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會怎麼判「殺辱母者」案

近日，一則「山東男子目睹母親因欠債遭11人凌辱，刺死一人被判無期」的新聞，使得「正當防衛」議題再次成為上周末國內輿論的焦點，網路上的相關議論文章可謂連篇累牘，蔚為壯觀。值此各路大能大顯神通之際，筆者這裡偏不說「正當防衛」，而是嘗試探討事件的另一面：有關血親復仇，以及其來自遙遠古代的「歷史意見」--「為母報仇」到底該不該寬免？

山東的這起案件之所以如此熱，除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有關「正當防衛」認定的現實困境，顯然還涉及到中國人的另一種樸素情感：孝道。毋需諱言，雖然傳統儒家思想歷經幾千年的起落和近現代的式微，但無疑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國人的道德認知，。「辱母之仇不共戴天」，「母親不救枉為人」，這些充斥中文網路的慷慨陳詞，東亞文化圈以外的人多半是說不出口的，而有關「孝道」與「律法」的激烈碰撞，遠非一時一日了。

兩漢泛濫，屈法伸情

因「血親復仇」問題而造成社會較大輿論震蕩，始於漢代。此前的先秦，國家制度發育尚未完備，包括「報仇」在內的私力救濟是一種普遍採用，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認可的爭端處理方式。《周禮·地官》里甚至有為報仇專門設置的官員「調人」，其作用主要是對「民間復仇」加以規範，使這項民間事業得以健康有序的開展：讓有仇債者可以避居他鄉，審查報仇是否合乎於義，報仇不得超過必要的限度等。

到了大一統的秦代，由於統治者信奉法家學說，規定民眾必須「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私人鬥毆自由被剝奪，違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先秦民間復仇之風因此大剎。至於儒家提倡的孝道思想，更是官方重點打擊對象，秦地父子反目、夫妻互相告密揭發的記載數不勝數，連血親復仇的社會基礎都幾近不復存在。不過，由於秦朝統治全國的時間只有短短十幾年，原東方六國地區民眾並未得到徹底的思想改造，給了其後接手政權的漢朝統治者很大的麻煩。

漢代以降，問題逐漸變得複雜起來。漢承秦制，繼承了一部分秦代的法治思想，但早期官方意識形態尊奉黃老之學，體現在制度層面，就是吸取秦代法律繁苛的教訓，制定比較簡省粗糙的律令體系，給民間按習俗解決糾紛留下了一定的空間。

武帝以後，朝廷獨尊儒學，東漢尤甚。從漢明帝開始，儒家思想開始深入人們社會活動和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朝廷「以至孝理天下」。既然如此，那麼問題來了，《大戴禮記·曾子制言》有云：「父母之仇，不與同生」，如果報父母之仇天經地義，佔據了道德制高點，那國家律法將如何自處？

電視劇《漢武大帝》劇照，漢武帝後儒家思想開始深入社會

唯有調和。漢章帝建初五年，《輕侮法》炮製出台，根據此法，為遵從孝道而從事血親復仇活動，觸犯刑律者，降罪一等處理。如此一來，似乎法律與儒家道德規範達成了某種一致，既提倡了「孝道」，又體現了朝廷的「寬厚」，豈不妙哉？

可惜廣大刁民並不能體察皇帝一片良苦用心。法令頒行之後，血親復仇隨之猖獗，出現睚眥之怨必報的現象。很多情況下，父母只是受辱，並無性命之虞，兒孫輩們卻覺得尊嚴受到了天大的冒犯，動輒殺人以標榜孝道。由此造成的命案自然激增，兇悍刁民肆意妄為，甚至出現了為報仇在皇宮門口刺殺官員的事件，這就必須要管一管了。

唐宋謹嚴，憫情從法

兩漢「血親復仇」的紛亂教訓，給歷朝統治者以不小的困惑。只要繼續崇奉儒家思想，高舉「以孝義治天下」的大旗，民眾為孝復仇就具備了正當性，官府在處理「血親復仇」案件時就必然要損害法律的權威，「屈法而伸情。若頒布類似《輕侮法》這樣的法律，又有鼓勵暴力之嫌，民眾慣於睚眥必報，輕率訴諸私力救濟，也非治理之道，怎麼辦？朝廷自有耍滑頭的伎倆。

唐代武則天時期，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徐元慶案。徐的父親因為觸犯刑律，被下邽縣尉趙師韞處死。徐隱姓埋名，隱匿為驛站僕役，最終手刃仇人，並向官府自首。對於徐案如何處置，朝廷有過一番討論：殺人償命，況且殺的是朝廷官員，此人不誅，朝廷無威，國將不國；但徐為父報仇，屬於大孝，輕易動刀，孔夫子那邊不好交代。最後諫官陳子昂提出一個折衷意見：人還是要殺，以正國法，但不妨在此人墳墓前做出表彰，嘉獎他的孝義壯烈。此提案甚有創意，朝廷上下一致讚許，並成為」編之於令，永為國典「的經典判例。

乾陵，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墓

不過，徐案的處理看似左右圓通，法禮兼顧，實有自相矛盾之處。此案發生之後一百年，柳宗元寫了一篇名為《駁復仇議》的奏議，一針見血得指出：如果當時徐元慶的父親屬於被無罪錯殺，冤屈不得伸張，那麼徐元慶根據孝道的報仇行為是值得肯定的，合乎公平正義，但既然如此，執法官吏就應該向他謝罪，為何要把他處死？倘若徐的父親確實是有罪被殺，那麼徐的報仇就不合乎於義，根據《周禮》，不合於義的報仇是不值得推崇的，為何又要表彰他呢？

柳宗元的追問，一直到宋代紹興年間，終於有了回應。

宋高宗紹興年間，紹興籍狀元王佐母親的墳墓被人盜掘，屍骸曝露在外，這在當時，是對先人的嚴重侮辱。案子遲遲得不到偵破，恰好王佐的弟弟王公袞具有刑偵天賦，在盡孝雪恥意念的催逼下，竟被他破案成功，協助官府抓獲了犯罪嫌疑人嵇泗德。按照《宋刑統》，侮辱屍體，罪當絞刑，但奇怪的是，紹興府法庭卻輕判了嵇某。王公袞得知後，「不勝悲憤」，又使出私家偵探般的技能，混入監獄，手刃了仇人。

電視劇《大宋提刑官》漫畫版劇照

此案使得宋代的司法官員們面臨唐代徐元慶案相似的困境，但最後的結局卻出奇得圓滿。在議法（討論疑難案件的裁決）時，中書舍人張孝祥認為：血親復仇是自然正義的表現，但既然國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即應由法律來統一實施正義；按照刑律，侮辱死者理當判處死刑，但紹興府卻予以輕判，法律沒有替王公袞的母親討回公道，王公袞藉助私力救濟殺盜墓者就具備合理性，合乎公平正義，王公袞無罪。張孝詳的意見，獲得了同僚的一致認同。

在當代法律視角下，王公袞的行為是否真得無罪，值得商榷，但宋代司法實踐者的可貴之處在於：始終堅持在法律框架內，去實踐儒家價值觀和公平正義，但又不失同情變通，正如《鹽鐵論·刑德》中所言：「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孫傳芳像

發生在民國時期的施劍翹刺孫傳芳案及其判決，則可以看成南宋王公袞案的近現代翻版：施劍翹殺害孫傳芳屬於犯罪，應當受到懲處，但其父未經審判被孫非法殺害，缺乏程序正義，構成對施劍翹行為的同情條件。民國政府最終特赦了施。殺辱母者案放在過去，大概也會按照這一思路加以處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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