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二陳湯：千年治痰名方名不虛傳！

山東中醫藥大學 馬東

二陳湯始見於《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方用「半夏（湯洗七次）、橘紅各五兩、白茯苓三兩、甘草（炙）一兩半，右為咀。每服四錢，用水一盞，生薑七片，烏梅一個，同煎六分，去滓熱服。」因方中「陳皮、半夏貴其陳久，則無燥散之患，故名二陳」。本方燥濕化痰，理氣和中，主治濕痰之證。

濕痰的形成多因飲食生冷，脾胃不和，健運失常，濕聚為痰。濕痰犯肺，則咳嗽痰多；痰阻胸膈，則氣機不暢，以致痞滿不舒；胃失和降，胃氣上逆，則為噁心嘔吐；濁陰凝聚，清陽不升，則為頭目眩暈；痰飲凌心，則為心悸。故二陳湯以半夏為君，一者辛燥而蠲濕痰；二者降逆以止嘔惡；三者散結以消痞滿。橘紅辛苦而溫，理氣化痰，使氣順則痰降，氣行則痰化，是為臣葯，與半夏相配，共祛濕痰，調暢氣機，使胃氣得和，清陽得升，眩悸得止。因痰之生，多緣於中州失運，濕聚成患，故佐以茯苓，其性甘淡而兼入脾經，健脾滲濕，濕去則痰無由以生，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與橘紅相伍，則脾濕得化，脾氣得暢，運化有權，共杜生痰之源，而助君葯祛痰之功。生薑味辛性溫，降逆化痰而止嘔，用為佐葯，既可助半夏、橘紅行氣消痰，和胃止嘔；又能制半夏之毒。復佐以烏梅，其意有三：一者其性味酸澀，「入肺則收」，以斂肺氣，與半夏、生薑為伍，寓收於散，使散不傷正，收不斂邪；二者有欲劫之而先聚之之意，即李時珍所謂「涌痰」之功；三者烏梅亦能「去痰」、「止久嗽」。使以甘草，旨在調和藥性，亦兼益脾和中之用。諸葯相合，使濕去痰消，氣機通暢，脾得健運，則諸證亦隨之而解。

二陳湯「本《內經》半夏湯及《金匱》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等方而立，加甘草安胃，橘皮行氣，烏梅收津，生薑豁痰，乃理脾胃，治痰濕之專劑也」。其與《內經》、《金匱》的淵流關係，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二陳湯化痰和胃源於《內經》。《靈樞·邪客》篇所載半夏湯，用治「厥氣客於五臟六腑」，陽氣「不得入於陰」、「目不暝」者，「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方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長流水煎服。葯僅二味，卻具「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之功。從而開闢了化痰和胃，補瀉兼施治療大法之先端。張仲景治痰諸方也繼承了半夏湯方意。統觀《金匱》用半夏諸方，常配伍甘草、小麥、粳米、人蔘、茯苓、生薑、大棗等固護中焦，補益脾胃之品，當是宗半夏湯組方之義。《局方》二陳湯中半夏合甘草、生薑以化痰和胃的配伍方法，與《內經》半夏湯中半夏、秫米「補其不足，瀉其有餘」之意同出一轍。

其次，二陳湯化痰滲濕源於《金匱》。統觀《內經》，僅略論「飲」、「積飲」，而無「痰」之說。對「痰飲」病證的系統闡述，成於《傷寒論》和《金匱》。特別是《金匱·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第十二》篇明確提出了「病痰飲者，當以溫葯和之」的治療大法，並設立了溫化、攻逐、滲利、宣散等治法以及分治四飲諸方。尤其是溫燥配伍甘淡，去濕以助化痰的治療方法，豐富和發展了痰飲病治則。如《金匱》小半夏加茯苓湯，主治「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方中半夏與茯苓配伍，燥濕化痰與滲利水濕相合，共收濕化痰消之功，開創了「利小便」法在痰飲病中應用的先河。二陳湯宗仲景方意，延用半夏燥濕、生薑散濕、茯苓利濕，以使水濕去而痰飲自消，全然是《金匱》之法的再現。

最後，二陳湯化痰行氣始於《金匱》。《金匱》半夏厚朴湯行氣散結，降逆化痰，主治梅核氣。方以半夏化痰散結、降逆和胃，配伍厚朴下氣除滿，蘇葉芳香行氣，開理氣化痰之先河。以上用藥配伍，成為後世理氣降痰法的雛形。但是，化痰配伍理氣的用藥形式，在《金匱》中尚未成為仲景治痰的基本法則。統觀仲景治痰濕諸方，均較少見有燥濕化痰配伍理氣葯者。《傷寒論》、《金匱》用半夏73 方，無一例半夏、橘皮配伍；而配伍其他理氣葯如厚朴、枳實者也只有11 首。這大概與漢以前尚未形成「痰氣相因」的理論有關。

魏晉以來，尤其是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本草經集注》、《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代表醫著，對痰飲病的認識有了較大發展。其中不少方劑的用藥經驗對二陳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是治痰方多有半夏、橘皮配伍。據《外台》所引《小品方》半夏湯、《集驗方》大半夏湯和《刪繁方》大半夏湯等治「留飲痰癖」、「痰水冷氣」、「胃反不受食」的諸方中，半夏、橘皮、茯苓、甘草或生薑等藥物，就曾出現於同一首方劑之中。這說明在兩晉和南北朝時期，半夏、橘皮、茯苓、甘草、生薑已經開始成為祛痰和胃的配伍用藥。《千金》中類似配伍則更加普遍，統計《千金·痰飲第六》篇用半夏方19 首，較為集中地出現了半夏與橘皮並用的情況，其中「半橘苓草」、「半橘苓」配伍者6 首，「半橘姜」、「半苓草」、「半苓姜」配伍者8 首。而《外台秘要》用治「上氣」的半夏湯（半夏、茯苓、橘皮、白朮、生薑、檳榔），則與後世的二陳湯相差無幾。

另外，陶弘景《本草經集注》首先提出「橘皮用陳久者良」、「半夏陳久用之」，後世始有「陳葯」之說。由此可見，早在隋唐以前，即有了半夏與橘皮或陳皮的固定配伍。同時，半夏、陳皮、茯苓、甘草或生薑等，也開始作為相對固定的「葯組」，集中出現於調理脾胃、燥濕去痰等方劑之中，形成了《局方》二陳湯的雛形。

二是治痰首倡理氣化痰。對痰飲病機的認識，至隋唐方形成與「氣」相關的觀點。隋代巢元方提出「痰飲者，由氣脈閉塞，津液不通，水飲氣停在胸腑，結而成痰」的新論點，開創了宣通氣脈為先、以使水飲無所凝滯的治痰大法，並且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治法與方劑。清代張璐云：「《金匱》有四飲之名，《千金》有五飲之治，其法則一??《金匱》分隸而治，《千金》兼該而行。」統計《千金·卷十八》用半夏治痰飲19 方，其中配伍橘皮、枳實者達8 首，與仲景方形成明顯的對比。可以認為，至《千金》才有痰飲統治之方，並形成祛痰葯配伍理氣葯的組方用藥規律。這一用藥形式，正是隋唐醫家「痰氣相因」觀點的體現。著名醫家丁光迪評價痰由「氣脈閉塞」時言：「後世常雲『治痰先治氣，氣順痰自下』之說，也均源於此。」由此可見，對痰飲病發病機制的全面認識，是二陳湯立法組方以至成為「治痰總劑」的前提。

綜上所述，宋人融合燥濕、理氣、降逆、和胃等治痰法則以及半夏與陳皮、茯苓、生薑、甘草等配伍經驗，從而創製了《局方》二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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