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實質是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忠經》雲；「天下盡忠，淳化而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儘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後世」。

兩漢儒棍一力傳承的「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儘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即是孔丘所謂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道」。

此「道」何謂呢？

孟軻於其《滕文公上》中解釋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軻此「通義」何「義」呢？

在於《論語》中，即是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近世以來，中國文化分子極喜搗弄的，大概莫過於就是其中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如康有為首裁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若是如此，則其前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謂呢？

若是如此，則「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樑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的誰人會主動著「嗅而作」呢？

並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知之」，又怎樣避免發生「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的「亂也」呢？

又怎樣能夠完成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的問題因「獨尊」得以徹底徹底解決了呢？

如果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看作是丘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憑持，則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仁義」之「道」至於「獨尊」以後的中國大地，除去上世紀於清末民初時期，在中國土地上被廢止過短暫三四十年以外，其這種「儘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的精義無論變換成什麼內容，它所維持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一直就是中國的「天下之通義也」。

實質；即是所謂中國的教育，無論怎樣的千變萬化，這種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宗旨從沒有改變。

那麼，孟軻所謂的「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之「治於人者」與「治人」，或者「食人」與「食於人」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幹活與不用幹活的意思。因此，怎樣琢磨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享受」，即是儒術的根本目的所在。那麼，當「知識」只僅僅是如此而已。並且，當這樣一種萬變不離其宗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於是「食人、食於人」的所謂「食人」的文化，僅僅因為其中加雜許多諸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鳥毛一般，就所謂是文化、文明嗎？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於此莊子所謂的「巨盜」者，即是指中國偉大的教育與思想家孔丘先生而言也。所以說他是「巨盜」，因為其「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何意呢？

此即是指孔丘利用中國文化傳統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詩、禮、樂」，以實現其所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目的地舉止行為。一如司馬遷所謂「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全就是「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的加固其儒術的行為。而至於司馬遷者，正就是丘之七十餘子以後的「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的累積者也。

那麼累積的結果是什麼呢？

即是壟斷人的思維。一如董仲舒所謂「《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即是對丘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心領神會的一以貫之。而當人的思維被一種意識壟斷了，則社會運動中，就不會再發生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息產生。而當所有的信息內核，只成為是「天下盡忠，淳化而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儘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的「則洪於遠」處上時，又那裡還有絲毫的道理可言呢？

莊子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而儒棍們一直以來所謂的「故明王之理也」，即是如此。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時至今日，就是「儒家不死，大盜不止」。因為一直以來，這樣一種JB文化下所涵養著的，正就是竊國大盜的元氣精神。如果不計登輝以後的台島社會，那麼自漢武以來，掰著指頭算算，則中國社會的運動，皆就只是「巨盜」與其「為大盜積者」的概念，即便是工業化以來，依然儒故。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於此莊子之所謂，就是又必要究竟究竟，是誰使得「中國人」雖然「神雖人，不善也」於是「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在阿Q一樣意義的「文化」狀態中生存著呢？

莊子曰；「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莊子曰；「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那麼，一直以來，中國人好知於丘之儒術，後來又好知於馬可斯之社會，確如莊子之所謂，就是「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莊子曰；「聖人生而大盜起」。

於此，就是不難理解為什麼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只僅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於不斷翻新包裝孔丘，以及又發展出替身演員馬可思等等了。皆是以此等名義，以為竊國的把戲也。

《春秋公羊傳》記「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於此孔丘「反袂拭面涕沾袍」的「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是何謂呢？

即因「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而其卻還非是「王」者的自感傷也。

漢王充曰；「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

因此而言，一直以來，中國人口口聲聲的這個「聖人」的作業都是什麼呢？

即是其幻想中的「王意、王業」也。一如有《子壽寢前彌留少時》記其喚諸弟子近叩於榻側。子聲微而緩，然神爍。囑曰；「汝之所學，乃固王位，束蒼生，或為君王綉袍之言」。

於此其中之「乃固」與「或為」二者之間，就是道盡「素王」極其儒術的本質。因此而言，近世以來，中國所謂的文化分子們極喜歡是以「統治者」與「儒家士大夫」的區別以看待所謂的儒術的觀念，又就足顯這片土地上使用漢字的精英們依舊是在愚昧愚蠢的愚不可及的存在狀態之中。

其實，一直以來的中國社會，一直就在各種各樣的孔丘之翻版者，以及其各種各樣的翻版兒子孫子們的掌握中玩耍而已而已。又有丘什麼還是「統治者」與「士大夫」的分別呢，唯一的區別，僅僅只在於是「乃固」與「或為」的師徒之間。一如莊子所謂「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乃為大盜積者也」是一模一樣的關係。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狼狽為奸四字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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