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 奧立佛-斯密斯】人類學與災難研究的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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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人類學在理論和方法上與災難研究關係日趨緊密。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將災難中交匯的環境、生物和社會文化三個因素納入思考的範疇，並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與歷史」、「政治與生態」、「社會文化與行為」和「應用與實踐」幾種範式。這些範式之間相互關聯，吸取了其他學科的災難研究經驗，以人類學整體觀的視野和微觀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對災難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關鍵詞：人類學、災難研究、範式與實踐

作者簡介：

蘇珊娜·Ｍ·霍夫曼(Susanna.M.Hoffman)，女，美國知名災難人類學家，曾任舊金山大學人類學教授，現為獨立學者和作家；

安東尼·奧立佛-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男,美國災難人類學研究學者，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聯合國災害應對諮詢專家，研究領域：災難人類學理論、拉美自然災害和社會文化影響；

彭文斌（1963-），男,四川雙流縣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類學中心資深訪問學者，研究方向：西南人類學、災難人類學和康藏研究。

本文原文「Anthropology and the Angry Earth:An Overview」(人類學與憤怒的地球概述)，見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編」The Angry Earth: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憤怒的地球:人類學視野中的災難)，本文由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專門授權以期刊形式翻譯和發表，為使本篇獨立成文，譯者對標題作了更改，也刪去了書的內容介紹部分。

災難有時以地震或核泄漏的方式突然襲擊，而在其他場合，它們會在長時段里彙集，如乾旱或中毒的緩慢進程。不管它們以何種方式到來——突然或微妙，災難都是一種全方位的事件。在暴發時，它們會波及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如環境、生物和社會文化層面。就其構成而言，災難發端於環境、社會和技術匯聚的網路，以及地方、人群和人類物質與非物質文化構建的交匯點，正是由於這三方面的聚合，才形成了災難。災難在展開的過程中，又勾連其因果埠的各個方面。

早在20世紀初，社會科學家們就開始探討災難。尚穆爾-普林斯(Samuel Prince)研究過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港口軍火爆炸(1920)對社會變化的影響。[1]不過，普林斯對社會結構研究的潛力直到半個世紀以後才被人們重視。由於災民的困境給社會帶來了措手不及的壓力，受災人口的管理也成了一個緊迫的問題。早期的災難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和技術事件的物理因素，試圖找到應對的方法。社會科學家對災難的研究則將其視為無法預測的、突降於人類社區的極端事件。他們認為災難一旦脫離了日常秩序，災後的恢復是儘早從看得見的損耗或可計算的壓力中重新回歸以前的狀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學者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災難的預警、影響以及後續階段的個體與機構行為的呈現，而極少從歷史角度和社會文化模式來進行思考。

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起，一種新的研究態勢開始出現，災難和導致它們的災害被重新檢視，災難被重新定義為基本的、通常也是環境的周期性元素，更重要的是，是人類自身在某種程度上構建起來的。[2]社會範疇的構建被加入到災難的網路之中。社會在危險的地帶建立空間，而且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常常將其人口的一部分置於比其他人更危險的境地，而社區成員對此並非不知情或無所作為，他們對其物質環境、生活和商業行為及相應的風險進行評估，形成了一套觀念和策略來確保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環境的理解。研究者們也開始把人類的技術看成是一把雙刃劍——在某些方面提高安全性的同時(如颶風預報或抗震工程)，也增加了人類應對災難的脆弱性。從人類生活的黎明到原子裂變的時代，人的技藝對環境和生境都造成了危害。社會科學的災難研究者們認為，災難不能單單通過人類生存的物質層面來理解和減緩，社會因素同樣攸關，如生計模式、資源利用、修房造屋、工具發明、社會結構的制約、權力的分配、地方認同等等，還有更多的社會文化成分都交織在災難的漩渦之中。

社會成因的引入，彰顯了災難也涉及到歷時性。災難不僅從突然暴發的危機中產生，也是長時段過程的結果。孕育或最後終結於人們視為可怕、有害和通常恐怖的緊急狀態，實際上是他們鼻子底下彰顯或悄悄匯聚而成的，牽涉的過程包括人們對物質基礎的適應、人類對環境的操控和經營、以及社會文化體系、信仰與民族精神的構建。

隨著研究者們對自然和技術災難構造理解的深入，人類學在理論和方法上與災難研究關係也變得日趨明顯。就實證層面而言，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將災難中交匯的三個層面——環境、生物和社會文化納入思考。因此人類學的調查框架與災難研究的分析標準完全匹配。[3]而且人類學研究中的發展和比較觀與災難研究的專門要求也吻合。人類學從起點開始研究人類的生存，結合考古學、長時段歷史記錄和人類生活逐漸展開的場景來進行探討。人類學以小見大,將一社會的狀況和其他社會相比較，它將個人、群體及其複雜的社會文化世界和整合置於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領域裡加以分析，正是這一交融構建起災難成因的普通場景。人類學領域更進一步從無數偶發事件的均衡比中獲得普遍性結論，它關注的是社會與文化的持續與變遷——這也是災難影響研究的重要問題。它高度重視人類適應性這一人類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災難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基本層面，即怎樣與其物質環境調諧及其生存性的關鍵問題。最後，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全方位涵蓋人口與地域，其大多數研究都在非西方語境中展開。迄今為止，雖然大多數的災難形成並在其他地方的人口中產生影響，多數的災難研究——大多源於社會學和地理學領域，仍集中於歐美的場景。

近年來，人類學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災難的研究領域。首先，人類學以其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田野工作對災難的研究作出了貢獻。民族志方法，包括敘述的引進極大地彰顯了災後恢復與微觀社會組織的變化與調適之間的關係。人類學與考古學結合，揭示出文化系統如何常常包含了與環境的長期協調或矛盾關係,人們——至少在原初的狀態下——建立起常規的程序來克服環境的挑戰和保障其延續。實際上，地方性的社區普遍都表現出對其環境的更為廣泛的理解，脫離整體觀的災難干預常常會破壞當地人的適應能力，減弱而不是推進災後的復甦。早期的研究幾乎全部集中於災難的應急反應和作為第一梯隊的機構干預，對於常年累月的恢復重建中的波動情況很少觸及。但是災難是長期的事件，在塵埃落定前，會有很多的周折。人類學的長時段視野和深入的田野工作對於理解災難造成的長期效應很有力度。人類學的觀察更進一步強化了對造成人的脆弱性的諸因素的理解，如年齡、性別、社會階層、語言、宗教、族群和其他的差異。人類學從基礎層面探索誰最可能是災難的犧牲品?何種慣習會導致安全觀念和措施的不平等?

災難人類學的取向

迄今為止，災難的人類學研究是由一小部分研究者來進行的。雖然在研究災難的方法上各式各樣，但或多或少對災難問題的看法都呈現出一定的一致性。災難被視為導致某一事件發生的進程，涉及一種源於自然或技術領域的潛在的破壞性因子與一社會形成的脆弱條件下的人口群的結合。該進程和隨後事件的發展對物質設施和某一社區的主要社會組織成分造成了破壞或損失，其程度達到該群體的基本功能中斷或喪失，然後是不同程度的個體或群體困境和社會的解體。

人類學探討災難的每一種取向對普遍意義上的災難研究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並且從一系列有關人類災難的廣泛場景中闡明方法和解析數據。儘管在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提出的「國際減災十年」的口號，在自然和技術災難頻率和程度不斷增加的氣氛中引領我們進入了21世紀。迄今為止尚未有一本人類學的災難研究文集編輯出來。持續時間長、破壞力大的災難在世界各地泛濫。現代知識和技術既未能清除人類所面臨的自然威脅，也未能防止它們自身運作中所產生的危險，技術性災難的威脅尤其在當代特別明顯。隨著災難的頻率和強度的增加，災難的經濟影響指數也在升高，在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大眾之中，也相應對災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環境學家們現在也意識到這一問題是他們關注的核心。對人類學家來說，災難的影響遠遠超出其傳統的工作地點，包括過去考察的主要地域——偏遠的鄉村，現在人類學的災難研究也納入了人口與其活動擴張的都市化工業中心。與人類學的主題(如適應、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這些在災難中彰顯的範疇一樣，災難給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社會組織和印證學科領域相關理論的難得的契機。

在災難的人類學研究領域，已經呈現出四個大的、具有不同專題的研究範式。這四個範式間相互關聯，它們也吸取並且對其他學科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考古/歷史範式

在過去幾年裡，考古學和文化史都發展出特殊的災難研究方式，這些領域的研究極大提高了對災難的時間深度的理解，對數千年來災難的周期及其周期性反饋的探索即是一例。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不僅增進了對導致災變的物質與社會進程的了解，而且也擴大了有關文化生存或損毀的災後調適和適應性因素的知識;它們揭示出多少世紀以來形成的政治、經濟脆弱性，其歷時的觀察具有重要的意義，延伸到了災難的人類學研究的各個方面。考古學證據聚焦於物質文化，如棲息地、藝術、地形使用、政治領域的範疇、喪葬遺址等。這些證據顯示出某一社會應對災難時所具有的韌性這樣的因素。考古學也揭示出一場災難後社會的哪些成分得以再現?一些怎麼會走向消失?為何消失?某一文化會形成哪些綜合策略來應對災難?甚或不經意間造成災難的重複?災難的歷史背景在編年史、檔案和年鑒中得以呈現，這些顯示性文件或許並不專註於災難，而是聚焦於政治和經濟、尤其是人口變動和糧食生產方面，即便如此，它們也揭示出構成災難事項的社會脆弱性構建，涉及有關政策、或歧視與行為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折射出微妙的社會復甦;有時甚至是以令人吃驚的方式反映出來。長期的田野工作更進一步加深了具有時間深度的視野和歷史背景的理解。對災前狀況的了解可以進一步釐清風險、辨識壓力與制約的特徵。

政治生態範式

人類學的災難研究第二種取向為政治生態範式，它源於近些年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形成了一種文化生態和政治經濟觀點相互交融的趨勢。該範式既具廣泛性又具多樣性，涵蓋人類與環境的諸多關鍵性問題，不僅與災難攸關，也在災難中得到顯示;它可以被視為歸屬於社會文化的領域，因為就其最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來講，所有的社會都被認為是以文化的方式觀察和接近其環境。不過，鑒於這一災難研究的分支探討的是影響和改變人類對環境利用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政策和勢力，強調的是其他社會文化研究關注不足的環境利用與濫用，它理應作為不同的取向區別對待。

政治生態觀點多將災難界定為與物質環境交叉的現行社會秩序的功能性反應，而非簡單的地球物理極端現象，如地震、颶風和洪水的結果。導致災難的災害——自然或技術性的，源於人對環境的行為和人類對環境干預的強度。人類社會與其環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分離的,處於相互構建與表述的持續過程中，人類群體為自己創造出物理的生境，其間又生產出能夠保障持續性和強化社會和意識形態架構的生態場景。在政治生態範式中研究的是一文化利用其物質基礎生產食物和其他維持生計的必需品。物資的分配，尤其是社會資源的不同分配形式也需研究，因為它們對部分人來說，可以增進保障和福利，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形成危害，使其處於不利地位。正如某一人群的內部分化和對其他人口的依賴所產生的影響那樣，一社會對物質領域的適應和人群對危害的韌性也在發揮作用。當面臨災害時，這些因素要麼推進，要麼削弱該社會的應對能力。作為適應和韌性的一方面，政治生態範式記敘了多種現象之間的關係，如農業的擴大化、人口增加、環境退化和脆弱性的增大等。如果說環境是一種測試，而建構的社會和物質世界是答案，持續性生存是目的的話，那麼從政治生態的觀點來看，災難就成為一種折射社會動態的鏡面。

在政治生態的框架里，適應性的觀念範圍近來有了一個大轉向——不僅包括人們在環境中的成敗，也包括受人們影響環境自身的活力。一個社會如何適應其環境的問題現在必須與一個環境在與社會交匯中怎樣表現的問題相聯繫，相互勾連的問題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源於環境受損和物理特徵與形式的誤判所引起的災難顯然打破了這種相關的平衡。

在這一和其他事項中，政治生態範式關注的範圍超越地方，延伸到世界的層面。在災難不斷增加的時代里所出現的問題是——不僅是某些群體，而是整個人類共同體的生存能力實際上都在減弱。溴氧層的稀薄和擴大的溫室效應的警示、一處的變動所引起他處的災異、全方位和全消耗性質的當代工業和工業社會、無限度擴張的全球運輸、交通和商務，加大了所有人的危險係數(有些完全帶有災難的可能)，將政治人類學檢視的問題提高到了全球的層面。

社會文化/行為範式

災難對人類社會領域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響。人類學的災難研究第三種範式涵蓋了除掉那些直接針對環境的所有的社會與文化問題，它針對的是大眾及其機構，以及社區共享的無形觀念。人們在應對突發事變時會作出評估、調整觀念和編織出解釋，災後也會恢復和重建。他們怎樣應對災難或災難預警，顯然是既藉助了文化系統，又對之進行了重構。災難的社會文化/行為研究的範圍也很複雜和廣泛,包括了諸多專題,有些專題所涉及的領域之廣,它們自身都幾近於獨自的研究方向，如受災行為與反饋、風險與災難的文化闡釋和災後社會與文化變遷等問題。

受災行為與反饋

人類學家自開始與災情中人們接觸起，首先研究的是個人和群體對災難事件和災後影響的行為和反應。災難是一種破壞強度大和波及面廣的現象，受其影響的人思維和行為也是多方面的，鄰近災難的社會科學家們不可能就忽視災難所引起的動蕩。因此，對行為和反饋的分析一直是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共享的重要研究命題。

首先，人們在經歷災害時，即便這場危機會如一場乾旱那樣緩緩到來，他們毫無疑問會感受到一場歷歷在目的劇烈創痛。危機需要且涵蓋了回應，它所涉及的行為既有生物的也有哲學的。受災的人會經歷一段漫長的復甦階段，儘管在災難與災難之間、人與人之間，恢復的過程各不相同，需歷經不同的階段，且每一階段都牽涉到複雜的行為，不過，不管災難在何處發生，緣何發生，所有的人所經歷的受災反應和復甦在某種程度上都有驚人的相似，這也引起了學者們高度的重視。災民們首先得解決居住與溫飽問題。他們趨於在短時間內達成團結與合作，不過後來這種關係又會走向解體;他們與周邊的社區、援助機構和行政機構交流，個人與社會也面臨無數的牽涉宇宙觀的困惑和具體問題，它們引起苦惱，也亟待解決。人們尋求意義和解釋，凸顯宗教和死亡的問題;他們推出教規和儀式，尋求表達悲悼的途徑。人們通常會喪失基本的地方感——失去的不僅僅的是住宅，還有聚會場所、正式的公共中心以及具有社區和認同感的環境特質，在此情形下，地方歸屬感、自我和社會定義的問題會被推向前台。災後的遷居和安置會對人口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兩項工作在倖存者之中、在倖存者和災難過程中的其他方，如鄰里、救援者和政府之間，會引起糾葛。人們的時間觀念、習俗和模式或許也會被中斷，不僅折射出他們先前的生活景象，也促使他們重建其生活的場境。道德、倫理、法律和合法性的問題出現，資源和財產獲取的渠道受到影響,經濟層面的波動隨之而產生。資源共享和不平等的問題形成，尤其是個人利益與社區福利的對立現象增加。實際上，災難常常被看作是物質性的事件，核心的關注點為物資、財產、地位和境遇。不過在金錢和物品之外，會有一種受災的場景——過去未曾有過的依附會出現。社會關係與忠誠度也發生了變化，新的團體和聯盟形成，其成員常常會抓住災難的機會奪取權力，瓦解或重組權力格局，形成霸權。災難通常成為了政治團結、維權行動和新的藍圖構建的場景。災難或許會迫使老的社會派別起來阻止新的進程，或在另一方面促進舊的體制走向改革。在行為反饋的分析中還包括了許多伴隨危機、創傷和受難的諸多社會心理問題。在形形色色的因素中，反饋、復甦與早期的脆弱性所涉及的範疇都不是單一的，受年齡、種族、族群、階級與性別因素的影響，它們或呈現出很大的差異。

風險與災難的文化闡釋

人們以不同的文化和個體方式來查勘危害、評估風險以及分析他者，確定誰會在實際上構成災難。在社會各階層中，大家的觀點有時一致，有時差異很大。在災民或隱性的災民和各種非災民的外來者中，對真相的看法或一致或迥然相異;同樣，災難觀念及其構建、風險的評估乃至災難的定義，以及這些觀念產生爭議的方式，在災難的文化研究中都佔據一定的地位。

所有的人都在災前或災後曾對其環境的特點和價值進行過評估，並與其所認為的無害和安全的標準相對照，其中也包括人們建構或界定其脆弱性的途徑，乃至對其進行否定的方式。人們採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控制危險入侵他們的風險感知領域，包括那些無法直接驗證的危險判斷和對客觀存在的威脅的否定。風險的感知是與引導一個群體的行為並影響其判斷力的價值觀與價值觀的優化過程相連，食品、金錢、社會地位和鍾愛的生活方式也許會超越對危險的考慮。人們在衡量其整個狀況時，實際上都在賭博。評估的差異也體現在自然與技術的風險之間，也體現在對一環境「已知」的、且受不可預知的天然力控制的危險與那些無形的、或源於那些理應值得信賴的人的所造成的危險之間。人類學對感知和評估研究的常見主題包括在地方和專家知識之間，或者發展商和環保主義者之間的風險評估對比，也包括了文化與價值觀在形成風險觀念時所起的作用。要研究風險觀念的問題在方法論上並不容易，因為它們涉及到文化對現實建構的理論性問題，而且它們還包括了社會、物質和宇宙觀場景中的意識形態。

作為對社會中風險、危險和脆弱性認知問題的輔助性研究，人類學的災難研究已經拓展到災難的定義與所有權，或者災難的「架構」(framing)問題的探討：誰有權宣布災難?依據是什麼?為誰?什麼目的?——這些都是引發社會討論的問題，也常常會引起歧見。因此，「架構」的問題和對其的競鬥也成為了人類學檢視的範圍。在當今時代，尤其攸關的問題不僅是一場災難的「架構」是怎樣產生的，而是誰來操控這一「架構」的建立，以及支配具有說服力的話語。相關研究也聚焦於誰來認定「需求」?何為真正的能動性?誰來宣布一場災難的結束?當一場災難不被視為災難時，對於受害者和環境來說，又會發生什麼?

災後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災難研究中有一個悠久的傳統是將危害和災難看作是社會結構和組織變化的載體。儘管自1920年普利斯(Prince)的災難社會學研究以後,這方面的關注相對較少,人類學研究目前已經恢復了這一傳統。實際上，這一題目吸引了人類學的社會文化及其政治生態研究兩方面的興趣。對該專題的討論集中於災難影響各階段中的個人和群體行為，以及在一定時間段內的偶發現象，關注點在於群體與新領導層的出現、個人、機構和不同社會階層的調適與互動、外來的機構和組織的到來與逗留期間的干預、以及上述現象的永久性和瞬時性。

民族志田野清楚表明了災難對宗教和儀式、經濟和政治、親屬制及社會關係的影響。災難影響技術，也影響對環境的態度和管理以及自然與文化生態的構建，它們挑起爭端。災難所帶來的，即便不是實際的變化，也會形成變化的潛力。災難向內部和外部的人暴露出亟需改變的狀況。當然變化的實現與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變化的引入與守舊的對立，在諸多受災的團體和派別之中引起了爭議。

社會文化的持續力度，也即人們慣習的持久性，構成了爭辯中對立的一方。災難不僅推動社會與文化重歸以前的模式，也刺激它們走向變革。人類學的焦點就是擴大對災前狀況的研究，探討它們在同一次災難中如何對不同群體的災後重建施加影響。一個社會的歷史背景對於復興與重建具有深刻的影響，常言道，「社區的過去在災難應對中延續」。與此同時，根據人類學的觀點，災難很明顯是推動變化的一個節點。

應用與實踐範式

人類學領域很久以來就有部分學者從事應用和實踐方面的研究，即將學科的知識在商務、企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諮詢工作中直接運用以達到具體的目標。鑒於災民面臨的諸多困難，需要一套迅速和可行的解決辦法，於是，災難研究領域吸引了有實際與應用抱負的人類學家。應用研究構成了人類學災難研究中的第四種範式。

如同與其他領域的災難研究，人類學的災難研究幾乎在各個層面都潛藏著應用的取向。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學災難研究的各個聚焦點實際上都揭示了被災難困擾的個人、群體和社會的問題。不過，人類學研究中日益增多的著述明顯具有應用的關懷與方法論的特點。災難的種類和範圍不同，研究也呈現出一定差異。不過，應用人類學家們的注意力和行動方向多為預測、防範和減災的問題——他們關注的是預警系統的建立、生活區域和工作地點的建設、以及救災措施的施行。為了減少脆弱性，減輕災害造成的死亡與損失，他們提倡與傳統的環境相適應的救援方式和地方性的技術知識;應用和實踐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儘管當地管理人員自身也存在一些毛病和偏見，但那些土生土長的人和機構通常比外來的組織更懂得如何安排和發放救援物資。人類學對災民和組織機構的分析顯示，在確定救助和重建過程時，各方的表現均有不同。田野調查表明社會中救援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以性別、年齡、社會等級和族群背景為標準的分配，對人們要麼有所幫助，要麼無助，並且還表明了在救助災民時對地方習俗的無知和不尊重會怎樣加劇倖存者所經歷的障礙與困境。另外，外來的救援機構對傳統互助組織的漠視，也會對社區造成損害。災後的安置計劃同樣也往往忽視親屬關係和其他重要的地方組織。有時救援機構會物質化(objectify)災民，讓受援者產生依賴的習性。較為常見的情況是，災後的救援在文化上完全不適宜且帶有侮辱性。人類學與社會學也對救援組織的機構情況進行研究，研究它們自身的作業流程、彼此之間的競爭、時間規劃和價值取向。

人類學災難研究的所有四種取向均孕育著一個大的人類學關懷——理論的發展與印證。人類學家或其他的社會科學家是不可能從頭到尾觀察到某一文化或社會怎樣在一群人中產生的，所有的人類社會和文化狀況在進入觀察者眼中時已經確立，並深深紮根於時間與慣習之中。不過，災難的發生會將研究者的視野前所未有地盡量拉近文化和社會的基本元素。災難讓人們回歸源頭——在動蕩、解體和重組中，它們暴露出行動的基本準則、行為的原生構架、體制的根基和組織的基本形態。它們消除多餘的點綴、拆解無根基或偶然的結盟;它們把新近的發展抹上的光澤拭去。正因如此，災難給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可以對社會與文化建構的推論進行分析，獲取支撐或者混淆這些推論的數據，而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提出新的假設。

災難研究的學術已經給人類學家們提供了反思我們學界所持的源於西方思維的模式，糾正那種認為社會與文化總是以固定或「慣常」的行為模式運作的觀念。災難研究已經表明，有些社會不斷調整以適應周期性的變化，在一些場景中，非常規也成了慣例。災難研究不僅打造出社會文化變遷的理論，而且在方法論上，也強調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資料的價值。

雖然人類學家極少用災難的情況來推動其學術領域，不過潛力也是很大的。對災難場景的評析會越來越導向人類學的敏銳觀察視角。

在某種程度上，儘管災難研究的幾種人類學範式之間存在著差異，但很明顯是，它們也彼此交叉、滲透。考古/歷史的觀點不僅發現物與食品的生產技術，而且通過對具工藝品特質的器皿的研究，可以發現支撐人們在危險地帶生活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及其構建與演進。政治生態的探討與風險和災難的文化闡釋重疊，共同關注誰控制文化發明和這種控制是怎樣實現的問題。社會文化觀對災難反饋、社會心理創傷、風險觀和變遷關注，使其具有應用和實踐的傾向，而應用的取向也與那些政治生態學的關注點相似。其他的研究方向也存在，並且匯入這些主要的研究態勢中，如自然資源社區的構建以及災難對它們的影響;發展與災難之間的聯繫;以及災難與健康的關係。所有這些都擴大了人類學災難研究的圖景。

本文刊於《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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