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戴林：簡析女性恐怖主義的特徵、根源及應對政策

學人簡介

作者系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2014級外交實踐方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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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恐怖主義活動日益猖獗，打擊恐怖主義已成為當前全球治理的新議題。近年來，由女性直接實施自殺性恐怖犯罪的事件頻繁發生，在犯罪主體成分、犯罪手段、犯罪行為等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徵。女性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在於女性社會地位低下、民族主義因素與宗教文化滲透、戰亂衝突影響等。破除「貧困女性化」的怪圈，革新社會風氣保障女性政治權益，國際社會加強反恐合作等是各國政府應對和減少女性恐怖主義活動的重要途徑。

最近幾年，由女性直接實施自殺性恐怖犯罪活動的數量日益增多，在中亞、中東、北非等暴力恐怖事件頻發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由於性別的緣故，女性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關部門的警惕性

而事實上其製造的暴恐事件的數量在不斷增多、暴力程度絲毫不遜色於男性，往往有過之而不及。

有效應對和打擊女性恐怖主義已成為當前全球治理的新議題。本文擬對當前女性恐怖主義活動的特徵進行簡要概括，對及其根源進行具體分析並提出相應的應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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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女性恐怖主義活動的主要特徵

眾所周知，目前國際恐怖組織的骨幹成員大多數是男性。但是，自「9·11」事件發生以來

與其他類型的犯罪活動相比，女性成員在恐怖組織中的比例日益提高。當代女性自殺性恐怖活動在犯罪主體成分、犯罪手段、犯罪行為等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徵。

首先，女性恐怖主義的犯罪主體主要以伊斯蘭教教徒為主，並朝著多元化方向轉變。

當前世界各地發生的恐怖活動中有70%左右系伊斯蘭極端勢力所為，在主體成分上，女性自殺性恐怖分子仍以極端宗教教徒為主。[1]

1985年黎巴嫩出現第一起女性自殺性恐怖犯罪事件，後來，蔓延到中東、南亞、東南亞、北高加索等宗教激進主義地區。除了極端宗教分子之外，女性恐怖分子在成分上還包括民族分裂分子。

從根源上說，庫爾德叛軍、愛爾蘭共和軍、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車臣非法武裝以及我國境內的敵對組織等都是出於分裂目的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其中的女性實質上也是極端民族分子。

其次，女性恐怖主義的犯罪手段在不斷變化，朝著多樣化方向轉變。「9·11」事件後，以人體炸彈和汽車炸彈為主的自殺式襲擊成為恐怖活動的基本形式。[2]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巴勒斯坦、斯里蘭卡、車臣等國家和地區，由於宗教文化和社會習俗原因

女性往往只能在恐怖活動中充當「低級」的爆手角色，這種自殺性犯罪自然成為其主要的施恐手段。

在實施自殺性爆炸恐怖犯罪行動中，為保險起見，恐怖分子通常採取「自控引爆」和「遙控引爆」兩種形式

前者由「女人彈」自主實施，後者由躲在暗處的恐怖分子操縱，以免其臨陣退縮或出師不利。

許多女性恐怖主義分子還把傳統炸藥與放射性物質混合在一起，稱為「裂變性炸彈」，當「人體炸彈」染滿病毒或毒劑，稱之為生化炸彈。

「生、化、放」武器具有巨大的殺傷力，成本低且從技術上說製造比較簡單，獲取途徑比較廣泛。

生物、化學恐怖襲擊，以及核（放射性）恐怖襲擊和網路恐怖襲擊正在成為今後恐怖活動的主要形式。[3]

再者，女性恐怖主義分子的犯罪行為極具亡命性、危害較大。由於女性較重感情，容易接受心理訓練和極端思想的擺布。

在極端思想的毒害下，一旦加入宗教極端組織、恐怖組織或團伙，她們對組織或團伙在思想上極為忠誠，有時甚至超過男性。

從近年來女性參與的恐怖活動中發現，相當一部分的女性在實施犯罪中是積極主動的，有的甚至對實施恐怖行為持有極端心理。

庫車「8·10」嚴重暴力恐怖案件、「10·28」金水橋暴力恐怖襲擊和2014年「1·24」新和恐怖爆炸案中的女性人體炸彈都反映出這一特點。

烏魯木齊「7·5」暴力恐怖事件中的個別女性殘忍地用高跟鞋或棍棒猛擊無辜者的頭部、面部

「3·01」昆明暴恐襲擊案件中，兩名面容稚嫩的女性竟然冷酷無情地雙手揮舞大刀、殘忍地砍殺無辜群眾。這些都體現出女性恐怖主義分子的犯罪行為具有亡命性、危害性大的特徵。

2

女性恐怖主義活動的根源探析

對於恐怖主義原因和恐怖分子動機的探究是恐怖主義研究的核心，惟有探究其深層次的根源才能使反恐更為有效、更具針對性。

王逸舟教授指出：「反恐鬥爭需要追根溯源。」[4]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於恐怖主義活動中，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因素。

（一）經濟貧困、社會地位低下是女性參與自殺性恐怖犯罪的基礎根源

在全球化進程中，由於歷史、地理、政策等原因，一些國家內部的經濟發展呈現極不平等的狀態。

尤其是在一些少數民族分布的地區，由於經濟發展長期滯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低下，使得該地區的人民普遍產生了不滿情緒和消極態度。

這些地區社會性別的等級思想根深蒂固，婦女長期處在經濟的最底層，也往往構成難民群體的主要部分。

由於長期以來受制於家庭的束縛，當家庭支柱男性因戰爭而喪命之後，女性往往不具有獨立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這在客觀上為恐怖組織招募女性恐怖分子或敢死隊員提供了後備人員。[5]當地區經濟矛盾不斷加劇，地區衝突不斷升級時

自殺式恐怖襲擊就成了恐怖組織反抗的致命武器，而女性成為自殺式恐怖分子就會成為她們得以解脫的路徑之一。

在伊斯蘭教中，父權制是主要的文化表達，即「男人憑藉他們的性別及與他人的血緣關係確立的男性統治

是以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確立和保護男性普遍優先權的性別關係秩序」。[6]其中男性群體占支配性、主導性地位

而女性群體則處於服從性、被動性的地位。伊斯蘭文化的清規戒律極大地影響了女性的生活軌跡，給女性正常生活帶來巨大限制。

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甚至充當「人體炸彈」恰好為女性提供了一個證明自己的平台和機會。

因此，一方面她們力圖恪守這些戒規、遵從男性的主導，以期獲得社會的認同；另一方面當她們做了有悖於伊斯蘭文化傳統的行為

便試圖尋找極端的方式、恐怖主義活動來重獲社會的接納，尋求心理安慰。由此可見，經濟貧困、社會地位低下是女性參與自殺性恐怖犯罪的基礎根源。

（二）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影響是女性參與恐怖活動的思想根源

在恐怖主義產生的諸多因素中，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歷來佔據著一席之地。據相關資料統計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約有25%的恐怖主義活動與宗教目的密切相關。其中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思想與恐怖主義的聯繫最為緊密。[7]在女性恐怖主義領域中，這一現象同樣存在。

起初，絕大多數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都反對女性參與「聖戰」，只有極少數激進分子同意女性參與。

但在2001年8月，伊斯蘭教沙烏地阿拉伯高級委員會（The Saudi High Council）認可了女性以「聖戰」的名義參與恐怖活動。[8]

2004年5月，伊斯蘭神教神職人員約瑟夫·阿爾卡拉達維（Yusufal-Qaradawi）稱：

「參與『聖戰』是為真主安拉獻身的殉道行為，即使沒有得到她們丈夫的許可，女性也應該走出去參與『聖戰』。」他的言論使女性恐怖主義進一步「合法化」。[9]

在2004年8月，基地組織沙烏地阿拉伯分支甚至還專門創辦女性網路雜誌《阿爾·漢薩》（Al Khanssa）宣傳類似觀點，鼓動女性參與「聖戰」。

出於現實的需要，極端宗教組織開始逐漸突破道德教義的束縛，鼓勵女性參加恐怖主義，為教獻身。

在伊斯蘭教極端組織的蠱惑和少數激進神職人員宣傳下，女性參與恐怖主義活動愈來愈盛行，並且日益被人們所接受。

研究表明，大多數的恐怖主義分子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以自殺性襲擊為主要暴力手段的女性恐怖犯罪活動大多都印刻著很深的民族主義痕迹。

女性恐怖主義分子在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灌輸下，逐漸主動認為「為民族的生死存亡勇於獻身是一種英雄壯舉」「死後可以進天堂」「得到真主的救贖」。[10]

被嚴格教條教義束縛的女性，一旦突破束縛，會比男性恐怖主義分子更加殘暴，更具威脅性

從一定程度上講，這是女性為了改變「男尊女卑」的社會規則而尋求的一種畸形解放。

由此表明，民族主義與極端宗教主義對女性參與恐怖活動產生了重要的思想影響。

（三）國家動亂、戰爭影響是女性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外在因素

恐怖主義往往繁殖於政權頻繁更迭、社會動蕩失衡、民族衝突激烈、戰爭破壞嚴重的國家和地區

而在內亂和戰爭中，婦女往往是受害者。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家破人亡的悲劇使婦女極其容易產生厭世的心理，這為其加入恐怖組織提供了可能性。

在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長期貧困、戰亂交織的國家和地區中成長起來的人

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普遍消極，除了仇恨、抱負、犧牲、死亡之外很難再有其他積極的企盼。

同樣，他們也很難珍視其他人的生命價值。戰亂衝突讓一些婦女的丈夫、父親、孩子紛紛離世，復仇成為了她們典型的精神動力

「人肉炸彈」成為了她們發泄憤怒、反抗壓迫者的唯一選擇。在震驚世界的莫斯科「10·23」劫持人質事件當中，女性劫持者的數量超過了50%

她們丈夫均是在連年不斷的俄車戰爭中戰死的。因此，利用她們與俄羅斯政府之間的深仇大恨

莫·巴拉耶夫將她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了一支「復仇敢死隊」，創下了恐怖劫持事件劫持人數最多的新世界紀錄。

3

有效應對女性恐怖主義的對策建議

「9·11」事件以來，全球範圍內的恐怖活動迅猛發展，恐怖主義問題已成為當今全球治理的新議題、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新挑戰。

近年來，各國政府開始紛紛制定反恐對策，加強政策溝通、協調與合作，力圖從法律和制度層面讓恐怖主義的幽靈無所遁形。

筆者從女性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出發，認為要從破除「貧困女性化」的怪圈、革新社會風氣保障女性政治權益、國際社會加強反恐合作等幾個方面入手，才能有效應對女性恐怖主義的蔓延。

（一）破除「貧困女性化」的怪圈，改善女性社會地位

美國學者黛安娜?皮爾斯（Diana Pearce）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了「貧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

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女性與貧困之間的關係。挪威著名學者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曾做過調查統計

結果顯示，在全世界最貧窮的十幾億人口中，婦女佔3/4。在許多國家，婦女不擁有、不能繼承也掙不來任何東西。[11]

在一些女性恐怖主義肆虐的地方，極度貧困的生活狀態使女性對生活感到絕望，從而迫於生存壓力投身於恐怖組織，以暴力方式報復社會。

對此，筆者認為，解決「貧困女性化」問題是應對女性恐怖主義的首要措施。世界衛生組織要高度關注婦女的生存健康狀況、疾病治療情況、經濟發展狀況，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

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要注重改善女性的經濟情況，可以向女性開設低利率或零利率的小額貸款，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女性自主創業創造便利條件、提供資金支持

各國政府，尤其是恐怖主義頻發的國家政府，要努力通過消除就業歧視、宗教歧視、文化歧視、建立全面系統的女性就業培訓機制等方式來為女性謀福祉，降低失業比例；提高女性地位

不斷完善針對女性的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切實保證女性的生存發展權利不受損害。

總而言之，貧困是女性恐怖主義活動頻發的源頭所在，遏制女性恐怖主義蔓延要對症下藥

從根子上下功夫。只有改善了女性的經濟條件、社會地位，才能增強女性把握自身命運的能力，降低其參與恐怖活動的主觀意願，減少女性恐怖主義對社會的威脅。

（二）革新社會風氣，充分保障女性政治權益

女性恐怖主義活動頻繁發生的地區多為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地區，這些地區長期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父權制」「男權文化」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

肆意侵蝕著女性的合法政治權益，使女性恐怖主義日益泛濫。因此，筆者認為，對於女性恐怖主義頻發的國家

尤其是中東、車臣等地區，必須摒棄「父權制」「男權制」「榮譽謀殺」等封建糟粕消除社會不良風氣，降低女性對生活的恐懼感，保障女性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改變女性被動服從的常態。

各國政府要嚴厲打擊宗教極端勢力，改善社會不良環境對女性產生的消極影響

加強意識形態中「去極端化」的宣傳教育工作，讓宗教成為引導人們向善向上的力量，而不是滋生恐怖主義的「黑色土壤」。

聯合國相關部門應當在國際範圍內製定專門的「女性權益保障法」，對男女平等等價值取向予以正確引導並提高法律保護反對任何國家、任何地區政府以任何名義對女性的任何歧視

有關國家的政府要培養婦女的公民意識、法律觀念和自我保護意識，通過教育幫助她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宗教觀

要改善女性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鼓勵女性積極投身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政治活動

要暢通女性政治表達訴求的渠道，為廣大女性提供參政議政的平台，讓她們能夠表達意願、傳遞聲音、發泄不滿，不斷提高她們的主人翁意識。

（三）建立女子反恐部隊，強化情報信息網路建設

進入新世紀以來，反恐形勢日趨惡化，使得任何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都難以單獨應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對反恐問題給予了更多關注。

對此，筆者認為，國際社會應當在反對女性恐怖主義問題上加強合作，通過建立女子反恐部隊、強化情報信息網路建設等方式有效打擊恐怖主義。

女性恐怖分子相對於男性成員來講具有得天獨厚的戰術優勢。女性「溫和」「柔弱」的性格特徵不太容易讓人感到威脅，在穆斯林國家中，女性穿長袍的傳統也為女性深度偽裝、實施暴恐提供了便利。

出於宗教禁忌和行為禮儀，男性反恐隊員對女性進行搜身檢查時獨有不便。因此，筆者認為，各國應建立女子反恐部隊

在海關、邊境檢查站等地增加女性安檢人員，加強巡邏、監控和安全檢查，這樣不僅能迅速消除女性恐怖主義的戰術優勢

降低恐怖組織招募女性成員的動機和意願，而且也充分尊重了普通穆斯林婦女的宗教信仰，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衝突。

除此之外，各國還應加強反恐信息與情報的共享，發達國家要牽頭建立女性恐怖分子資料庫，運動高科技手段

加強對女性恐怖主義分子中骨幹成員的監控與跟蹤，及時獲取重要反恐情報，共同制定應對政策，為有效打擊恐怖主義提供強有力支撐。

4

結 語

綜上所述，女性恐怖主義不僅具有較為長久的發展歷史，並且在全球化浪潮中愈演愈烈，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新挑戰、新難題。

女性恐怖主義的犯罪主體主要以伊斯蘭教教徒為主，並朝著多元化方向轉變，其犯罪手段也在不斷變化，朝著多樣化方向發展

犯罪行為極具危害性、亡命性，對社會秩序、國家穩定、地區和平構成了重大威脅。

女性低下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貧困女性化」的現狀、「父權制」「男權文化」等傳統觀念的存在、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國家戰亂的影響是女性恐怖主義得以滋生的「沃土」。

當前，有效應對和打擊包括女性恐怖主義在內的恐怖主義已成為全球治理的新議題。

國際社會應高度重視、加強合作，努力破除「貧困女性化」的怪圈，改善女性社會地位，革新社會風氣，充分保障女性政治權益

建立女子反恐部隊，強化情報信息網路建設，這樣才能實現女性的真正解放，才能最終消滅女性恐怖主義這一特殊的「瘟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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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臧建國：《當前女性自殺性恐怖犯罪新態勢及根源》，《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第41頁。

[4]王逸舟：《恐怖主義溯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頁。

[5]胡聯合：《當代世界恐怖主義與對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頁。

[6]伶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機制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7]張娟：《恐怖主義在歐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頁。

[8]Dr.S.K.Rai, Women Terrorism: Causes & Remedies(Delhi: Signature Books International,2011),pp.57-58.

[9]朱素梅：《恐怖主義——歷史與現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頁。

[10]臧建國，《自殺性恐怖犯罪原因及防控措施探析》，《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6期，第9頁。

[11]李英桃：《女性主義和平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頁。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作者來稿、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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