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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與武訓辦學比較

福澤諭吉與武訓辦學比較



福澤諭吉與武訓辦學比較

許錫良


這兩個出生於同一時代的人物,分別在自己的國家以興學而著名,而且都受到過中央政府的大力表彰。分別代表了兩個國家,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因為一個社會的精英人物常常代表這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分析比較這兩個人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日本與中國在變革時期的認識水平與社會走向。


先來看看武訓當年的辦學事迹。據有關資料介紹,武訓,清末行乞辦學的典型。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七,亦稱武豆沫,清廷為嘉獎其興辦封建教育之功,取「垂訓於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訓。


武訓7歲喪父,乞討為生,求學不得。14歲後,多次離家當傭工,屢屢受欺侮,甚至僱主因其文盲以假帳相欺,謊說3年工錢已支完。武訓爭辯,反被誣為「訛賴」,遭到毒打,氣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語,病倒3日。吃盡文盲苦頭,決心行乞興學,20歲時當了乞丐。30歲時,在館陶、堂邑、臨清3縣置地300餘畝。

光緒十四年(1888)與楊樹坊在堂邑柳林鎮創辦崇賢義塾,次年與了征和尚在館陶楊二庄創辦義塾,光緒二十二年(1896)又與會門首領施善政在臨清鎮創辦義塾。清廷封其為「義學正」,賜給黃馬褂和「樂善好施」匾額,准予建立牌坊。武訓的精神廣為後人敬仰效仿,死後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准「宣付國史館立傳」,建忠義專祠。主要建築有武訓祠和武訓墓。


(1859),21歲的武訓開始行乞集資。他手使銅勺,肩背褡袋,爛衣遮體,邊走邊唱,四處乞討,其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將討得的較好衣食賣掉換錢,而自己只吃粗劣、發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邊吃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在行乞的同時,他還揀收破爛、績麻纏線,邊績麻邊唱道:「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他還經常給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歌謠唱給主人聽。


當給人家推磨拉碾時,就學著牲口的叫聲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墊磨道。」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郵差,以獲謝禮;表演豎鼎、打車輪、學蠍子爬、給人做馬騎等,甚至吃蛇蠍、吞磚瓦,以取賞錢;將自己的髮辮剪掉,只在額角上留一小辮,以兌換金錢和招徠施捨。


同治七年(1868),武訓將分家所得的3畝地變賣,加上歷年行乞積蓄,共210餘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後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為貧寒。」

光緒十二年光緒十二年(1886),武訓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決定創建義學。光緒十四年(1888),花錢4000餘吊,在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上學。當年招生50餘名,分蒙班和經班,不收學費,經費從武訓置辦的學田中支出。


每逢開學時,武訓先拜教師,次拜學生。置宴招待教師,請當地紳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即去。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事的塾師,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塾師,跪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在武訓的感召下,義塾師生無不嚴守學規,努力上進。


光緒十六年(1890),武訓資助了證和尚230吊錢,又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庄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訓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用資3000吊於臨清御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取名「御史巷義塾」(今山東省示範化學校臨清「武訓實驗小學」)。


武訓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勸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他毫不理顧,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訓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其名聲由此大振。


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在朗朗讀書聲中含笑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塾,終年59歲。師生哭聲震天,市民聞訊淚下,自動送殯者達萬人,遵遺囑葬於柳林崇賢義塾旁。10年後,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訓的業績受到世人的欽敬,許多名家題詞,全國出現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多處,並曾一度將原堂邑縣改稱武訓縣。(武訓生平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從武訓的生平主要事迹來看,武訓是一個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貧窮家庭,而且自己是一個文盲,除了體力活,缺乏其他的謀生的本領。唯一的本領就是給人下跪討錢,是一個標準的職業乞丐。但是,不同的是,他用乞討來的錢,一生辦了六所義學。沒有結婚成家。沒有家人妻小,一生艱苦樸素,刻薄甚至虐待自己。半個多世紀之後的新典型雷鋒在這個方面與武訓類似。


武訓所興的學校全部是傳統的私塾,以讀《四書五經》為主,以應對科舉考試為目的。生前死後均受到當時朝廷的大力表彰。由當時皇帝光緒帝封其為「義學正」,賜給黃馬褂和「樂善好施」匾額,准予建立牌坊。死後朝廷為他建立個人紀念館,立傳記進國史館,並且大肆修墓壓碑建祠堂。


我們再來看看與武訓同時代的日本辦學先鋒福澤諭吉。與武訓相比,福澤諭吉的家庭背景要比武訓好得多。福澤諭吉出生於日本一個下級武士階層。雖然說是下級武士階層,但是,畢竟在日本屬於統治階級。相當於中國的小地主。地位雖然卑微,但是,不至於挨餓。其父親是一個漢學愛好者。福澤諭吉的名字就是因為他父親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恰巧在諭吉誕生那一天,得償夙願,購到了中國清代的上諭條例六十餘冊;晚上又逢麟兒出世,喜事重重,歡欣無比,於是給新生兒子取名「諭吉」。


不幸的是,福澤諭吉在18個月的時候父親就因病去世。從此飽嘗社會底層的生活艱辛。幼小時候的諭吉,飽受身份差別的屈辱,備嘗家計貧困的痛苦。但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天生豁達的個性。舉例說:諭吉要上街購買酒、油、醬油時,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頭臉,在夜間出去購買。他不但不蒙面,腰間還帶著兩把刀,提著酒壺,白晝也昂然上街去買,而不以為恥。他認為一個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錢買東西,沒有什麼不該,也沒有甚麼羞辱可說。因為當時日本處於封建等級森嚴的社會,武士階層無論多麼窮困潦倒,也不能夠做當時規定社會中下等人做的事情。比如上街買酒買油的事情,那是非常丟臉的事情。

福澤諭吉的父親是一個飽學之士,才學橫溢,但是,一生卻抑鬱寡歡,沒有發展的機會。因此,他認為「門閥制度是父親的仇敵」。福澤諭吉求學比較晚,差不多到十二三歲時才開始上學。然而他很快就從一個下級武士轉為蘭學愛好者。開始拋棄日本傳統的儒學,而改學西洋學問,一生勤奮好學。他一生精通荷蘭語、漢語、英語、日語四種語言,因此三次出國充當外國使節翻譯,每次出國,他都購置大量西洋書籍,並且一生譯著頗豐。


福澤諭吉一生僅辦過一間學校,就是慶應義塾大學,也就是現在日本最著名的兩間私立大學之一的慶應大學。


福澤諭吉辦學與武訓行乞所興義學不同。福澤辦學的經費來源主要是靠他幫人翻譯著作、撰寫稿件與出版書籍的版稅。而且,所辦之學都是要收學費的。


1867年12月25日福澤諭吉買下了新錢座有馬家的400坪的土地,約相當於1300平米的土地。然後建了一個約能夠容納100個學生的私塾。他趁著戰亂,利用比較便宜的人工,整個工程才花了400兩銀子,加上買地355兩,總共花了755兩銀子,就辦起了一間完全屬於自己的學校。因為1868年為幕府慶應四年,因此學校名叫慶應義塾。後來改為慶應義塾大學。即慶應大學。


當時日本的私塾一般都不收學費。塾生入讀時給老師送上禮物,叫束修,然後逢年過節再依照各家的經濟情況奉上金錢或禮品。而且這些金錢或者禮品都必須包裝妥當,以免露出銅臭味,嚴重有損於師道尊嚴。但是,福澤諭吉完全打破了這種陳規陋習。他明確規定每個學生入學時必須交納學費日元三圓(當時日本首相的工資是每月800日元),然後每個月再交五角,逢年過節再交二元五角。


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約十幾日元。一般學生都會將這些鈔票包裝得非常漂亮,才交到福澤諭吉手中,然而每次福澤諭吉都會批評這些學生,要他們直接把鈔票交上來,不要包裝,以免妨礙他數鈔票的速度。在日本,學校老師直接向學生要現金結算,福澤諭吉是開先風的人物。福澤諭吉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教師也是社會三百六十行之一,首先是用於謀生的職業,付出了勞動收取金錢報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沒有任何難為情的。


福澤諭吉開設的私塾不教傳統的儒家課程。他明確撰文表示:漢學已經過時。因此,他的學校開設的課程是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課程。他的學校師資來源主要是從自己學校畢業生中挑選優秀人才充當教師。福澤諭吉擇優錄取,選拔了一批又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任教。福澤諭吉給學生開設的課程是經濟學,這門課當時是學校里最高年級的課程,任何學生都可以來旁聽,而無需另交學費。這是日本第一間完全的新式學校。學校所收學生不分男女。女孩子交了學費也可以來上學。這比中國男女同校早了整整半個世紀。


福澤諭吉丟棄了傳統的武士身份,在新時代里做完全自由、獨立的個人,不支配人,也不被人支配。開辦學校之後,他還在學校里替人翻譯書籍,明碼實價:軍事書籍、物理書籍、地理書籍及報紙雜誌,每一張紙(約200字)收費用一日圓。政治書、經濟書、法律書,以及所有的議論文,每一張稿紙收一圓三角錢。完全靠翻譯與收學生的學費為生。不接受政府的資助,既拒絕幕府委任的工作,也拒絕明治新政府的任命。


日本當時另一重要教育家大隈重信(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創辦者)請求天皇封福澤諭吉為男爵的貴族身份,被福澤一口拒絕。隨後日本明治政府封他為「大博士」,他也拒絕接受。他視這些虛名為敝屣。1901年2月3日福澤諭吉因腦溢血去世。享年66歲。送葬那天有一萬五千人自覺為福澤送葬,而送葬人員中,女性居多,因為福澤諭吉是日本婦女解放的第一人。死後法師贈的法號為「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


把中國的武訓與日本的福澤諭吉作一比較不難看到,中國社會精英的模式與日本社會精英模式的巨大差異。武訓是中國封建專制朝廷的奴才走狗,是一個缺乏人格精神,沒有人之為人的尊嚴,也沒有謀生本領的底層人物。靠自輕自賤,動輒向人下跪求得生存。而福澤諭吉卻一生追求自由,追求自食其力,追求獨立思考,追求個性解放,人人平等,婦女解放。是站在那個時代的世界文明頂峰俯視這個時代,站在時代潮流上引領日本社會的巨人。他完全是一個新型的思想家與教育家。


如果說武訓代表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形象、能力與精神氣質,那麼福澤諭吉就代表了日本人的形象、能力與精神氣質。二者無論思想智慧,還是人格精神,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魯迅後來猛烈批評中國傳統文化,反省國民精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產生的。


從魯迅的身上其實多少可以看出福澤諭吉思想精神啟蒙之後的日本身影。而魯迅筆下的阿Q則多少有點武訓的影子。即使一百多年之後的中國也沒有能夠擺脫武訓那沉重的身影,與一百多年前的福澤諭吉相比,中國至今還沒有出這樣的人物。


2012年5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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