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救時宰相於謙藤枝投稿

文/荊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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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西湖猶如人間仙境，柔美壯麗，然而這裡也因兩位歷史忠賢而多出了幾分陽剛壯魄之色，正如清代文人袁枚寫道：「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詩中所說的「岳於雙少保」正是大家熟知的岳飛和于謙。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岳飛致力於「收復失地，迎還二帝」的主張，率領岳家軍多次大敗金軍，節節勝利之際卻被宋高宗一日內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回臨安。岳飛悲憤交加，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之後被秦檜以「莫須有」罪名絞死於風波亭上。于謙的遭遇與他如出一轍，即使保全了社稷，也難逃至高無上的皇權，以「謀逆」罪冤死獄中，一生功績也沉於黃土，然忠心可鑒，終在歷史長河裡熠熠生輝。

于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自幼聰敏，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相傳於謙12歲時，一天走到一座石灰窯前，看見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經過熊熊烈火焚燒之後，變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觸，略加思索後便吟出了「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樣膾炙人口的詩句，這不僅是石灰形象的寫照，更是他畢生的追求。他於永樂十九年（1421）考取進士，宣德元年（1426），于謙因隨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有功，升任兵部侍郎，任職內巡撫河南、山西，賑濟災荒，變革害民弊政，遠近稱頌。

宣德十年（1435），宣宗病死，9歲的英宗即位，年號正統，太監王振專權，專橫跋扈，開了明朝宦官專權之端，仁宣之治的清明碩果被擅權的王振踐踏，明政府腐敗無能，朝政分崩離析，且北方邊患日趨緊張，不久發生了土木堡之變，明代中衰開始。

在王振這幫奸黨的擾亂下，明帝國北面的邊防嚴重削弱，軍屯制度開始遭到嚴重破壞，蒙古瓦剌部迅速崛起，屢次侵擾明朝的遼東、薊州，宣府，大同等邊鎮，加之王振為了滿足私慾，不惜勾結蒙古貴族進行大量走私，瓦剌部覬覦京師日久。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借口明朝皇帝失信，不許與之聯姻，統率各部向明朝內地大舉進犯，貪鄙的王振好大喜功，盲目輕敵，為建不朽之奇功，慫恿英宗親征，儘管于謙與文武百官力諫，英宗仍一意孤行，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他和王振率50萬軍隊匆匆從北京出發。沒想到未到大同而軍中乏糧，士兵餓死甚多，且連夜風雨，軍心動搖，也先佯裝後撤，誘明軍深入，英宗聽聞前方軍隊全軍覆沒後，異常恐慌，狼狽班師，也先在其後緊緊追擊，追至土木堡，將明軍重重包圍，奈何土木堡地勢高，挖井二丈多深還取不到水，人馬饑渴困頓，堅守兩天想移營取水之時，瓦剌騎兵四處衝殺過來，明軍潰敗，一發不可收拾，英宗被俘，明朝唯一的戰略機動部隊——50萬大軍也全軍覆沒。

八月十七日，英宗被俘，土木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滿朝震驚，當時京城只有弱兵數萬，形勢危急，人心騷動不安，大臣徐珵等主張遷都南逃，主持兵部侍務的于謙厲聲喝道：「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前朝南渡之事乎？」，並獻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此時，不僅保衛京城迫在眉睫，更棘手的問題擺在文武百官面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國君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是權力的象徵，。代表一個王朝最根本的利益，英宗被擄，註定成為也先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於是于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擁立朱祁鈺即位，這就是明景帝，于謙又部署兵力，調兵遣將，嚴把京師九門，日夜趕造武器，操練軍隊提高戰鬥力，逐步形成一個依城為營，以戰為守，分調援軍，內外夾擊的作戰部署，準備與瓦剌軍決戰於北京城下。

也先俘獲英宗時，原以為奇貨可居，可以利用其來要挾明朝賠款割地，沒料到明朝又立了一個皇帝，他手中這張牌就失去了作用。十月，也先攻破紫荊關，兵鋒直指北京城，主將石亨議斂兵堅壁拒之，于謙不準，「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於是率兵列陣於九門之外，盡閉城門，以示明軍誓與京城共存亡之決心。十月十一日，于謙派兵迎擊瓦剌軍於彰義門，大敗也先先鋒，奪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時于謙又派兵夜襲，疲憊敵軍。十月十三日，瓦剌軍攻德勝門，于謙令石亨帶兵埋伏在民間空屋裡，誘敵深入，圍而殲之，也先軍進入埋伏圈後，明軍火器齊發，弓弩如雨，土城百姓也堅決抗擊，以磚石為武器，鋪天蓋地般投擊敵人，喊殺聲震天動地，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等中炮身死，瓦剌軍慘敗。

也先進攻北京各門屢遭失敗，聲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主和派便想與之議和，迎回英宗與瓦剌妥協，但于謙力排眾議，認為社稷之重大於君，並以景帝為權力中心，堅決抗戰，粉碎了也先的陰謀。也先又幾次侵擾也都受到嚴厲打擊，無計可施後，恐明軍援軍到達，後路被切斷，於十五日向紫荊關撤退，于謙乘勝追擊，瓦剌軍一路敗北，不久退往關外，並於十月二十日遣使進貢，來北京議和，至此，明軍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也先退軍後，明朝邊疆和京師防守力量增強，也先見脅迫英宗的陰謀未得逞，也為了恢復與明朝的通貢和互市，在景泰元年八月不得不將英宗送回北京，景泰帝擔心他爭奪皇位，將他幽居南宮，開始了實際上的軟禁。

事實證明，保衛北京的決策是正確的，如果接受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不僅加強了京師部隊的戰鬥力，還促進了邊防建設，收復了許多要塞和重鎮，使明王朝的統治進一步加強。

于謙成了大明第一功臣，然而英宗迴鑾也為于謙埋下了殺身之禍的隱患，景泰八年（1457），石亨等卑劣政客趁明景帝病重，未立太子之機，發動「奪門之變」，迎接英宗復辟，驅逐景帝重臣，于謙首當其衝，「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況且英宗對於謙「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一直耿耿於懷，于謙被逮捕下獄，慘遭殺害，釀成「天下奇冤」。當時，「京郊婦孺，無不灑泣」，于謙被害，家屬也被發配邊地充軍。抄家之時，家無餘資，可憐一代忠心報國之功臣，曾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卻難免淪為宮廷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皇權至上，君為臣綱，封建君主對臣子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沒有臣子選擇帝王的自由，這是封建體制的悲哀，也是于謙悲劇的歷史必然。

于謙以社稷為重，也就將自己的命運與景泰帝聯繫在一起了，他挽救了一個時代，保住了明王朝的根基，延續了明王朝的統治，雖殞身於政治漩渦，但他重成仁，輕殺身，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他的節操和功績流傳千古，其正氣遨遊於天地之間，與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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