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萬軍：日本為何不科舉？甲午一戰給答案

　　本人電視系列講座《東林沉浮》全本選讀7

　　程萬軍：日本為何不科舉？甲午一戰給答案

中國的科舉制，日本曾經頂禮膜拜，以為「最先進的選拔幹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紀，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偉大創舉。效仿中國科舉制，日本曾於公元701年頒布《大寶律令》，搞了「貢舉」，從形式到內容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

　　然而，與中國科舉長達1300年壽命不同，日本的「貢舉」很短命，壽命只是中國科舉零頭，滿打滿算，三百年。在中國南宋滅亡、全境被蒙古征服之前就不搞了。尤其到了明朝，科舉甚至不再為日本研論，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科舉自誕生起，就有兩個先天問題。

　　一是主考官問題，二是考試內容問題。

　　眾所周知，就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國首創科舉制，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最大的官」及「主考官」問題並沒有解決。在「最大的主考官」——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

　　科舉制比起沒有「准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是進步。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餘年壽命，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這是第一個問題，最大的主考官不是考出來的，也不是選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生出來的，科舉考出來的不是國家主人，而是主人的侍從。

　　第二個問題就是考試內容，考出什麼樣的人才。

　　科舉因這項制度自誕生以來，就有一個考試範圍問題。考什麼？

　　與今天的高考比較起來，科舉雖然所過關口甚多，但科目比較單一，就是語文，且是語文中的單項——作文。在唐宋時代，雖然作文命題，也多以儒學為主，但畢竟在體裁和範圍上沒有圈死，考生們有一定的思考創造空間。然而到了明朝，固定八股文形式，考試內容圈定四書五經，且以儒教保守理學為標準答案，如是，考生學子們就成了四書五經的復讀機，為「存天理滅人慾」之程朱代言，毫無自己的獨立思想空間，這就基本扼殺了他們的思想個性。試想，一個沒有思想和個性的人才，算是哪路人才？

　　終明一代，官員極其守舊。他們只是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更不願做任何革新。所以，保守就成為近代中國政治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紀，當西方文藝復興開花結果之時，東方保守的華夏大明王朝失去了創造力和戰鬥力，再次被「韃虜」輕易征服。入關的女真奴隸主對沒落的封建科舉制度頗感興趣，以為這是駕馭漢民族文人士大夫的最好工具，因而承襲明制，大興八股取士。

　　但是，清朝的科場，培養出了什麼人才呢？競爭來臨，一試便知。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前，以翁同龢為首的科場英雄（翁是咸豐六年即公元1856年丙辰科狀元）對日本也進行了評估，翁同龢還寫出《倭事雜記》。積極主張對日作戰，而且應該早戰速戰，認為憑大清之力可以一舉掃平日本艦。

　　戰爭的結果，說明科場英雄們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相當膚淺。

　　甲午戰爭尾聲時，大清國敗局已定。日本海軍圍攻劉公島，海軍統帥伊東佑亨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書，一語道出了中國科舉人才不能救國的根本原因：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zhuo。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

　　伊東佑亨這封信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伊東佑亨說，大清國之所以今天敗給我們，不是君臣某一個人的罪過，而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結果。你們招攬人才必經過考試，而科舉考試考的是什麼呢，作文，文藝。當文藝成為陞官晉級的台階，那麼這種才華這種人物救國實用嗎？今天中國，如果不去舊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圖變，可能屹立於世界強林嗎？

　　常言道，旁觀者者清，而有時對手看對手更清。伊東佑亨一語道破中國在近代蒙受恥辱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所選拔的人才，不是不學無術的流氓混混，就是坐而論道的文藝青年！

　　關於八股儒士不能救世的原因，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論概略》《勸學篇》里說得通透——

　　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

　　中國科舉制在沒有比較、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但是，世界邁向近代，已漸次進入偉大的科學啟蒙時代，只靠道德學說、詩詞歌賦立世的科場人才，面對思想暴風、堅船利炮，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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