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的實質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誰？

漢朝的建立也是自秦朝之後又一個盛世朝代，當然除漢武帝的強大之後還有就是關於漢文帝的歷史功績，其留給後世更多是看到無為而治的實質，當然漢文景之治就是其最大的呈現。

文景之治,這是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統一六國進入帝制時代後出現的第一個盛世。歷來評說這個盛世的成因,無一例外都會提到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無為而治。

按照傳統史書的描述,無為而治的理論根源可追溯到堯舜時代,古代知識分子一代又一代接力賽般地緬懷那個「垂拱而天下大治」的烏托邦時代,但真正第一次明確被冠名以「無為」是在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呂后本紀》末尾這樣說道:「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真正的「無為而治」,是自呂后時代開始的。

在司馬遷的描述里,漢初的「無為而治」政策,很顯然是由兩個不同側面構成的。其一是皇室與臣僚之間的「無為」,也就是君臣關係上的無為。這種無為,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說白了,就是按照高祖白馬之盟中所確立的權力分割原則,朝廷的施政權基本上歸之于軍功集團,皇家對此不過多干涉。另一個「無為」的側面是朝廷與民眾之間的「無為」—朝廷盡量不動用國家權力(刑罰)去威懾民眾,放任大亂後的民眾努力從事生產。

普遍地,後世乃至今日,在描述漢初「無為而治」時,幾乎無一例外都聚焦在第二個側面上,而嚴重忽略了第一個側面,即君臣關係中的「無為」。

「蕭規曹隨」的故事,實則可以作為漢初君臣關係「無為」的註腳。

據《漢書?曹參傳》記載,漢惠帝曾通過曹參之子曹窟責怪曹參身為丞相卻不理政事,結果曹參抽了兒子兩百下屁股,然後將其趕回惠帝身邊,並稱:「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惠帝在朝會之時,以此事責問曹參,曹參反問惠帝:「陛下自比先帝(高祖劉邦)如何?」惠帝回答:「朕如何敢跟先帝相提並論。」曹參又問:「陛下看臣和蕭何相比,誰更有能力?」惠帝回答:「朕覺得你不如蕭何。」曹參遂說:「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與蕭何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無為,臣等盡職盡責,遵循成例即可。」此番責難與反駁之後,惠帝即不再過問政事。

「蕭規曹隨」的背後,實際上是自高祖晚年開始,朝政事務先後由軍功集團的領袖人物蕭何與曹參把持,皇權完全沒有干預的餘地。此事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曹參之子曹窟的身份。曹窟當時擔任中大夫,在惠帝身邊供職,屬於宮廷官僚而非朝廷官僚。也就是說,曹窟所代表的是以皇帝為代表的宮廷勢力。正因為如此,代表軍功集團掌控朝政的曹參,才會在曹窟轉達惠帝有關朝政事務的問責時,將其怒笞二百,然後趕回宮廷,並且說了那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很明顯,曹參是在表達對皇權干涉朝政的強烈不滿。

事實上,這種由軍功集團包辦朝廷政務的情況,並不僅僅存在於長安,還拓展到了各個諸侯王國。曹參在入長安為相之前,長期在齊國擔任丞相,齊國大小政務也一概由其包辦。齊王劉肥是劉邦庶出之子,早已成年,並非不能自理政務。顯然,是體制約束了諸侯王親自掌管政務。再如文帝劉恆早年所居代國,政務實際上也長期由軍功老臣(漢初軍功排名第十的代國丞相傅寬)把持。由此看來,所謂「蕭規曹隨」,實際上是曹參對惠帝試圖染指朝廷政務的一次委婉而堅決的反擊。

君臣關係上的這個「無為」,實際上貫穿了漢初近百年的歷史走向。呂后晚年試圖打破這一「無為」,安插呂產擔任丞相,取代軍功集團掌控朝政系統,結果引發了劇烈反彈,最終以流血政變告終。

自然,政變之後被軍功集團擁立的漢文帝劉恆,首要之務就是安撫這些軍功老臣們—在其他諸侯王,尤其是參加了誅呂政變的諸侯王如齊王劉襄等人眼裡,文帝自代國入京為帝,是典型的「摘桃子」行為,顯然很難獲得他們的衷心擁護(濟北王劉興居等「誅呂功臣」後來即因此而舉起了反旗)。如此,處理好與軍功老臣們之間的關係,就成了文帝坐穩帝位的當務之急。而恢復並重新認可軍功集團對朝廷政務的控制權,則是重中之重。恢復軍功集團對朝政控制權的關鍵和標誌,則是恢復軍功老臣擔任最高行政長官丞相的慣例。

文帝元年十月,軍功集團誅呂政變中的兩個領袖人物—周勃和陳平分別出任右丞相和左丞相。此事,文帝本已有心,軍功集團自身也對文帝有過暗示—據《漢書?陳平傳》記載,文帝即位之後,陳平即稱病不出。文帝親臨陳府探問原因,陳平解釋道:「高帝時期,周勃功勞不如臣;誅殺諸呂之後,臣的功勞不如周勃。臣願意以丞相相讓。」陳平當時的官職乃是右丞相,文帝於是下詔,以周勃為右丞相,陳平降為左丞相。

此事看似簡單,卻值得細細品味。陳平以軍功的高低為由,向文帝辭讓右丞相之職給周勃,實際上,也可以視作是在提醒、點撥文帝,恢復被呂后臨終前破壞了的軍功集團以軍功大小論資排輩掌控朝政的慣例。

周勃之後,丞相之職恢復一人擔任的舊例。其後接替丞相之位的是在漢初功臣排名表中排名第九的灌嬰。灌嬰死後,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張蒼繼任,張蒼退休後由申屠嘉接任。申屠嘉的出身與之前的軍功人士稍有不同—雖同為軍功人士,但申屠嘉是從下層普通士兵一步步爬上去的。文帝選申屠嘉做丞相,其實也是迫不得已—《漢書?申屠嘉傳》記載:「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吳私廣國。』」文帝中意竇廣國之才,但竇出身外戚而非軍功集團,這使其極其猶豫不決—「高帝時大臣余見無可者」,建國四十餘年,高帝年間的軍功大臣們已差不多消耗殆盡,即便如此,文帝仍只能謹慎地選擇軍功出身的申屠嘉。

很顯然,朝政系統長期由當年跟隨劉邦打天下的軍功老臣們把持,缺乏活力,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漢代最傑出的政治家賈誼曾經直言批評過文帝執政過分「無為」、「無動」,並為之嘆息不已,但卻忽略了文帝不得不如此「無為而治」的苦衷—自代國進入長安的文帝,既要重新組建自己的宮廷勢力,又要在敵視自己「下山摘桃子」的諸侯王集團和酣睡於卧榻之側的軍功老臣集團之間輾轉騰挪,尋求政治平衡和政治安全,舍此「無為」,實無其他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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