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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義的學術大本營:西海岸施派與克萊蒙特研究所





去年9月,一篇名為《大選中的93號航班》的文章引起了轟動,它開篇道,「2016年選舉是93號航班:管住駕駛艙,不然就要完蛋」。這篇被視作特朗普主義奠基性的文章,其背後蘊含的是特朗普的學術大本營——西海岸施特勞斯派與克萊蒙特研究所豐富的學者資源與學術理念。在本文中,讀者將跟隨編輯喬恩·巴斯金的視角,在克萊蒙特校園和研究所進行一番遊歷,拜訪西海岸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家組織的首領查爾斯 R. 凱斯勒,探討為何克萊蒙特人要將其信念放在特朗普身上。凱斯勒認為,特朗普越過了後冷戰時期的保守派和共和黨,重新拾起了過時已久的傳統,直接回到了一個更成功的政治版本的共和主義。同時,在克萊蒙特人看來,最令自由派和保守派精英不安的特朗普對專家和慣例的鄙視,恰恰是他帶來的希望所在。

特朗普主義的學術大本營:西海岸施派與克萊蒙特研究所


文/作者:喬恩·巴斯金(Jon Baskin)


我來到克萊蒙特校園尋找施特勞斯學派,但頭一個小時里,我看到的都是女權主義者。


恰近正午,我在一家由學生經營的名叫莫特來的咖啡店和學習空間里,根據其入口處上方的標誌,它致力於「多元的女權主義批判」。有一面牆壁被改為巨大的黑板,學生在上面潦草地寫著數學公式。其它幾面牆都裝飾了女權主義圖標的海報、促進「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口號,以及即將到來的「放克父權制」派對廣告。一張傳單宣稱「我們正在發起經濟戰爭!」,邊上是一副畫,畫中總統的臉正從寫著「拒絕特朗普(No Trump)」的圓形標誌後面向外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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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蒙特研究大學


然而莫特來的常客們是否知道,就在距此不到400碼的地方,特朗普政府的學術先鋒已經被提供了辦公室和職位?


下午我會去參加查爾斯 R. 凱斯勒(Charles R. Kesler)的「聯邦黨人文集」課程。凱斯勒是克萊爾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同時是(直到最近)鮮為人知的被稱作「西海岸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家組織的首領,以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命名。凱斯勒也是被《紐約時報》稱為「被譽為學術特朗普主義」的保守派雜誌《克萊蒙特書評》(The Clarement Review of Books,以下簡稱CRB)的編輯。2016年5月,凱斯勒在他眾多預言性專欄中的一個里寫道:「如同68年的理查德·尼克松,特朗普認為這次大選或許可以檢驗中央是否可以掌控、沉默的大多數能否被動員來代表這個國家本身。這不完全是自由或保守政策的對決,而是更為簡單、基礎的問題,即大眾是否希望美國再創輝煌。」


凱斯勒注意到在校園人文學科里對特朗普反對者的惡意,他預言,如果特朗普將要勝利,「接下來的四年可能會是個長期的示範」,就像1968年的選舉一樣。這個預言或許已經被證實,但當我從學校咖啡店走到地下室教室時,越過傳單,我看到了的微小的騷動的跡象。

「有誰想做國家安全顧問嗎?我聽說有個機會。」61歲的凱斯勒大步走入教室,他穿著一件皇家藍色西裝,戴著栗色眼鏡,臉上掛著淘氣的傻笑。他指的是前一晚特朗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下台的新聞。教室里發出笑聲——傳聞說凱斯勒在白宮內部有「耳朵」,他這話也許並不完全是玩笑。


凱斯勒在1983年來到克萊門特麥肯納學院,在2000年重啟《克萊蒙特書評》,目的是建立相對於《紐約書評》的保守派對立面。這部雜誌曾在1980年代中期存活過兩年,那會兒它在法學家肯·馬素吉(Ken Masugi)的領導下,有大約600個的讀者,看起來更像是份大學報紙。《克萊蒙特書評》在離學校不遠的克萊蒙特研究所出版,它與克萊蒙特大學聯盟里的七所機構沒有任何正式聯繫,但主要由凱斯勒以前的研究生們組成,幾位克萊門特麥肯納政府部門的教授也常有所貢獻。


擁有大約14000個讀者的《克萊蒙特書評》得到了來自喬治·威爾(George Will)、約翰·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和尤瓦·萊文(Yuval Levin)等保守派知識分子的長期好評,在布希政府執政期間,編輯們對伊拉克戰爭的保守立場的反對使之獲得了更廣泛的知名度。但直到最近,總編輯約翰·基恩可(John B. Kienker)說,它仍然只是個來自「地下的打擊」。


2016年9月7日,事情有了轉機,拉什·林寶(Rush Limbaugh)從商業休假中回來時說:「我這裡有一篇文章,它有十頁長,所以我無法給你們閱讀全文,即便我非常樂意那麼做。」這個文章叫「大選中的93號航班」(譯註:93號航班是為911事件中遭到劫持的四架航班之一,與另外三架不同的是,該航班的乘客和空乘採取行動最終奪回飛機,迫使劫機者朝地面墜毀,沒有成為恐怖分子的攻擊工具。「93號航班選舉」文章鏈接http://www.claremont.org/crb/basicpage/the-flight-93-election/),作者用「Publius Decius Mus」(譯註:古羅馬人物)做筆名。文章的開頭十分富有男子漢氣概——「2016年選舉是一次93號航班:管住駕駛艙,不然就要完蛋。」——這給作品為什麼會對名嘴們產生吸引力提供了線索,但沒有說明它讓人討厭的理由,正如Decius說的,這是一個不僅支持特朗普,而且給出了這麼做的理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


現在,這個作品被視作特朗普主義的奠基性文章,它討論了我們時代的腐朽——「失控的政府,政治正確的麥卡錫主義,」和「災難般糟糕的教育系統,」他列舉了一些原型——這說明了特朗普的出現和選他的必要性,當保守主義建制派還在他們的智庫中玩轉google搜索引擎時,共和國已經傾覆,因而 「美國優先」代表了讓國家回歸常識的明智呼籲。林博(Limbaugh)在廣播里讀了將近半篇的4300字的文章,然後他停了下來,只是為了提醒聽眾,這些東西他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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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數據一下子擊垮了克萊蒙特機構的網站,第一周在線登記的頁面訪問量是255,000次(在當時,雜誌的閱讀量大約是每個月40,000次)。但對於關注者而言,CRB早已經因為自己給出的關於特朗普飆升的多樣解釋而將自己和其他人區別開。2016年5月,當大多數保守派精英還在做著在全國代表大會搞一次政變的白日夢時,凱斯勒就對這位姍姍來遲的富有政治天賦的共和黨提名人進行了有條件的認可認可。約翰·瑪里尼(John Marini),內華達大學裡諾分校的政治科學教授,他在7月讚揚特朗普已經抓住了兩方政黨都不能提供的「人民和政府之間有意義的聯繫」。高級編輯威廉·沃格里(William Voegeli)解釋了為什麼他是「反對反特朗普派」。「93號航班」出版兩個禮拜之後,沃格里以一個更謹慎的態度回應了Decius關於特朗普的英雄主義論調。


接著,《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邁克爾·沃倫(Michael Warren)在2月揭露說,「93號航班」的匿名作者是47歲的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他曾是喬治W.布希的演講撰稿人,目前在特朗普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這個新聞只是強化了對於《克萊蒙特書評》是否能夠提供藉以一窺神秘新政府的機會的懷疑。但沃倫的文章也暗示另一個謎題:他報道說,安東受到了克萊蒙特研究大學施特勞斯派保守世界的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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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 R. 凱斯勒


在我拜訪的那天,凱斯勒的研討會重點關注《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們——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約翰·傑伊(John Jay),他們都用筆名Publius寫作——是如何通過雄辯控訴反聯邦黨人的觀點。在這個部分的討論中,Publius向讀者揭露那些反對新憲法者在私人圈子中的竊竊私語,暗示說,這些反聯邦黨人正在秘密籌劃解體聯邦。凱斯勒說,無法確定這樣的竊竊私語是否真的存在,但是,《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們開創了一個令人敬畏的國家傳統:通過指責對手暗中破壞共和國來令其名譽掃地。


後來,在凱斯勒的辦公室里,看著精美的克萊門特麥肯納方院,他表達了自己對「大選中的93號航班」的觀點。他發現這篇文章中有一個引導性隱喻——美國是一架飛往毀滅性火焰的飛機——有些聳人聽聞,但這一觀點「一如美國的傳統,試圖通過表達『共和國正岌岌可危』來召集選民投票。」


按照《新共和國》對克萊蒙特人的描述,隨和的凱斯勒看來不太可能是「那些想推翻美國的支持特朗普的知識分子」的化身。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形容他編輯的雜誌所考慮的立場,「93號航班」也只是一篇網路文章。凱斯勒拒絕了安東此前提交的支持特朗普的稿子,因為它在當時「過於使人振奮」(譯註:原文為too caffeinated,作者可能是將咖啡因作為比喻,描述使人興奮),他還拒絕了《國家評論》關於討論「拒絕特朗普」話題的邀請,「並不是因為我堅定地支持特朗普,而是因為即便我不認可他,我也無法寫一些不由衷的負面評論。」


但是,越了解CRB和凱斯勒——凱斯勒現在將自己形容為「特朗普擁簇,在雜誌的直屬工作人員中是特朗普支持者」,就會有越多的人覺得,安東和凱斯勒之間的差別更多是風格、而非實質。在郵件來往中,安東將凱斯勒描述為在克萊蒙特研究大學中對他影響力最大的教授。他們二人共享了理論的自我確定性,這源於他們共同的知識遺產繼承。


安東和凱斯勒都將自己定位為「西海岸施特勞斯派」,意味著他們坐在列奧·施特勞斯這棵樹上的同一根枝幹上。施特勞斯在1937年移居至美國,先任教於新學院大學教授社會研究,然後去了芝加哥大學(他曾在臨近職業生涯的結尾短暫地在克萊蒙特任教),施特勞斯聞名於他對西方傳統經典的細緻解讀。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尼採的早期崇拜者,他認為,現代哲學背離了西方道德中的古典哲學和聖經宗教這兩個啟發性來源,由此引發「危機」,他的研究最終是設法去處理現代性危機。即使施特勞斯深奧的寫作風格使局外人感到困惑——劍橋哲學家邁爾斯·博尼特(Myles Burnyeat)把他稱作「沒有秘密的獅身人面像」——他的觀點啟發了許多致力於此的學生,在他1973年過世後,一些學生在如何將其觀點應用於美國語境上產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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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奧·施特勞斯

《美國精神的封閉》(1987)的作者艾倫·布盧姆(Allen Bloom)是「東海岸」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他把施特勞斯解讀為,認可美國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洛克派政治哲學的「低矮但堅實的基礎」之上的。從這一視角出發,建國者們盡全力給出了縮減的現代性道德觀念:美利堅共和國提供了和平與安全,但這不可能是施特勞斯認為的先人,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認同的美德。


針對東海岸施特勞斯學派在新保守主義制定外交政策上的滲透,已經有很多研究了,但是兩個據傳最可信的信徒--《旗幟周刊》編輯比爾·克里斯托(Bill Kristol)和前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卻從來沒有把施特勞斯學派的觀點和他們對於在本土之外傳播民主的倡導關聯起來。集中在馬里蘭州聖約翰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的地方,東海岸人更慣常於與日常政治鬥爭保持學術距離,他們更傾向於像施特勞斯一樣將長期精力投入教育來影響社會。當他們在公開論述中引用施特勞斯的觀點時,例如一些人在反對特朗普成為候選人時所做的,通常是在為制度和規範辯護——他們認為應當將美國保持在溫和而穩定的基礎之上。但是另一個施特勞斯的學生哈里V.雅法(Harry V. Jaffa)不認同美國只是現代性的又一個妥協產物。2015年去世的雅法時常談到,施特勞斯決定引用獨立宣言中的話來開啟他的著作《自然權利與歷史》(1953)。雅法發展了他所提出的施特勞斯案例,美國作為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權,主要是結合了亞里士多德和聖經這些站在現代性對立面的古典原則。


作為一個急切的擅辯者,雅法對布魯姆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政府學教授托馬斯·博格(Thomas Pangle)的人身攻擊加劇了東西海岸學派的分裂(最著名的就是暗示布魯姆是同性戀)。但是這些抨擊並不只針對個人,它們也殘酷地指出,對於一個美國政治哲學家來說,追求真理需要愛國主義,有時是十分公開地捍衛建國文獻中提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為此,雅法在1964年暫時離開學術界,去擔任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的演講撰稿人。


凱斯勒在哈佛政府學教授、有影響力的東海岸施特勞斯派學者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的指導下完成了學位論文。1979年,他在《國家評論》中一篇關於雅法的文章中意識到了他的西海岸同行們。和許多CRB的成員一樣,談及最初遇到雅法的作品,凱斯勒說那就像宗教皈依一般。四年後,他加入了雅法在克萊蒙特麥肯納的教職。(西海岸施特勞斯派還在達拉斯大學和希爾斯代爾學院成立了學術陣地,由該校現任校長、前任克萊蒙特研究所主席、克萊蒙特大學研究生院校友拉里·阿恩(Larry P. Arnn)指導。)


即使「93號航班」一文似乎描繪了一幅美國正在經歷生存動蕩的悲觀圖景,它的框架和風格還是反映了雅法的觀點,認為政治哲學家有時需要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緊急作用。「西海岸和東海岸施特勞斯派一個核心區別在於,」安東告訴我,「西海岸的我們相信政治參與是迫切需要的。」作為雅法和凱斯勒的研究生學生,安東認識到要「意識到高於政治,並且能夠或者應該能夠啟發政治的更高視域,但也要重視施特勞斯的警告,不要蔑視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不只是安東的文章,CRB整體傳達了如下觀念,認為保守知識分子可以在東海岸施特勞斯派的政治緘默和對智庫的無效修補中開闢出一條道路。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克萊蒙特人在上個選舉期中表現出的直接參与的意願。但仍無法解釋的是,為何一個如此依賴於憲法原則的群體,可以把它的信念放在《做生意的藝術》的作者(譯註:指特朗普)身上。


克萊蒙特研究所位於一個不起眼的辦公園區的一樓,旁邊是個推拿室。研究所里,紙板箱和臨時隔間里不均勻地混著黑木鑲板,迎賓台上面是華麗的螺旋樓梯和懸掛著的雙層吊燈,顯得有些滑稽。牆上放著林肯、華盛頓的肖像,以及一些美國革命的場景,彷彿在為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美國建國所做的各種學術評論和解釋工作提供視覺上的伴奏,這些解釋工作中的許多都是來自雅法,它們均勻排列在研究所的書架上。


去凱斯勒課上的後一天,我遇見了主編約翰·凱恩克(John Kienker)和資深編輯威廉·沃格里(William Voegeli),對於雜誌因與特朗普政府的關聯而得到的負面評價,他們都表示心情很複雜。凱恩克告訴我說,我是和他近幾周來聊過的第四個記者,和這份雜誌有關的文章將很快刊登在《紐約時報》和《名利場》上。但他們倆都對於要和這位難以預估的新總統聯繫在一起,感到有些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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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都希望他輸給希拉里的情況下,」沃格里說,「也就是說他所做的和說的一切都會僅剩殘餘,那時一個失敗的共和黨,將會儘力拿起這些碎片,並決定可以把哪些部分編織進保守派的簡報中。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沃格里是我遇到的雜誌工作人員里,唯一一個不是來自於克萊蒙特研究生院的,他解釋了「克萊蒙特人」(他們有時被這樣稱呼)何以支持一個對憲法之細節(諸如分權)懷有敵意的候選人。沃格里說,原因在於凱斯勒對克萊蒙特項目的主要貢獻,即凱斯勒對美國進步主義的百年歷史的考察。


有趣的是,這與現代研究型大學的研究相互交織。凱斯勒在一些文章以及最近的著作《我即變革:奧巴馬和自由主義的未來》(I am the Change: Barack Obama 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Broadside, 2012 )中表示,美國進步主義真正開始於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威爾遜用做普林斯頓校長時積累的心態來治理國家。他帶入政府的進步人士大多來自於美國的第一代博士生,這並非偶然。結果便是「行政國家」的興起和掌權。對於克萊蒙特人來說,這一術語所扮演的角色,與「文化產業」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學中扮演的角色大抵相同。對於凱斯勒和大企業來說,「政府的第四分支」的成長,不僅要為一系列昂貴而無效的社會計劃負責,而且要為民主價值的逐漸侵蝕,將建國者們的哲學智慧替換成了大學訓練出來的「科學家們」那些膚淺的確定性負責(想想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或者再好點兒的,卡斯·桑斯坦)。


換句話說,對於自由派和保守派精英(包括一些東海岸施特勞斯派)來說,關於特朗普,令他們最不安的事情是他對專家和慣例的極度鄙視,而在克萊蒙特人看來,這恰恰是特朗普帶來的希望所在。「獨立宣言里不言而喻的真理與進步主義的世界觀中間,存在著根本性的衝突,」 沃格里說,「我們的觀點是,政府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獲得正當的權力,而進步主義傾向於認為政府僅從專家的專業知識中就可以取得正當權力。」他認為,特朗普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獲得權力,經常公開反對專家的專業知識。聯繫凱斯勒早先和我說的,對特朗普的「鬥爭的意願,以及他對改變民主黨和共和黨機構的開放態度」的讚美,又或者是安東在「93號航班」中寫到的:只有一張「大嘴」才能喊得過「兩黨政權」。


將特朗普的吸引力與他對行政精英的敵意聯繫起來,這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角度,來解讀他早期與政府官僚機構產生的強烈衝突。媒體評論家傾向於將其視為政府無能的證據,但是,在凱斯勒和沃格里看來,那些接受了現代研究性大學的自由世界教育灌輸的專業公務員和行政人員,不認同特朗普的議題,或者特朗普將他們中的許多人視作自己的敵人,這事沒什麼好驚訝的。當特朗普的高級顧問史蒂芬·班農(Stephen K. Bannon)上個月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上通報說,特朗普正在計劃「解構行政國家」時,這消息在克萊蒙特人聽來無異於一曲音樂。


在克萊蒙特的最後一天,我回到了校園,並想到了另一種解構。對於至少兩代人來說,左派教授被認為是沉迷於將事物撕裂:這幾乎是所有反對後現代的保守派論點的基礎。但這一習慣似乎正在蔓延。


在一個有關CPAC對網路暴民和前布賴特巴特(Breitbart)編輯米洛·安諾波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發言邀請,但之後又撤回這一事件的評論中,《紐約時報》的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說,「對自己所代表的和想要建立什麼樣的社會充滿信心」的保守主義,絕不會將米洛這樣的煽動者作為領導者。另一方面,保守主義主要通過一種反對情緒聯合起來,「保持一致或是恪守規範都不再是公認的美德——而用來攻擊自由主義的無禮行為也不再是惡行。」


杜塔特用一句名句結尾——「捍衛自由的極端主義不是惡行」——這是哈里·雅法在1964年給巴里·戈爾德沃特寫的。雅法對施特勞斯派同胞們的攻擊可能總是會被一些圈子裡的人記起,但他最好的作品是深刻的理想主義的,勸勉讀者感激偉大的憲法,並感激亞伯拉罕·林肯、馬丁路德金等美國政治家,他們能夠在不顛覆其權威的情況下解決不完善之處。然而,杜塔特的批評似乎可以用在一些雅法的追隨者對特朗普的支持上,特朗普是一個像米洛一般的被同歸於盡的前景所吸引的政治煽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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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蒙特人對特朗普的擁護是否是後現代權利興起的又一標誌?當評論家將新總統形容為對「後真相」時代的迎接時(譯註:post-truth,後真相,牛津2016年度辭彙,指感性訴求比客觀事實更能對公眾意見產生影響),他們一般是指特朗普對專家權威的否定,這也就是CRB作家們所認為的特朗普民粹主義魅力的核心。但是,當特朗普發推特說自己的電話被前總統監聽,或者針對普京的政治動機暗殺,聲稱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殺手」,他將自己形容為「後真相」,在這一意義上,克萊蒙特知識分子們難以顯得滿不在乎。事實上,他的這種相對主義推理並不能更好地顛覆這個與建國相聯繫的永恆道德真理信念: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可以把自己直接置於善惡之上。


克萊蒙特人,特別是沃格里,承認了這方面的問題,他辯論道,特朗普因意外而帶來的傷害,不會比進步人士希拉里·柯林頓出於故意所帶來的更多。但他們也認為特朗普能做的更多。他們主張,在最好的情況下,特朗普會重新建立起美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使他的黨派再創輝煌。在給CRB寫的冬季話題文章中,凱斯勒闡述道,特朗普的政策反映了內戰和大蕭條時期間的共和黨,他列舉了其中的一些:當時的共和黨傾向於制定高度保護的關稅壁壘、基礎設施投資、謹慎的移民政策,以及不干涉的外政政策。


凱斯勒對我說:「奇怪的是,特朗普越過了後冷戰時期的保守派和共和黨,而直接回到了一個更成功的政治版本的共和主義。 我並不是說他有意這樣做。是他自己對於形勢的解讀,使他重新拾起了過時已久的傳統。」


他又友善地補充道:「我們也有正當理由懷疑,他是否有能力勝任總統工作。」


翻譯文章:Jon Baskin,The Academic Home of Trumpism,THE CHRONICLE REVIEW,March 24, 2017 issue.


網路鏈接: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Academic-Home-of-Trumpism/239495


翻譯:王依琪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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