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經》是中國人偽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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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是中國人偽造的嗎？

文 / 張愛林

玄

奘法師翻譯的《心經》在漢傳佛教僧俗信眾中廣為流傳，不信佛的中國人亦多有所知者，甚至有的還會唱誦。玄奘法師譯經嚴謹，追求精確，不惜犧牲文學性的美感，故其所譯經典雖被專業人士推崇備至，卻較少用來念誦修持的，但《心經》卻是一個例外，彌足珍貴。

圍繞《心經》版本問題，自古以來就存在一些爭議，但在《心經》梵本傳自印度，玄奘法師翻譯了《心經》問題上，則是共識的。1992年，美國一位名為那體慧（Jan Nattier）的教授腦洞大開，發表了一篇題為《心經：一部中國的偽經？》，文章認為《心經》有可能是一部出自中國的偽經，而且最有可能是玄奘法師從漢文回譯成梵文的。我是2012年偶然在「天涯論壇」上讀到新加坡的紀贇先生寫的《到底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一文中了解這件事情的。紀先生寫的也是一篇基本認同該觀點的長文，有一定的修正，認為略本是從中國回譯傳到印度的，而廣本是印度人在略本基礎上造的，又傳來中國。那文和紀文的硬證據是看到《心經》梵文在辭彙、語法和句子的表達方式上多有不妥之處，最有可能是由母語不是梵語的人從中文翻譯成梵文的。為了坐實這個結論，兩人都莫須有地否定了鳩摩羅什譯本等之前版本的可靠性，以確保自己發現的是新大陸而不是海市蜃樓。當時讀完了只是莞爾一笑，並未太留意，雖然梵本語言的不規範性是事實，但作者腦洞開得太大，證據不足以支撐結論，邏輯上也不夠嚴密，文章有幾個預設顯然是不可信的。

首先，文章預設了在印度舌辯群賢的玄奘法師梵文水平很爛，回譯個簡短的梵文文章竟然出現這麼多拼寫、語法等方面的低級錯誤，象初學英文的中國人寫英文作文。

其次，玄奘法師說謊，人品有問題，明明是自己回譯的，卻要裝成從梵文翻譯過來的。

第三，羅什譯本在《開元釋教錄》中明確記載為「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雖有「拾遺編入」字樣，意為補錄遺漏，並不見得編者懷疑文獻是偽造的，而作者把「拾遺」詮釋為「來歷不明」，進而又解釋為可疑，然後索性直接默許為偽造。從鳩摩羅什譯本《心經》的行文看，與其所譯的其他經典風格一致，作者亦許《心經》內容與鳩摩羅什譯的《大經》驚人的相似。加上文獻的直接記載，所有的證據和邏輯更傾向於得出羅什譯本為真的結論。

斷言《心經》是玄奘之後有人從羅什所譯的《大經》中抽出的，同樣是沒有實在證據的，至少這種猜測性的所謂證據遠遠弱於羅什所譯的證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把自己猜測的東西武斷性地「坐實」無疑是獨斷的。從文獻資料看，唐代以前已經有《心經》存世。隋開皇十四年（594年）編寫的《眾經目錄》第一卷把《般若多心經》一卷列為單本，即「源來一本更無別翻」，表明唐代以前只有一個版本的《心經》。與玄奘法師同時代的唐慧立法師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法師西行之前及在西行途中亦誦《心經》。作者在對待史料上選擇性失明，證據再多，不如猜想，殊為遺憾。

有這樣明顯的理由，那文章的結論已經不值一駁了（當然不否定其細節發現中的意義，證據與結論不對稱而已）。去年9月份，雲居寺的官方公共號發布了一則消息，房山石經中發現一部《心經》，刊刻的時間為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比《大唐內典錄》中的德林元年（664年）還要早，當時玄奘法師（602年—664年）尚在世，上面有「玄奘奉詔譯」字樣。這個拓片在CBETA電子佛典（2016.06版）就有，「顯慶」二字很明顯，年份有些模糊，並有「奉詔譯」字樣。到此更足以證明玄奘法師沒有回譯《心經》，並且證明玄奘認為《心經》的梵本來自印度。

前日又讀到紀贇先生髮表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的文章，明確聲稱梵本心經的源頭是玄奘法師的回譯。後又發現方廣錩先生2013年在《深圳大學學報》第4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般若心經——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之又一例證》，方老師是研究《心經》文本的大家，受到了那體慧和紀贇思路的影響，把《心經》看成文化匯流中「出口轉內銷」的產物，看來此觀點認同者不少，有商榷一下的必要。

《心經》是撮略《大般若經》文義的「別生經」，是「傳法聖者錄其堅實妙最之旨別出此經」（窺基法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T33.524a），這個是共許的，大家都承認。爭議的關鍵是《心經》最初成文是在印度還是中國，是哪位聖者輯錄的。從我前面所述可以看出，本人認為《心經》出自印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至於誰輯錄的，從學術角度，證據不足，可以存疑。從信仰角度，說觀世音菩薩自己輯錄並且傳出來，亦合佛理。在佛教信仰中，觀世音菩薩不是虛構的人物，而是無剎不現身，救苦救難的大菩薩，菩薩撮略般若要義，佛在世時在某次法會上開導舍利弗，佛滅度後，菩薩又以此教化後學，是合乎信仰邏輯的，而且不違《心經》內容。佛教徒相信是觀世音菩薩造的，對於修行大有好處。此說雖合信仰，但對於一般人而言，過於玄幻，且無從驗證，故其作者可存疑處理。不管怎麼處理，也推不出是中國人造，玄奘法師回譯的。

話又說回來，雖然那文、紀文的結論與證據不相應，但其發現的問題還是值得重視的，特別是梵本書寫不規範的問題。從邏輯可能性上講，即便不考慮其他證據，單單這個事實也不必然得出《心經》是中國人造的，充其量只是多種可能性之一，如果考慮其他證據因素，其不可能性反而更大。

首先，《心經》在玄奘法師西行之前是存在的。《眾經目錄》、《開元聖教錄》中的記載證據是有效的，除非發現推翻記載的更強的證據。與玄奘法師同時代的唐慧立法師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亦可作為佐證。

其次，以玄奘法師的梵文水平，從印度回來後回譯《心經》不可能出現語法、拼寫等低級錯誤。

第三，如果《心經》梵本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前所翻譯，倒是有可能出現這種錯誤。法師立志西行取經，學習梵文是必要的準備，西行前水平不高也在理，如果這個時候把羅什譯本的《心經》翻成梵文，出現一些錯誤也屬正常。但如果說玄奘法師又把自己所譯的梵文回翻為漢文，就不合常理了，最可能是他在印度又找到了一個梵本，重新翻譯，譯文借鑒了羅什譯本。當然，這個有缺陷的梵本，不排除是玄奘法師早年的作品，當然也可能是其他人的作品，查無實據。即便是玄奘法師的早期作品，也不能推出《心經》最早的源頭在中國，而有更多的理由表明《心經》源頭在印度，不是玄奘法師回譯的。當然，作為學者研究提出一些假想無可厚非，但如果佛弟子，甚至一些出家人，也認可並宣傳這種理由不充足的假想，信仰上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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