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與革命：留日熱衷「主義」與「革命」，留美關心文教和改良

近代中國學生留洋，主流目的地一是日本，二是美國。去日本留學很容易，門檻極低，學生中好學者少，去了之後不讀書而鬧「革命」者多；去美國留學則大不易，門檻很高，精挑細選，選中的可謂是當時中國青年中的佼佼者，而後來的學業有成者乃至成為大家者不少，唯獨甚少「革命」者，多為建設人才。此種差異，亦構成日美兩國在近代中國的不同影響力，迄今猶在。

大清國的第一次留美資格考試，於1909年9月在燈市口左近的史家胡同舉行，共有來自全國的640名考生。考試相當複雜和嚴格，共有15門功課。第一輪考試安排在9月4日、5日，只考中、英兩種語文。語文過關者，才能進入下一輪考試。第二輪從9月9日考試，第一天考代數、平面幾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體幾何、物理、美術、英國歷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學、羅馬史、希臘史。監考者除了大清國外務部與學部的官員之外，還有美國使館的官員。最後的錄取率並不高：47人，僅為7%，其中包括後來著名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參考者與監考者們或許沒能完全意識到，他們正在參與的是一場將註定被中美關係史銘記的特別事件。這場特殊的考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中國、美國乃至世界。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華北、東北地區，都爆發了義和團動亂。隨後八國聯軍入侵，大清中央政府流亡西安。經過複雜的台前幕後折衝和激烈的討價還價，中國與11國共同簽訂了《辛丑條約》，按照當時全國人口平均每人1兩白銀計，向列強賠款白銀4億5000萬兩，史稱「庚子賠款」。

美國的表現在列強中相當特立獨行，它自始至終都拒絕將大清政府作為作戰對象，將自己定位為類似協助中國政府剿匪的角色。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美國堅決反對列強向中國索要高額賠款，認為那將把中國逼向災難，影響列強的「可持續性」掠奪（或曰發展）。美國甚至要求將賠款數額提交海牙國際法庭仲裁，但因遭到其他列強堅決反對而作罷。

賠款數額確定之後，正逢國際市場上黃金上漲，白銀下跌，列強認為中國以白銀支付賠款的方式將給他們造成巨大損失，要求改用黃金支付，但這樣一來，中國所承受的財政壓力更為巨大。這就是困擾晚清財政史的所謂「鎊虧」問題。

此時，美國開始研究如何通過主動減少自己的賠款額，帶動列強共同削減賠款，以幫助中國「減負」。擔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問題顧問的柔克義，奉命在1904年底向國會提交一份備忘錄，建議美國可主動減少一半庚子賠款。

1905年1月，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與美方商討庚款支付方式，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表示：既然中國已經同意了向其他列強支付黃金，美國當然必須享受同等待遇；但為了幫助中國，美國將考慮退還部分賠款。梁誠向國內提交的報告中，認為這筆擬議中的數千萬美元退款，「合則見多，分則見少」，不應攤發給各省，給貪官污吏們造成上下其手的機會，「與其徒資中飽，起交涉之責言，何如移應要需，定樹人之至計」。這「樹人之至計」，就是在國內「廣設學堂」，向國外「遣派遊學」，這樣，美國「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中國則「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利益損益己適相反」。

梁誠

梁誠對退款用途的看法，與美方几乎完全一致，但並沒有得到北京大員們的支持。當時正值大清國的「改開搞」進入攻堅階段，資金缺口很大，新政改革的成本多靠攤派解決，因此形成了越改革越腐敗的惡性循環，甚至引發基層群眾對如此「改革」的暴力反抗。美國人在這個時候主動退款，不僅夠哥們，而且簡直是久旱降甘霖。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建議，應該將退款優先用於興辦路礦、發展經濟，再用所獲餘利去辦學，那就是標本兼顧的兩全之策。袁的觀點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見，但當時中美之間正因粵漢鐵路的贖回問題而關係微妙，中方不便對退款問題多加議論。隨後，又因為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在中國引發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美國政府擔心此時退款會被中國的憤青們解讀為美國向中國屈服。如此遷延，直到1907年，中美關係逐漸恢復了正常，兩國官方才能就庚款退款及其用途展開正式談判。

此時，東三省成為大清國的戰略焦點，為抵禦日本和俄國在該地區越來越猖獗的掠奪，中國一方面將東三省作為改革特區，實行政策傾斜，加快「移民實邊」，另一方面積極尋求美國的支持，將美國作為開發東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當日、俄、英、法在遠東結成一個鬆散的同盟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提議，中、德、美三國結盟與其對抗，得到中國的積極響應。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萬美元作為資本金，設立「東三省銀行」，以東三省的財政收入和美國庚款退款為抵押，在美國發行債券，東三省銀行的利潤則可用於派遣公費留學生前往美國。但此舉遭到美國政府的堅決反對。

將退款完全用於辦學，這幾乎是美國各界的共識，其中既有洋溢著美國精神的理想主義追求，也有著眼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風潮中，中國青年高漲的反美情緒，引起了美國上下的警覺。外交官（如美國駐日代辦亨廷頓·威爾遜）與學者們（如康奈爾大學教授精琪）都向總統發出警告，美國所接收的中國留學生太少，甚至遠不如歐洲小國比利時，美國將因此在精神領域內失去對整整一代中國人的影響力。

伊利諾依大學校長詹姆士提醒羅斯福總統：「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而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三十五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這位大學校長堅信，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角度來說，也是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在各界推動下，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議案，並授權總統全權安排。在美國政府的強勢導引下，中國也同意了將退款完全用於辦學，兩國商定：從開始退款之年起，中國政府於頭4年每年遣送100名學生赴美留學，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選派50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直至該項退款用畢為止。當年10月31日，兩國又共同擬定了《派遣美國留學生章程草案》，對留美學生的資格、選拔、專業及其管理等問題達成基本協議。

此時，東北問題更為尖銳，大清政府派出唐紹儀出訪美國，希望能為東北開發爭取更多的美國資金，而最簡便的莫過於將退款直接用於東北建設。但美國在此時選擇了放棄中德美三國聯盟的構想，轉而與日本妥協，美日兩國訂立了《羅脫-高平協議》，美國以承認日本在東北亞的特權，來換取日本對維護該地區工商業機會均等的承諾。唐紹儀的使命徹底失敗。

美國對退款的使用實行了嚴格的監督，並且毫不掩飾地表達其對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潔程度的極端不信賴。美國國務院制定了嚴格的退款計劃，要求中國仍須按原額按期向美國繳納賠款，美國收到後再將退款轉交中國，設立專款賬號，專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留美。

在美國政府的推動、有時甚至乾脆是棒喝下，對提升GDP比對辦學更為熱衷的大清政府，終於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辦學迅速制度化，為了保證留學生質量而設立的預備學校，後來也成為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的選拔，也居然在貪腐成風的大清國及後來的民國中，成為「一小撮」廉潔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從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與留美生，也在中國歷史舞台上不斷成為主角。弔詭的是，當大多數留日生連日文都說不流利時，留美生多數能夠學貫中西，甚至湧現了不少泰斗級的人物；當大多數留日生熱衷「主義」與「革命」，為了「主義真」而「砍頭不要緊」（無論砍別人的頭還是砍自己的頭）時，留美生則更為關注「問題」，關心文教，支持改良，「革命意願」低下，「革命意志」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