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怎樣轉型，馬克斯·韋伯嘗試過

文 | 西閃

個人以為，《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沃爾夫岡·J.蒙森著）是2016年出版的最有價值的書。且不說本身的學術價值，或者譯者閻克文的翻譯水平，單是錢永祥先生的導讀就夠我一讀再讀了。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何許人也？有學者將他稱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我覺得相當準確。馬克思把無產階級視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決定力量，韋伯卻看好資產階級。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在組織上與效率上都優於其他制度，因而資產階級不會被無產者「埋葬」，依然大有前途。大體上韋伯的學術與思想都圍繞著這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展開。比如他的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他試圖重新喚起資產階級奮鬥精神的一種努力。

之所以說「重新喚起」，那是因為韋伯認為，資產階級的現狀讓人很不滿意，尤其是德國的資產階級。照理說資產階級應該具有一種勇於冒險的創業家精神——這種精神的確存在於資產階級的新興時期，然而隨著財富的積累與地位的穩固，他們開始變得保守，不思進取。由於德國統一很晚，政治進程也晚於英美等發達國家，因而德國資產階級的出現也較晚，且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既缺少現實的判斷力，又缺乏行動的勇氣。他們雖然取代了貴族和地主的社會地位，卻很難抵擋階級意識覺醒的無產階級接管國家權力的決心。

關於這一點，韋伯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說里說得很明白。他說，創建德意志國家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在這個國家創立之時，「沒有從資產階級那裡採伐木料來製作民族的航舵。」可是很顯然，他對資產階級仍然抱有希望。正如他在另一個場合的演講中所說，凡是不相信資產階級還有未來的人，必定會對德國的未來疑慮重重。

把一個階級的未來與國家的命運相聯繫，看似理所當然，其實未必沒有抵梧。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基礎，強調個人自主與理性至上的自由主義，如何與那種動輒訴諸「集體情感」、「共同歷史」的國家-民族優先的原則對接起來？韋伯好像沒有仔細考慮。因為和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韋伯生活在一種被稱為「民族自由主義」的歷史背景下。

看看韋伯自己是怎麼說的吧。他說，命運使德國背上了歷史的重負，置身於一個兵器林立的世界，不得不像一座兵營那樣保護自己的文化。他羨慕美國人，因為他們不必「和我們一樣披掛上鎖子鎧甲，書桌抽屜里也不會像我們一樣動輒就塞滿了戰時進軍令。」但他坦然接受這一「命運」，認為德國的威權統治、殖民擴張乃至國際戰爭都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並且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勝利才能與德意志的民族成就並駕齊驅。他毫不含糊地宣稱：「我們不可能帶領我們的子孫後代走向和平與人類幸福，而只能進入無止境的鬥爭以保護我們的文化與人口。」因為由盎格魯-撒克遜人（指英美）塑造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不利於體力和智力佔優勢的民族（指德國），必須施以冷酷無情的廝殺與鬥爭。

韋伯的這一政治立場，一直維持到1918年德國戰敗。而對於韋伯的這一立場，即使一再告誡自己不可以今日之是論昨日之是，我還是覺得很驚訝。要知道，韋伯歷來被人視為自由主義的先驅者與捍衛者，而經沃爾夫岡·J.蒙森的解讀，他在德國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擔負的政治責任，都大大改變了過去人們普遍的認知。難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會認為，一旦韋伯的政治立場遭此解讀，將使「新生的德國民主失去一位創始人，一位顯赫的鼻祖和一位天才的發言人。」

可是蒙森認為，韋伯在自由主義譜系中神話般的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塑造出來的。其目的是從德國自身的政治思想傳統中，尋找可以跟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劃清界限，又能支持戰後德國民主的精神資源。很自然的，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在魏瑪制憲過程中影響巨大的韋伯。事實上也是如此，在魏瑪憲法草案的13名審議者中，韋伯是惟一不具官方身份的人。在魏瑪共和國究竟應該實施中央集權制還是聯邦制的關鍵問題上，韋伯更是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不僅如此，就像他在寫給妻子的信所透露的那樣，憲法大體上完成之時，「非常接近我的提案。」可是，我們能就此認為，一戰後的韋伯已經徹底轉變了他對政治、權力以及國家的看法嗎？恐怕不能。魏瑪共和國的失敗，與韋伯的理念脫得了干係嗎？恐怕未必。

韋伯在德國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深刻地關涉到一個問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如果說韋伯的政治理想的失敗反映了這兩種主義的衝突和矛盾，那麼韋伯的成功又作何解釋呢？難道它們之間沒有相互吸納的可能？在這方面《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似乎還少了些篇幅。

有意思的是，包括錢永祥先生在內，不少中國學者看到了當代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存在著某些類似的歷史境遇，繼而又注意到韋伯與中國知識分子在某些困境上的相似性。這一點，在本書的導論部分錢先生有相當精彩的論述。不過我認為，這種相似性不可過於當真。時移世易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由則在於，那些試圖在權力政治中扮演角色的中國人，大概很難理解「責任」二字於韋伯的意義。而我覺得，正是責任將韋伯看似分裂的學術和人生有機地結合了在一起。

閻克文先生在本書譯序里提到，德國一戰失敗後韋伯給當時的德軍主將魯登道夫寫了一封信，要求魯登道夫等領導戰爭的人負起責任，把自己的人頭自願交給協約國，為德國的名譽獻祭。之後，他和魯登道夫還面對面的為責任問題爭論了好幾個小時。當魯登道夫質問何為民主，韋伯的回答是：「人民選擇他們信任的領袖……如果領袖犯下罪錯，就把他送到絞刑架上去！」

本文原標題《用責任把思想與人生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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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閃|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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