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高漲，收入下滑：我們再也無心科研和學術了

4月8日，「中國中產新選擇」主題論壇《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發布在北京國粹館成功舉辦。論壇中，多名與會專家就中產階級焦慮這一話題發表演講，系統講解了中國中產階級在醫療、教育、買房以及身份認同等各個方面面臨的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

作為知識中產階層的一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在演講中指出，對一二線城市的高校教師而言，一邊是節節攀升的高房價，另一邊是體制內跳崖式地收入下降，巨大的經濟壓力壓得他們無心科研和學術。

其實，知識中產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像學者、醫生甚至媒體人都可以囊括在這個群體裡邊。今天在這兒，我更多想談的是，科研人員這樣一個群體，想談談高房價與低收入給他們帶來的焦慮。

可以說，房價現在幾乎成了一個全民關注的話題，有時候甚至覺得到哪都有人在為高房價煩惱憂慮。

前段時間，我去了趟華為，他們的負責人就很擔心，深圳房價這麼高，怎樣才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到華為工作。於是，後來從媒體報道上獲知，華為已經有一部分搬去了東莞。這可是華為啊，中國最牛的高科技企業了吧，但即便是他們，也同樣在為高房價吸引不到人才而煩惱。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

高房價加劇了中國居民

財產分布的不均等

我在這裡介紹一組數據，大家一起來感受下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高房價到底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第一個數據來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和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李實的共同研究。他們發現，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居民的財產差距迅速增加，2010年全國居民財產分布差距基尼係數已達到0.739，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財富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國家之一。

再來看第二個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4年的統計顯示，中國排名在頂端1%的精英階層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而排名在50%以下的家庭其財產總量僅佔全國財產總量的7%。

從以上數據足以看出中國居民財產分布的不平等，而且這種分布不平等已經遠遠超出收入的不平等，導致這種分布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便是房價，尤其在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貢獻了基尼係數的38%。在剔除房價上升因素後，我們發現居民的凈財產分布仍然非常不均等，然而不均等程度有了大幅度地下降。以全國樣本為例，剔除房價上漲因素後，居民凈財產分布的基尼係數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降幅超過10.3%。

由此可見，任由房價再這麼漲下去，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真的是時候控制房價了。

基尼係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房價節節攀升，收入卻不增反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回過頭來談知識中產的焦慮問題，我主要以一名高校教師的身份來談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可能在不少人看來，高校教師是一個高收入階層，但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高校裡邊收入高的教師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就好比全國高校那麼多老師，但真正算得上是知名專家教授的並不多，大多數知識分子或者說高校教師的收入並不高。

這裡，大家可以看看下邊這組數據：

具體到我個人，我是2006年到人大工作，那個時候，人大附近的房價大概不到6000元/平方米，我一個月的工資剛好夠買一平米房子，完全買下一套房子可能得工作個七八年吧，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價格。

可惜的是，十年過後，儘管我們的工資漲了一些，由過去的六千漲到了現在的八九千，但人大周圍的房價卻已經都在8萬元/平方米以上了。這樣一來，老師們的收入同房價的距離，就像是嫦娥追月，越追越遠。我很難想像，最近幾年進入人大的老師，如果沒有家裡的資助，又或者沒能找到一個有錢的媳婦，他拿什麼在北京買房。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從農村出來的，恐怕是打破頭也買不起吧。

關於教師的收入，我們再來看下國際對比，數據顯示，中國老師的收入全球排名倒數第三，排在前三位的則是加拿大、義大利和南非。

有人會說，工資只是教師收入的一部分，今天在這裡我也來談下這個問題。現在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體制內，高校、報社、事業單位，一般，這幾類體制內工作被認為是低工資、高福利。而現實是各類福利的發放更加規範，在一、二線城市房價迅速攀升的同時，知識中產在單位的實際收入卻在下降。

還有一種聲音會說，你們工資雖然低，但是你的孩子可以上人大附小。但並不是所有學校老師的孩子都能上人大附小，也不是所有學校都有人大附小這樣的「福利」。

也就是說，過去在高校，還可以將工資少、福利高作為一種常態，但近年來，工資不漲福利減少卻成了常態。福利為什麼會減少？這要歸功於反腐，「反四風」之後，高校裡邊各種福利都不能發了，（公費）旅遊也不行了。對很多從事科研工作的老師來說，還有一件事令他們叫苦不迭，那就是報銷越來越難了。多方面作用，教師的收入自然是越來越少，這讓他們怎麼能不焦慮。

那麼，怎樣才能緩解焦慮呢？沒什麼好辦法，唯一可行的就是多想「辦法」。我稱之為「焦慮下的多任務代理」，一個老師要增加收入，一方面可以做課題、做諮詢、寫政策報告；另一方面還可以開會、講課甚至創業,總之就是承接各種本職科研以外的事。然而，這是一種明顯的人力資源錯配，既降低了勞動分工的效率，削弱了科研本職工作，擾亂了學術風氣，也摧毀了知識中產批判社會的道德優勢。

是時候告別土地財政了

如果說高房價導致了知識中產的焦慮，使大家無心科研和學術，那有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解決呢？我覺得辦法還是有的。房價高的原因什麼？實際是因為土地財政。中國的地方政府是發展型政府，也是一個逐利主體，要追求預算收入最大化，他們一旦可以賣地就會變得非常瘋狂。

而土地值錢是因為城市。城市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公共產品，它可以提供教育、醫療、衛生以及文化等各種公共服務。到城市裡生活，就能享受這些公共服務，而政府會覺得，這個服務是它提供的，於是政府就要收錢，土地財政則是將城市這一公共產品以土地價值的形式一次性折現。

但並不是說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就一定會導致土地價格上漲。理論上，存在一種可以讓房價緩慢上漲的城市化模式。舉個例子，可以將土地出讓金改為收房產稅或建公租房收租金，這是細水長流。但這種方式，在現行體制下可能行不通，因為它與追求短期經濟績效的政府目標有矛盾。

而如果改變考核體制，則無法實現中國作為發展型國家的目標。地方政府背著GDP的壓力，而且每一屆政府主要官員的任期，也就兩到三年，為了政績，他們只在意如何讓經濟增長更快，而不會去考慮細水長流的問題。

最後，我想表達的是，解決高房價的唯一辦法是繼續推進改革，通過進一步改革讓各級政府擺脫對高速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也唯有改革，才能解除土地財政對中國經濟的「綁架」。

土地財政對地方經濟的「綁架」

一個社會，只有當知識分子具備了經濟上的安全感，不為衣食住行發愁，他們才有可能成為中流砥柱，進而為整個國家的前進貢獻出自己的智慧。

Vista政商智庫高級觀察員 聶輝華_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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