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楊傳慶：民國天津文人結社考論「2」

「天津學」與城市文化

須社

（接上）須社承冰社而起，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遺民詞社。1933年郭則沄將須社唱酬之作結集為《煙沽漁唱》付梓行世。《煙沽漁唱》計分七卷，前五卷為須社百次社集之作，後二卷為《集外詞》，亦是須社社員日常唱和之作。《煙沽漁唱》前列須社社友名單，其中須社詞侶二十人，另有社外詞侶十三人。須社詞侶為：陳恩澍、查爾崇、李孺、章鈺、周登皞、白廷夔、楊壽柟、林葆恆、王承垣、郭宗熙、徐沅、陳實銘、周學淵、許鍾璐、胡嗣瑗、陳曾壽、李書勛、郭則沄、唐蘭、周偉。社外詞侶為：陳寶琛、樊增祥、夏孫桐、陳懋鼎、陳毅、高德馨、邵章、夏敬觀、姚亶素、萬承栻、袁思亮、鍾剛中、黃孝紓。考察須社詞友身份，大多數有清廷科名及仕宦背景，是純粹的遺民。

須社的社長是郭則沄，徐沅說：」嘯麓提點詞盟。」許鍾璐也說：「蟄雲社長，結珮眾芳，扶輪大雅。」須社並無津籍人士，社員來自不同的地域，所以郭則沄說「須社詞侶，等是流人，戢羽雲津」[1]。而社外詞侶則一般都不在天津，有時路過津門，偶爾與社，大多則郵遞詞作參與唱酬。關於須社的社集方式，袁思亮云：「須社社友都二十人，皆工倚聲，月三集，限調與題。」[2]陳曾壽記云：「須社者，天津流人文士所設立，月再三集，集則拈題限調。」[3]周學淵也憶云：「余昔年從張園諸老及舊好查、郭成詞社，一旬一課，百課即止。」[4]可知須社詞侶每旬社集一次，每月三集，共集百次。不難看出，在郭則沄的維持下，須社的社集頻繁穩定。須社社集日期不少都定在傳統節日，如立冬、除夕、人日、元夕、花朝、上巳、寒食、清明、七夕、中秋和重九等，另外如題圖、題畫、社友聚散也是雅集緣由。須社社集地點經常是社友的宅第，如郭則沄的栩樓、白廷夔的冰絲盦、林葆恆的飛翠軒、郭宗熙的棲白廎、楊壽楠的雲在山房、陳曾壽的蒼虯閣、李書勛的水香簃等。室外社集點則有水西庄、海光寺乾隆柳墅行宮、李園、八里台、西湖別墅等。

須社第一次正式社集在戊辰（1928）五月末。據袁思亮《煙沽漁唱序》：「起戊辰夏，訖辛未春，凡三年。」則須社結於辛未（1931）春。對於其結束的具體時間，須社第一百集林葆恆所作《百字令》詞中小注云：「社起於戊辰五月，迨今百集，恰三周矣。」可知，須社結束的時間是辛未五月。林詞還提及須社解散之事，其詞「何況勝會凋零，詞人南北，相望頭如雪」句下注云：社友中王承垣、郭宗熙皆度遼，陳實銘客威海，林葆恆自己也於1930年夏離津赴滬。另外，楊壽柟有《須社百集觴客小啟》一文，詳細記述了須社最後一集的情況：

是日會者客五人：閩侯陳弢庵寶琛、天門陳止存恩澍、寧海章一山梫、常熟言仲遠敦源、閩侯何壽芬啟椿。主十二人：遵化李子申孺、長洲章式之鈺、閩侯周熙民登皞、無錫楊味雲壽柟、吳縣徐芷升沅、秋浦周立之學淵、貴陽胡晴初嗣瑗、天門陳仁先曾壽、濟寧許佩丞鍾璐、閩侯郭嘯麓則沄、宜興李又塵書勛、黃陂周君適偉。社友他適者四人：長沙郭侗伯宗熙、閩侯林子有葆恆、保定王叔掖承垣、商邱陳葆生實銘。社友已逝者二人：宛平查峻丞爾崇、白栗齋廷夔。[5]

最後一次社集的地點是楊壽柟的雲在山房，時間是辛未（1931）五月十二日，須社詞侶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席，五人離開天津（唐蘭於1930年也離津），二人離世。百集之後，隨著社友的星散，須社最終完結。

須社是一個遺民詞社，社員們將其與南宋滅亡後謝翱、林景熙、方鳳等結成的「汐社」類比，在社集唱酬時抒寫濃郁的遺民情思。誠如龍榆生所言：「鼎革以還，遺民流寓於津滬間，又恆借填詞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感，詞心之醞釀，突過前賢。」[6]據《煙沽漁唱》統計，須社詞友作詞共達1069闋[7]，他們感慨滄桑國變，追憶昔時歲月，寄託故國哀思，這是詞作的共同主題。須社在詞學宗尚上推尊南宋，尤重南宋遺民詞。在當代詞壇上，則以朱祖謀與鄭文焯為導師。社集作詞也以詠物為主，所詠之物有承載遺民情結的典型之物——冬青、忠樟、蟹和蟬，最多的則是如秋蝶、秋草、秋柳、秋水、秋聲、夕陽、寒鴉、寒衣、寒鍾、殘荷、落葉、破硯、殘棋、燭、雁、冬柳等殘敗之物。這些殘破之物無不勾起他們對殘破河山的憂慮，寄託了他們的憔悴傷心以及對國變亂局的深深哀感。

須社在20世紀20年代末集體抒發遺民之思有其現實原因：「戊、己以還，滄流茲苦。一時寓公僑客播遷，棲屑局促于海津一隅。」[8]戊、己指戊辰（1928）、己巳（1929），這正是蔣介石與各路軍閥混戰時期。1928年6月，蔣介石宣布成為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宣告統一全國。對於眾多遺老而言，寄身的北洋政府的滅亡，造成了再一次的身心動蕩。特別是1928年孫殿英盜掘東陵之後，溥儀小朝廷「復辟、復仇的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更是對蔣介石政府充滿了仇恨。[9]這是須社結集的最為現實的因素。

關於須社唱酬集《煙沽漁唱》之命名，郭則沄說是因為「白河之南」的八里台景色怡人，遠離塵囂，「余每與社侶拏舟往游，水風飄衣，溪雲壓枕，倚篷弄笛，日暮乃還。……余編輯社稿，署以「煙沽漁唱」，良以丁沽近市，惟此間煙水差足移情也。」[10]不過須社諸人濃郁的遺民情結與「煙沽漁唱」所透露出的超逸瀟洒的山林之趣無甚契合，「煙沽漁唱」之謂名不副實。

儔社

儔社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活躍於天津的一個文人社團，起初是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組織，後來轉變為文學社團。關於儔社成立的時間，未見明確的記載。李世瑜《儔社始末》一文稱：

就是在溥儀住在靜園，徐世昌被趕下台的時候，金息侯認為是復辟的機會到了，於是就糾合了一些在清朝做過官的遺老遺少們提出了「擁徐（世昌）迎駕（溥儀）」的口號，組織一個「儔社」。[11]

徐世昌（1855—1939），光緒三十一年（1905）授軍機大臣，1918年任北洋政府大總統，1922年下台隱居天津租界。溥儀1925年初潛至天津日本租界，先住在張園，後住在靜園。金息侯（1870—1960），名梁，滿族瓜爾佳氏。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清時曾任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內閣中書等職。清亡後，眷念舊朝，積極從事復辟。溥儀從張園遷至靜園的時間為1929年7月，其潛逃東北的時間為1931年11月。由《儔社始末》所言，儔社成立於溥儀居於靜園之時，則當在此二年之間。聯繫金梁生平，這一時期，他正在瀋陽任職，並籌辦東三省博物館，不太可能在天津組織儔社。又，金梁1931年11月從瀋陽來到天津定居，此時溥儀已潛赴東北，故李氏所記儔社成立時間有誤。

金梁的復辟活動，以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前後最為強烈。1924年正月，金樑上溥儀奏摺云：「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圖恢復為第一。」「至於恢復大計，心腹之臣運籌於內，忠貞之士效命於外。」[12]兩個月後，金梁擔任溥儀小朝廷內務府大臣，此後便開始為復辟積極串聯軍閥中的「忠貞之士」，特別是在溥儀被驅逐和潛至天津期間。[13]因此，金梁「擁徐迎駕」，鼓動徐世昌扶植溥儀復辟，其時間應該是在溥儀被逐之時。所以，他組織儔社的時間應該在1925年初溥儀潛至張園前後，而非溥儀居於靜園之時。

作為儔社的主持者，金梁以「儔」命名社團，可見其團結清朝遺民的希望。金梁之外，儔社另一位核心成員是章梫（1861—1949），他曾參與宗社黨的復辟活動。章梫與金梁均是徐世昌的門生，二人友善，被目為「一息相通」，合刊有《一息吟詩集》，詩作充滿故國之思與遺民之痛。此時的儔社社員還有王伯龍、王彥超、金鉞、楊壽柟、孫保滋、丁佩瑜、陳葆生、林芷馨、蒯若木、李書勛、張一桐、林笠士等。[14]由於復辟不得人心，金梁「擁徐迎駕」的夢想迅速破滅了。不過儔社之名並未消失，待金梁1931年由東北返回天津時，儔社已經褪去了政治復辟主張，轉變成了一個詩詞唱酬的社團。加入儔社的文人也越來越多，寓居津門的名流如郭則沄、林修竹、趙元禮、陳誦洛、管鳳和等也參與了社團的詩詞唱和，趙元禮在《藏齋詩話》中就記錄了自己與儔社同人郭則沄、顧祖彭、王逸塘、馬鍾琇等的唱酬活動。[15]

儔社成為詩詞社團後，最為輝煌的時刻當屬1934年至1935年間的水香洲唱酬。水香洲是張鎰（1875—1936）的別墅，張氏字薊之，號仲金，直隸勝芳（今河北廊坊）人。民國後，流寓津門。天津文人徐兆光在《滄近居記》一文中說：「水香洲者，張君之別業，位於吾津南開大學之旁，距市八里而遠。四周皆水，荷芰彌望，清香拂人，其得名繇此。」[16]可知，水香洲風景秀美，乃是一詩酒流連絕佳之地，所以儔社諸人選擇在此徜徉唱和。張鎰《水香洲小記》云：「菡萏始華，儔社諸子畢集。余以錫名請於是，郭子蟄雲、侯子疑始乃取唐人詩意，名其地曰水香洲，顏其屋曰滄近居，曰三十六陂吟館，亭曰一漚。同社諸子相率制楹帖、賦詩詞，書以見貽，或繪圖以張之。……自昔地以人傳，查蓮坡水西庄之名賴厲樊榭輩為之潤色耳，余誠何敢望蓮坡，而儔社諸子固今之樊榭也。」[17]張氏倡風雅，其以社長身份將儔社諸子招入水香洲，頻頻唱酬，而水香洲之世外美景也吸引著儔社詩侶至此觴詠悠遊。如趙元禮有詩《九月十四日儔社同人在滄近居為嘯麓提學補作生日，分韻得開字》、《八月十三日仲金招飲水香洲之滄近居》等。其《仲金五月六十生日》詩云：「去年荷花盛開日，雅集幾度傾壺觴。三十六陂似圖畫，到眼水佩兼風裳。」[18]可知儔社於此唱酬之盛。儔社諸子游賞詩文，後結為《水香洲酬唱集》出版。唱酬之人除前述者外，尚有陳實銘、徐兆光、許鍾璐、候毅、胡寶善、曾念聖、秦潛、李金藻、許同莘、林葆恆等。儔社社侶在描繪水香洲美景之時，往往寄寓了自己縱情山水、忘卻塵世的林泉之樂。正如郭則沄在《水香洲記》中所言：「吾輩幸同汐社，獲共清游。放意所適，則蘿袞相忘；叩音而來，則魚鳥皆狎。」[19]這種「寄興滄浪」之樂，正是儔社諸人共通的情感指向。不過，由於儔社中有較多清遺民，其詩詞之底色則往往是舊國之思與羈旅窮愁。

1936年，張鎰去世，儔社水香洲唱酬終結。陳實銘《水香洲序》云：「仲金往矣，水香之游邈焉不續。」[20]不過。儔社並未消亡。1939年，金梁、章梫、陳惟壬、金鉞、丁佩瑜等儔社同人發起組織「天津保嬰會」，地點設在英租界同德醫院，專門收養棄嬰，從事慈善活動。據《儔社始末》記，儔社後來還有「生日會」之舉，即每到一個成員生日就聚會一次，儔社「生日會大約截止到金息侯、王彥超遷居北京或章一山遷居上海，時間都在解放前」。[21]章梫1947年遷居上海，金梁1948年亦赴上海，可知儔社最終截止時間至晚當在1948年。

冷楓詩社

冷楓詩社是城南社之後津門較有影響的詩社。關於詩社的成立時間，說法不一。章用秀云：「該詩社成立於1940年。」[22]孫玉蓉也說：「1940年張異蓀、王禹人、王夢龍發起成立冷楓詩社。」[23]寇泰逢則記：「淪陷初，張異蓀、王禹人、王夢龍三君倡立冷楓詩社。」[24]天津1937年7月底淪陷，據寇氏言，冷楓詩社成立於此後不久。而陳友苓則說嚴修去世後，城南詩社盛不如前，接踵而起者則為冷楓詩社，並言「該社成立於一九三六年秋間」。[25]另外，曹明賢也說：「天津冷楓詩社，乃天津詩人張異蓀於1936年建立的。」[26]陳友苓為李金藻弟子，與冷楓詩侶多有友誼，其言應可依據。故冷楓詩社成立於1936年秋，詩社之名取「古詩『楓落吳江冷』之意」。[27]

據曹明賢所記，冷楓詩社的創辦人為張異蓀。張氏為天津詩壇名家王守恂的弟子，能詩；他又是天津同仁堂藥店的店東，因此詩社的社集地點設在長春道同仁堂藥店樓上。張異蓀不乏財力，參加雅集的社員都能受到熱情招待。同仁堂藥店之外，冷楓詩社還在蜀通、蓬萊春、美麗等飯莊活動，吟課聯詠，盛極一時。

冷楓詩社盛時，社員多達四十餘人，「多系教育界少年新進之士」，社中的活躍分子有楊紹顏、康仁山、王禹人、王伯龍、孫學曾、杜博彥、顧傳湜等人。城南詩社耆舊如章梫、金梁、李金藻、趙元禮、劉雲孫等也加入詩社。冷楓詩社聘請了趙元禮、李金藻、高凌雯為詩學導師，「不僅為詩友聯歡，且寓有研究詩學，互相觀摩，進而求精之意。用意至善，頗博得津市文藝界好評」。[28]

先後主持冷楓詩社者有趙元禮、楊軼倫、姚靈犀等。由於趙元禮詩學湛深，在津門頗具影響，所以他主持詩社時，詩社達到極盛。王襄《挽趙幼梅詩》有云：「冷楓詩社君主盟，賭酒斗韻月一晤。有時發興逞雄奇，似與坡公同旨趣。社中諸子盡詩豪，余乃不文竊攀附。何期盛事剎那間，太息悲歌興薤露。撒手歸去何有鄉，免見河山暗煙霧。」[29]由王詩所記，趙元禮主持冷楓詩社期間，每月雅集一次，詩酒唱和甚樂。趙元禮詩學上推重蘇軾，此亦引領了詩社詩風。

冷楓詩社的社集活動除詩詞唱酬之外，還有迴文詩、詩鐘等文字之樂。由於身處淪陷區，社課內容「既有風花雪月之作，也有憂國憂民之吟」，如王襄《己卯上元節冷楓詩社同人宴集得座字》詩云：「儒冠已誤身，涉世每摧挫。極目舊河山，怵心悲碎破。」不過詩社的創作只是「新亭對泣之愁，並無痛飲黃龍之快」[30]，他們的吟唱都是悲楚的嗚咽，沒有慷慨的吶喊。如王襄《次韻張異蓀丁丑除夕見贈詩》云：「放眼河山劇可悲，人間非復太平時。私心有恨空填海，束手無言且詠詩。」[31]憂心山河淪喪，而又無可奈何，此可謂淪陷區眾多詩友之心聲。而像楊軼倫《詠冷楓詩社》雲「霜天何必傷秋肅，只向冷楓紅處看」[32]，則又欲跳出悲愁，將淪亡之痛做一超越。

據曹明賢所記，冷楓詩社曾印有《詩作小集》，可惜的是毀於「文革」動亂，未留隻言片語。關於詩社結束時間，曹明賢雲「盧溝橋一聲炮響，詩社即煙消雲散」，此說不確。[33]章用秀、孫玉蓉二位學者將其終結繫於1942年，較為可信，惜不知其所據。

（待續）

[1]《煙沽漁唱》，須社1933年刻本。

[2]袁思亮：《煙沽漁唱序》，《煙沽漁唱》，須社1933年刻本。

[3]陳曾壽：《聽水齋詞序》，陳寶琛《聽水齋詞》，民國刻本。

[4]見周學淵《齊天樂》詞前小序，《夢碧詞刊》第二期。

[5]楊壽柟：《思沖齋駢體文鈔》，《雲在山房類稿》本。

[6]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四號（1941年），第65頁。

[7]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第282頁。

[8]徐沅：《煙沽漁唱序》，《煙沽漁唱》，須社1933年刻本。

[9]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83年，第230～231頁。

[10]郭則沄：《清詞玉屑》卷一二，《詞話叢編·續編》，第2876～2877頁。

[11]李世瑜：《儔社始末》，《今晚報》2007年2月27日副刊。

[12]溥儀：《我的前半生》，第155、156頁。

[13]如1925年7月，故宮工作人員在養心殿發現了一批密謀復辟的書信，這些書信中就記載了金梁、康有為等人為了復辟而串聯各地軍閥的活動。見《故宮往事：1925年開放首日人滿為患擠斷欄杆》，《北京日報》2012年3月27日。

[14]李世瑜：《儔社始末》，《今晚報》2007年2月27日副刊。又《天津五大道名人軼事》之《金梁退隱津門著書立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5、156頁。

[15]趙元禮：《藏齋詩話》，張寅彭編《民國詩話叢編》（二），第279頁。

[16]徐兆光：《滄近居記》，《水香洲酬唱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

[17]張鎰：《水香洲小記》，《水香洲酬唱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

[18]趙元禮：《雪頦集》，1936年鉛印本。

[19]郭則沄：《水香洲記》，《水香洲酬唱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

[20]陳實銘：《水香洲序》，《水香洲酬唱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

[21]李世瑜：《儔社始末》，《今晚報》2007年2月27日副刊。

[22]章用秀：《天津地域與津沽文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

[23]孫玉蓉：《天津文學的歷史足跡》，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24]謝草：《四十年代的天津夢碧詞社》，天津市文史館編《天津文史叢刊》第七期（1987年），第148頁。

[25]陳友苓：《回憶沽上詩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三十二輯），第196頁。

[26]曹明賢：《天津的冷楓詩社》，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津沽舊事》，中華書局，2005年，第67頁。

[27]謝草：《四十年代的天津夢碧詞社》，天津市文史館編《天津文史叢刊》第七期（1987年），第148頁。

[28]陳友苓：《回憶沽上詩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三十二輯），第196頁。

[29]王巨儒：《王襄年譜》（續二），天津市文史館編《天津文史叢刊》第八期（1988年），第186頁。

[30]曹明賢：《天津的冷楓詩社》，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津沽舊事》，第67頁。

[31]王巨儒：《王襄年譜》（續二），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天津文史叢刊》第八期（1987年），第183頁。

[32]章用秀：《天津地域與津沽文學》，第168頁。

[33]曹明賢：《天津的冷楓詩社》，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津沽舊事》，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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