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義務教育是空話，素質教育簡直就是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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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端木異

不久前，衡水中學被浙江教育部門主事官員叫板，引來社會不少關注。雙方各有其支持者，各持「超級中學是寒門弟子出路」和「素質教育」大旗，互相攻伐，好不熱鬧。但是，雙方似乎忘記了，各自標榜的「超級中學」和「素質教育」，本來就是同一種缺乏公正性的教育資源分配方式所衍生出的果實，只是因為各地的經濟、人文和社會資源分布不同，才呈現出各自的面目。如果說，要通過在這兩者間擇一而達到初、中等教育的公平合理，那無異於緣木求魚。

▍1、 「超級中學」的歷史源頭和發展

要考察「超級中學」的產生，有兩個關鍵詞是繞不過去的：一是肇始於建國後的「重點學校」制度，為這一切埋下了種子；二是始於新世紀初，堪稱中國農村義務教育史上最重大的變革，「撤點並校」政策的推波助瀾。這裡討論的「超級中學」，並不包括民辦，而更多的指的是在重點中學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公辦學校。

重點中學這一制度起源於上個世紀建國之後的「重點學校」制度。思路上，則可以追溯到40年代中共在延安時期的「中心校」制度——將最好的學校確定為「中心」學校，集中最好的老師和資源在短期內讓教學標準化、正規化。畢竟當年剛建國，全面徹底普及教育太困難，人才也非常短缺，因此國家不得精選出優秀的學生，集中稀缺有限的教育資源，在指定的少數領域來進行重點培育，試圖在短期內快速培養出一批工業化人才。1953年，教育部在毛澤東「辦重點中學」的指示下，確立了一共194所中學，佔據全國中學的4.4%（《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49-1982》，1984年，P168）。這一制度，是五十年代搞計劃經濟、國家分配資源的特殊產物。

當時篩選的思路很簡單，就是考試升學率。中學一共被劃分三類，第一類有7成到9成畢業生能考入高校，第二類有15%-30%能考入高校，第三類和高校無緣。升學率最高的就是重點中學，無論師資配備、基礎設備、經費來源，還是學生質量，都人為地向它們傾斜。

但這種精英教育並沒有維持很久。大約在1958年後，強調階級鬥爭和看家庭成分和出身的教育方針開始佔據主流，並一直貫穿了建國後的前三十年。這也許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大眾教育」，但卻強行限制、劃分和剝奪「反動分子」子女的正當受教育權利，才換取了工農子弟大量進入精英大學的局面。取消考試和分數的篩選制度，改成了靠政治身份的篩選，1970年進入北大的500多名新生中，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女佔據了87%。然而，這些強行被塞進北京大學的貧下中農大學生，很多人最後都無法完成學習任務，達不到教學的基本要求，幾乎成為了一場時代鬧劇（應星，2015）。因而被後來的學者稱為是「教育平等的烏托邦」（楊東平，2008）。

文革結束後，1977年恢復高考之際，鄧小平重新提出了要為了現代化建設恢復「重點學校」，重拾文革前的精英教育路線。次年，教育部就確立了4000多所包括黃岡中學、衡水中學在內的首批重點中學。按照1980年《教育部關於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指出的，「如果平均使用力量，所有中學齊頭並進提高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此，必須首先集中力量辦好一批條件較好的重點中學。」對當時的普通人來說，「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擺脫了文革後的出身論評判標準，這種應試標準尤其意義非凡。這在當時是有合理性的。

在較遠離大城市的三四線小城市和農村，或者經濟較不發達的地區，縣一級的重點中學，尤其成為了農村和鄉鎮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最重要途徑。這一似乎更公平的方式，也是今天很多論者捍衛經濟落後地區「超級中學」存在的思路。而這次遭浙江省教育廳叫板的河北衡水中學分校，也位於浙江平湖——屬於嘉興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地理上靠近上海，但在教育資源上，卻十足是弱勢群體。事實上，平湖引進「超級中學」的動機一目了然：浙江人口密度大、經濟條件好，但教育資源集中在省城或地級市，平湖只能自力更生。其中苦楚，恐怕是省城裡眼望著連成片的重點中學的教育廳官員們難以理解的。

衡水中學平湖學校

重點學校這一制度最初被設計出來，原本是希望能發揮領頭羊作用——如1982年教育部文件中對「重點」和「一般」中學的關係劃分那樣聲稱的，「重點學校應發揮示範作用，主動幫助非重點學校」，國家集中了最優質的資源和力量造就的重點中學，本應由點及面，以相對先進的教育經驗，帶動普通中學特別是落後的農村教育。

諷刺的是，政策的重心始終是對「重點」的保證，而非對「一般」的「兼顧」（李中清等，2011）。這些重點中學，不但沒起到示範和帶動作用，反而壟斷了優質的教育資源，收割最頂尖的學生和優秀的教師，變成了排斥、擠壓普通中學的抽血怪獸。它們享受著來自政府給予的遠優於普通中學的政策，而且以向精英大學輸入更多畢業生為任務，往往壟斷了某一地區大學的升學名額。

在90年代市場改革後，計劃經濟時代的「重點學校」制度早已經失去了合理性。中小學被劃分出重點和非重點後，各級重點學校都享受優待和照顧，已經和如今國家致力的中小學教育推廣和普及目標發生了偏差——有重點中學，就有薄弱中學，在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貧困地區，一家獨大的「超級中學」往往加劇了這種不公。

由於重點中學制度明顯違反了教育公正原則，在九十年代被廢除，但其實從未消失。除了文革時期，這一制度始終以不同形式存在和發展：比如改換名目成了「國家示範性高中」「星級學校」「實驗學校」，或者用著國家的資源開「假民辦」中學。黃岡中學、衡水中學和毛坦廠中學，分別在1993年、1998年和1999年完成了這樣的轉換。它的發展思路仍然延續了五十年代的那一套，一直都在地方政府「重點保證、優勢扶持」的政策取向中繼續壯大。

為什麼呢？這和掌握教育資源分配的地方政府有關。早在1958年，為了加快基礎教育的普及，國家下放了部分教育權給地方，各級學校的設定和發展，無論普通中小學、職業中學、公辦或者民辦，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決定（《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P91-92）。換句話來說，教育資源的分配權，部分進入了地方政府的手中。

官員往往是「超級中學」的擁護者和推動者。為了確保2000年以前衡水中學率先進入示範類高中的行列（繼續保持在重點中學之中），在當年衡水市財政收入不到2個億的情況下，市委書記提出96年-98年，分三年撥款1200萬給衡水中學（田漢族、王東等，2016） 。「超級中學」關係到地方政府的形象，而升學率的高低，和校領導以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政績也密切相關，因此成為官員在進行教育投資時的優先考慮對象和追求的目標。

製造「超級中學」，既能夠保證教育政策得到滿意的實施效果——也就是升學率，也符合地方政府「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辦學效率」的利益觀念，「上下同好，其必甚焉」。 「超級中學」固然在製造著種種問題，但它的好處一目了然：這些學校的存在，使得所在地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精英家庭，能夠有更多的幾率把子女送入大學；而這些精英家庭往往也掌握了當地的話語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超級中學」所在地的社會有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了「超級中學」的一部分。君不見，每當「超級中學」入學考試、放榜等日子，可以說，方圓數百里之內，完全是圍繞著「超級中學」來運轉的。

▍2、「超級中學」的孿生兄弟：「重點中學」

但是，「超級中學」並不是一種單獨存在的現象。在經濟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特別是東南沿海及京滬，存在著數量不少的重點中學，它們在學生數量、平均班級規模上比不上「超級中學」，但在「升學」這個初、中等教育的核心任務上，比「超級中學」有過之無不及。

梁晨、李中清在《無聲的革命》一書中以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1949年到1999年的學籍卡檔案和數據為例，證明了這兩所學校的新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重點中學，而且具有非常明顯的地方性特點——精英大學所在地最好的重點中學，往往成為向精英大學輸送學生最多的中學，很容易形成「超級中學」。進入北大最多的中學前十名都位於北京，北京以外前十名也的中學也都分布於周邊的天津和東北。進入蘇州大學人數最多的前十名中學，甚至有七名屬於蘇州地區，前四所就位於蘇州的市區。

曾經在南京外國語學校任教過的李習凡老師發現，自己學校雖然面向全市小學招生，但是將近七成來自於市中心兩大區（鼓樓區和玄武區）。北京大學在北京地區的中學生源主要集中在「城八區」，其中中學名校密集的海淀區和西城區佔據北大在北京生源的60%（李中清等）。而2005年對北京市教育最發達的海淀區的調查中，72.2%的農村小學、62.5%的農村初中，和所有的農村完全中學，全部都屬於薄弱學校。哪怕是城鎮，也有24.1%的小學、18.2%的初中、50%的高中和27%的完全中學，屬於薄弱學校。（程方平，《北京市海淀區基礎教育均衡狀況調查》，出自「教育藍皮書」，2006年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高舉著「素質教育」口號的重點中學們，它們核心競爭力的來源是比「超級中學」更加高密度的優秀教師，還有「小升初」等考試背後家長們更加高密度的資源投入。以江蘇省會南京升學率首屈一指的南京外國語學校為例，該校除英語專業外，還設有法、德、日語，也有以參加英聯邦國家升學考試GCE A-Level為目的的班級，這些恐怕是以上百人教室大班授課的「超級中學」學生們想都不敢想的。從結果上說，2015年該校高三482名學生中保送166人，出國295人，最終21名學生參加高考全部達本，一本率100%，也就是說，95%的學生根本不用去擠高考這根獨木橋。這種結果，「超級中學」的學生們也是難以企及的。怪不得，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教育官員們有膽氣說：（「超級中學」）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後的。

南京外國語學校2007年-2010年中學畢業生去向簡況

南京外國語學校2007年-2010年中學畢業生深造途徑

南京外國語學校高三學生保送流程圖（以上三圖均出自李習凡《重點中學精英式再生產機制的研究》）

但是，「超級中學」和南京外國語學校這種重點中學之間的差距，真的這麼大嗎？

從規模來說，「超級中學」們無疑要比南京外國語學校們大上十幾、二十倍，但這背後隱藏的事實是，「超級中學」所在的地區經濟、人文條件均比不上大城市裡的重點中學，即使是窮周圍數個縣市之力，在吸引師資等方面，「超級中學」還是比不上南京外國語學校這樣的重點中學。而單單在南京一地，就有南京外國語學校、金陵中學、南師附中等數所重點中學，其中任何一所的高考升學率都不在「超級中學」之下。從這點來說，以「應試教育」遭人詬病的「超級中學」們，和 倡導「素質教育」的大城市重點中學們，一樣是不折不扣地升學導向學校。

如果說，把學校作為一個工廠，投入的是生源、教師、家長的經濟社會條件等等，那麼，「超級中學」與「素質教育」的差別就是：「超級中學」因為所在地本身資源的貧瘠，一旦「超級中學」把周邊各種教育資源吸食殆盡，就呈現出「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景象，使得「超級中學」和周邊教育質量低下的學校立成對比；相反，「素質教育」的重點中學們所在地區的教育資源較為綿密，可以在一城或一省內供給幾十上百個重點中學，使得學生在比「超級中學」優越得多的條件下學習，甚至不需要再在課堂外投入太多時間，就能輕鬆取得與「超級中學」學生類似或更好的升學率。以江蘇為例，除了南京外，江蘇的南菁中學、蘇州中學、天一中學、揚州中學等等，都是在追求升學率上比起「超級中學」們有過之無不及的學校。

不過，重點中學扎堆，並不代表總體性的升學水平一定很高。以南京鼓樓區為例（金陵中學、南師附中等學校所在地），2014年一本錄取率也只在1/4上下，而整個江蘇省也就是10%左右（註：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因為省考試院不具體分一本二本來進行統計，有些學校在不同省份有時是一本有時是二本，也是不便於統計的原因之一）。

因此，南京外國語學校們並不是不吸食過量的教育資源，而是所在地教育資源可以供給大大小小不同的重點中學們存活，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把所有資源收歸己用，才不會出現「超級中學」這種一枝獨秀的狀態。但正如前面李習凡、程方平發現的那樣，在教育資源充沛的大城市，「素質教育」的重點中學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燈下黑」的非重點學校、農村學校也是教育資源過度集中的受害者。

▍3、 「素質教育」，「應試教育」還是「公平教育」？

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這是個偽問題。

要想獲得更好的職業，就必須進入更好的大學；要想進入精英大學享受優質的教育，就必須有較好的應試成績，而應試成績——不管是保送、A-LEVEL還是高考——則主要取決於中學教育的質量。但現實的狀況是，高質量的教育資源集中在了「超級中學」和重點中學，那麼，進入「超級中學」、重點中學就成為考上好大學必須把握的關鍵。在這一套邏輯的層層遞進下，以應試作為篩選方式，這是所謂「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共通之處。

「素質教育」實際上是一個人造的中國特色概念（從它蹩腳的英文翻譯Quality Education一詞就可以發現），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剛開始產生時就一直存在著爭議——無論是科學層面還是政策層面。它沒有明確規範的政策評估手段，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沒有因此對教育體制有任何重大的調整，或者設置相應的指導諮詢部門。它被作為「應試教育」的對立面，變成了一個大簍子，一個教育理想的烏托邦，什麼好詞都往裡面扔。沒有人能說得清何謂「素質」（各種說法都有，大約能找到超過40多種定義），它的內涵精神有一點像英文的liberal education （博雅教育、通識教育），但這個詞往往是針對高等教育，而素質教育針對的則是基礎教育，完全不一樣。

「素質教育」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定義可疑，因此才會在實操中被一點點扭曲為才藝、體能或競賽教育，所謂的「素質教育」，在高考的標尺中，也仍然是以證書、比賽成績轉換為分數「硬通貨」的應試教育。這就是俗說的「當面轟轟烈烈喊素質教育，背後老老實實搞應試教育」。

「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事實上是教育資源投入的密度之爭。投入教育資源更密集的「素質教育」，它根本不屑把自己和那個需要學生大幅度投入時間乃至身心健康的「超級中學」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比較。從這點來說，「超級中學」確實要比「素質教育」的重點中學要公平一些，至少，它在某種範圍內以大剌剌的姿態明攤出應試這張牌，而不是將教育資源不成比例的投放美其名曰「素質教育」。

但是，在「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爭論中，教育的公平問題被付諸厥如了。事實上，重點中學，尤其是地方性名校，已經成為了整個社會階層能否流動的關鍵。「重點中學在一個地區內部的數量、分布和開放程度，將直接決定整個地區人口獲取精英教育的水平和走向。」（梁晨、李中清，2011）全國每年只有極為少數的中學可以有幸為北大清華等國家級精英大學提供新生的來源。李中清等學者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到，50年代北京大學每年學生來自四五百個中學，大約佔當時中學總量1/3 甚至1/2；而恢復高考後，除非你在精英中學，否則普通中學和完全中學裡，只有8%左右的學生能進入北大。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後30年來，重點中學裡高中生的家庭背景已經變化很大了。工人子女的比例從30年前的37.3%急劇下降為2008年的3.3%，父母是政府和企業管理者的學生數量從則一直遞增，企業管理者背景的子女取代工人階層子女，從1978年的7.8%躍居43%（李習凡，2011）。

貧寒子弟在這樣的重點中學裡，能有多少位置呢？事實非常的殘酷。優質的中學主要被布局在市區，精英學校里的學生來源，也往往集中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學者楊東平早在05年前後對10個城市40所普通高中學生的問卷調查分析發現，重點中學裡集中了更多的城市中上階層的學生，而農村和低階層的學生則聚集在非重點中學裡。

免費的「義務教育」正在慢慢變成了一句空話——窮人家的孩子在這樣的等級分配中，常常只能接受「免費」但是最為糟糕低劣的教育，他們還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就已經先輸掉了未來，這樣的義務教育，又有什麼意義？「擇校熱」和「擇校費」早在義務教育階段就產生了，這種擇校行為並不是家長們的訴求，而是「重點」和「非重點」之間的巨大差距倒逼出來的（楊東平，2005）。

重點學校制度的產生，本質上是按照計劃經濟時代的分配體制來人為進行教育資源分配，這一分配最終造成了結構性的傾斜和不公，即使早已經失去了政策的合理性，卻由於制度的慣性和各種利益的牽扯而仍然存在。很多人在討論衡水等超級中學模式時，似乎都默認為中學特別是高中，才是產生分流的節點。實際上在重點中學制度下，這一趨勢早就蔓延到了小學和幼兒園。窮人家的孩子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早就在小升初的時候已經產生了第一批分流。

一旦劃分好了重點和非重點，哪怕這已經是一個完成了歷史使命、失去了政策合理性的制度劃分，也很難停止和改變，最後反而造成了嚴重的教育不公和階層固化。

▍4、結語

公立學校本應是國家提供給大眾最基礎教育的地方，強調的首先應該是公平和均衡，而不是績效（只抓最頂尖的那批學生）。對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的批評，似乎被錯誤理解為一種對軍事化管理下「應試教育」模式的抨擊，有論者認為這種「超級中學」應試模式，雖然看似嚴酷，卻是維持底層學生通過教育向上流動的不多的公平而有效的手段。我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誤會。

在我國的整個初級、中級教育中，以「素質教育」為表象的大城市重點學校，以及以「應試教育」為口號的「超級中學」，都是公立教育體制內的資源吸食者。正是由於一些地方教育出於部門乃至小集團利益考量，使得國家教育資源的投入在公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之間，在學生之間有幾十上百倍的差距，使得教育的公平性蕩然無存。

「超級中學」和重點學校的產生，說到底，是政策干預人為造成的。曾經是「鯉魚躍龍門」「讀書改變命運」，如今是「寒門難出貴子」。而這些重點學校，也和種種既得利益團體相互糾纏不清，包括子女優先進入重點學校、享用優質的教學資源，等等，甚至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手段，帶動重點中學學區地段的房價上漲。

因此，批評「超級中學」搞應試教育，以及衡水、毛坦廠中學這種非發達地區的「超級中學」，是完全偏離了真正的問題關鍵的。問題從來就不在於對應試教育的表層爭議上——這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應試（高考）標準的相對公平性，究竟能夠抵抗得住公立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分布多久，我們的社會，又將如何回應這種不公平呢？

（本文原標題：《「超級中學」和「素質教育」之爭背後的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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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異|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人文社科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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