑時間。許多地方的二月二都有若干禁忌，如不能動針線，不能用刀剪，不能用磨，所有這些都讓二月二成為一個合法的非勞動非工作時間，對於整日與針線刀剪打交道的傳統社會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這一天，她們攜子將雛，有的可以回娘家，有的可以到郊外踏青、挑菜，即便在家，無活一身輕地與鄰居好友拉拉家常也不失為一種休閑方式。

許多地方在二月二開展有組織的活動，也為民眾提供了寬廣的休閑空間。其中廟會是十分重要的一種。在我國的許多地方二月二都有廟會，本課題組的調查地點多有廟會可以視為二月二廟會在全國普遍存在的表現。不管廟會的性質如何，是以信仰為主還是以物質交流為主或者兼而有之，廟會上總會有引人耳目的事物景象紛紛呈現，像甘肅岷縣秦許過會必唱三天四夜大戲，廟會上有套圈、青蛙遊戲、押大小點、搖獎、槍打氣球、放風箏等各種好玩的遊戲，江蘇邳州白龍埠曾經有唱拉魂腔、說蓮花落、唱漁鼓、說評書、走高蹺、跑旱船、耍獅子等各種表演，廣西賀州黃田祀神廟會上既有舞龍、舞獅、唱戲、搶炮等活動，又有瑤族人表演上刀山、過刀梯、香火燒身、過火煉等民間絕技。山西省平順縣的豆口二月二廟會上有扭秧歌、踩高蹺、弄拳術、騎竹馬、跑旱船、耍龍燈、栓高台等數十種民間文藝節目。等等。人在廟會中，目之所睹，耳之所聞，身之所觸，甚至鼻之所嗅，舌之所嘗，無不異於常日，而所有這些，也都為身處其中的民眾帶來了身心愉悅的感受。事實上，廟會的休閑娛樂性功能早已成為民眾和學界的共識。當然，廟會的功能是綜合性的，休閑娛樂功能只是其中之一，二月二廟會也不例外。比如山東惠民縣皂戶李鄉火把李村有泥娃娃廟會，買泥娃娃叫「拴娃娃」，有求子的寓意。這意味著趕二月二廟會的人可以從廟會上滿足更加多樣的需求，只是囿於這裡的話題不便於展開。

而對於孩子而言，二月二更是快樂的時光。二月二的許多活動都允許他們參與其中，他們可以在大人打灰囤時高興地跑來跑去，可以在倉囤里埋糧食，可以唱著歌謠圍著牆根撒灰，可以拿著炒豆爆玉米花與同伴交換、攀比、斗輸贏，馬光亭在江蘇邳州進行調查時格外關注了節日中的孩子，描述了小學生用炒豆做遊戲的方式和快樂。《山東民俗》中記載，濟寧一帶，各家孩子們吃過晚飯，便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木棍，去敲門枕、門框等，邊敲邊唱一些歌謠，他們還會跑到胡同里或大街上比賽，看誰敲的、唱的花樣多。種種富含象徵意義的節俗活動在孩子們那裡都成了獲得快樂的遊戲方式。

6、落了天燈好上工：年節終了、常業開始的標誌性時間

年節是中國傳統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節日，也是一個由眾多不斷推出的節日組成的系列，其節期在許多地方甚至長達近兩個月之久。俗話說：「臘八，祭灶，年下來到。」年節的序幕自臘月初八拉開，到二月二才最終落下。可以說，在傳統社會，二月二是年節系列中的最後一個節日，是年節終了、常業開始的標誌性時間，從此人們要停止以娛樂消遣、社會交往、祈禱神靈為中心內容的生活，步入日常生活、生產的常態。過去人們在二月二這天還可以互拜新年，過了二月二便不可以了，十分鮮明地宣布了二月二作為年節終了的標誌性意義。而各地流傳的一些習俗活動也表明了這一點。比如在江蘇鹽城，人們要在二月二晚上落下高懸了整個正月的紅燈，叫做「落天燈」。在遼寧本溪沙河溝村，當地滿族村民在大年三十之前都會在院內豎起「燈籠竿」，此後每天都要在黃昏之時點燃燈籠，讓其徹夜長明。這個燈籠竿要在二月一日清早放倒，因為當地人認為：「二月二，龍抬頭了，那家裡首先就得把燈籠竿子放倒，這就表示『年』已經正式過完了。」[2]又如在我國不少地方有留存大年初一或者元宵節的某些食物到二月二食用的習俗，比如山東微山湖區人家會將元宵節時留下的豆面龍燈切碎了雜在飯中吃掉，龍口人則把過年時蒸的糕留一塊這天吃，陝西綏德、米脂一帶也要食用過年時做的黃米饅頭。福州人要把正月里尚未吃完的食品都混在一起，加上糯米，煮成稀飯，全家人圍在一起把它吃完。這些吃光年節食物的做法有時被當地人解釋為具有「驅蟲」的意義，但它實際上也是象徵性表達年節至此結束的一種儀式。

遼東一帶二月二吃豬頭，不僅標誌年節終了，還兼具起始的意義。當地過年習慣殺年豬，豬肉的享用沒有刻意的時間規定，但豬頭一定要在二月二食用。據調查，這樣做的原因是：「『頭』就表示新的一年開始了，新年就都得以頭為準，所以就吃豬頭肉、洗頭、剃頭，這樣會預示新年有個好的開始。」[3]當然，二月二吃豬頭的地方並非只有遼東一帶，二月二洗頭、剃頭更是全國範圍內都十分普遍的做法。中華民族是十分講究時間倫理的民族，對標誌著起始的時間格外重視，也賦予更重要的價值。起始就是開端，就是頭，希望「一年吉利從頭始」的人們在「龍抬頭」的日子裡從事著種種與「頭」相關的行為，正表明了二月二作為起始的性質。而二月二所起始的正是日常生產、生活的常態。所以在清朝民國時期的許多地方，在這一天，孩子要去上學，開筆取兆；農民要起農作，擇田試犁；扛活的長工也開始上工，主家則會備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夠和睦相處，互助互濟。

以上是對二月二節的文化意義所作的幾點概括。必須說明的是：

第一，上述概括是主要在分析漢族二月二節俗的基礎上得出的。事實上，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如苗、壯、布依、畲、黎、滿、侗、赫哲、鄂溫克、水等也以二月二為節，其節俗活動有些與漢族相似，有些則相去甚遠。比如二月二前後三天是浙江、福建一帶畲族的會歌節和會親節。每屆此時，歌手們就到山間對唱會親，熱鬧非凡。雲南羅平縣的布依族在二月二也有歌會。黔東南一帶的苗族把二月二作為敬橋節。節前各個苗寨紛紛整修橋樑，二月二這天則敬橋接龍。祭品為公雞或鴨一隻，鴨蛋三個，鯉魚三尾，酒一壺，米一升、粑粑、糯米團一個，還有香、紙、錢、鞭炮、紙娃娃、五色彩錢等。祭橋時巫師會一邊燒香紙，一邊口中念念有詞：「橋是我架，橋歸我祭。橋供人走，橋給友過。可走西方，可下東方。客人過橋，我家得富，朋友過橋，我家繁衍。興旺發達，萬代千年。」念完咒語，要由一個兄弟多的男孩去踩橋，從新架的橋上走過，就意味著主家今後有子女。祭過橋後，還要在橋頭聚餐。返家時，主人會用一根五色線從橋頭牽到自家堂屋中，意為將子孫引到了家。[4]壯族多在這天祭祀土地或土地婆，以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又以二月二為花朝節或花婆節，節日里，各村寨姐妹姑嫂彙集在一起，殺雞敬花王，祈求花王饋贈孩子並保佑兒童健康成長。而在廣西德保、靖西、東蘭等地的壯族那裡，二月二還是孩兒節。在東蘭，這天凌晨雞啼頭遍時分，兒童們便在自家門前燃放鞭炮，並舉火把到泉邊喝「仙水」。天亮後，他們在家長的帶領下，帶著紅雞蛋等食品到村外山坡上盡情遊玩。認為孩子們過了孩兒節，便會更加聰明伶俐。這意味著上述對於二月二文化意義的概括只是其主要方面。

第二、上述意義的概括主要是以二月二盛行時代(清朝民國時期)的節俗為基礎的。顯而易見，節日的意義是蘊含於節俗活動之中並通過對節俗活動的實踐體現出來的，節俗的變遷往往意味著意義的變遷，更何況即便節俗形式沒有變化，時代的變化也會令對其的意義闡釋發生變化，那麼，當二月二從唐宋時期一路走來，發展演變到現在，其意義便是變動不居的，上述以清代民國節俗為基礎對二月二文化意義的概括便只是那個時代的，既不等同於其前的唐宋元明，也不等同於其後的當代社會。當代社會，一方面，儘管二月二還在節日體系中佔據一定位置，理髮的習俗甚至還在全國範圍內流行，但整個上處於主體缺失、節俗衰落的狀態，其意義也呈現出整體性的弱化；另一方面，一些節俗活動雖然繼續傳承，但由於所處語境已經發生變化，其意義也在發生變化。比如在山東濟南泰安一帶，二月二時人們還會吃炒豆，但由於蠍子、蜈蚣等害蟲已不多見，很少人會把吃炒豆與驅蟲聯繫起來，人們更看重它的口感、營養價值和情感價值(對一些人來講，吃炒豆意味著重溫一段過去的生活)。

第三、上述意義是在基本上忽略了空間因素的情況下做出的，它所呈現的意義處於宏觀和抽象的層面。但正如前面已經有所揭示的，二月二節俗活動具有比較鮮明的地方性特徵，這不僅體現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節俗形式，而且體現在即使節俗形式一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地的人那裡也會有不同的解釋，這意味著節俗活動的意義還必須被作為地方性知識、放到特定的空間中去理解。事實上，把節俗活動與特定的空間結合起來，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節俗對於其俗民的意義，也助於我們理解節俗的地方性差異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引龍的做法為何在北方十分流行而在南方較為少見?如果將其與北方春季乾旱少雨的氣候特徵結合起來就能得到理解。再比如為何別處引龍時叫引龍而山西一帶多叫「引錢龍」並以錢引龍呢?清朝民國年間晉商的發達也許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線索。

（注釋請參加原文）

文章來源：《民間文化論壇》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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